内战结束到19世纪末这段时间堪称美国报人的流金时代，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改革，染指政治，洋溢着强烈的自主精神。1899年，赫斯特与美西战争马尼拉湾战役的英雄乔治·杜威(George Dewey)上将一同乘船进入纽约港时，他对杜威说：“将军，你的国家感谢你。当我说我们将以任何荣誉或者你想得到的职位(包括总统职位)给你时，我是代表全体美国人说话”（转引自Murray，1992：44）。自诩为全体美国人的代表，口气可谓不小，而这个时代的报人确实是这样看待自己的。贝内特自称将是堪与莎士比亚、司格特、弥尔顿和拜伦比肩的“报纸天才”（Bleyer，1927：91）。鲍勒斯认为报纸可与宗教媲美，“……报纸的伟大使命也许尚未被真正领会。它是，或将是，历史的伟大传教士，它赋予社会以活力，它是世界伟大的改革者、监督者，它表达公共思想和观点，为人类精神输送新鲜血液。它是专制的强敌，是自由的利器，它注定要超过任何其他机构，将世界敌对的国家融合在一起，这长久以来就是基督教和博爱之士的理想”（Bleyer，1927：257）。普利策甚至认为报纸比总统更有力量，“《世界报》应该比总统更有力量。
总统受他的政党和政治形势的束缚，而且只有四年的任期；而报纸却年复一年地生存下去，可以绝对自由地发表真理，实实在在地为公众的利益服务”（斯旺伯格，1989：379）。在精神世界里，堪比宗教，在世俗世界里，堪比总统，报纸的确称得上是无冕之王了。在戈德金退休之际，哈佛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相继致信表示其领导下的《民族》周报和《晚邮报》对他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黎奥特（Charles Eliot）称《民族》周报对其观点和行为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达40年之久，并且他也相信成千上万的有教养的人也同样深受影响；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说：“30年来，只有几期《民族》周报我没有读过，长期以来我始终阅读它是因为它在知识和政治上给我以启示”，甚至连西尔曼（Gilman）总统也声称他个人非常赞同戈德金“对当前复杂政治的指导意见”（Bleyer，1927：289）。
当然，他们与政党时期的报人还是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不再把报纸当作纯粹的政治工具，而是将给公众提供新闻看作是报纸的首要职责，赢利也是报纸的重要目的。就像埃默里察觉到的，“沉迷于政治的雷蒙德主张他的报纸采取一种消除了党派偏见的客观立场”，但埃默里只是将此简单地归因于仿佛雷蒙德“这个人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这未免有点隔靴搔痒，与其说是因为雷蒙德的双重性格，倒不如说是对报纸角色认知的新变化使然。《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的创办者梅尔维尔·斯通（Melville Stone）将一份报纸的主要职责总结为三条：一是刊登新闻，其次是引导公众舆论，再次是提供娱乐（埃默里等，2004：210），这种自身角色认知已经相当明晰。商业性、公共性以及与政治剪不断的联系使得这时的报纸具有了多重身份，而这多重身份纠葛不会只让报人感到自信和愉快，他们也有无所适从的时候，杰出报人普利策的办报生涯即是鲜活的例证。
(三）普利策的矛盾
1911年，普利策去世，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他逝世的消息并加了评语，这自然包括其老对手《世界报》，欧洲各国首都的报纸也报道了这一事件。竞争对手赫斯特给予普利策以崇高评价：“一位美国和国际新闻界的杰出人物已经去世；在国家的生活中和世界的活动中的一支强大的民主力量已经消失；一种代表民众权利和人类进步而一贯行使的强大权力已告结束。约瑟夫·普利策已经与世长辞了”（转引自斯旺伯格，1989：418）。
在遗嘱中，普利策为创办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再次捐献100万美元，连同1892年的100万美元，他对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的贡献很大。他还要求成立一个25万美元的基金会，作为优秀的新闻、历史、音乐和戏剧作品的奖金和年度奖，这就是日后成为美国新闻最高奖的、声名远扬的普利策新闻奖。然而，人们对这位赢得了生前身后名的杰出报人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的。
人们似乎更乐于谈论他性格的矛盾性，但其实，他办报行为的矛盾性不仅源于他的性格，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理解报纸的两重性：他知道提高发行量，吸引读者注意力是报纸获得独立地位，实践其公共性的前提，“如果一家报纸真是为公众服务，它的发行量一定会很大。因为第一，它的新闻和评论必须吸引广大民众；第二，因为发行量意味着广告，广告意味着金钱，金钱意味着独立。如果我当场发现《世界报》有人由于我们的某个广告客户的反对而不登新闻的话，我会立即解雇他；我不管他是谁……”。作为一个出色报人，他由衷地感叹：“新闻事业的一条最难之处就是既要保持消息的生命力，又要使其受到精确和良心的约束而不是随心所欲”（斯旺伯格，1989：403、303）。
他在报纸经营方面屡出奇招。他首创按照报纸实际的发行量来确定广告价格，并且广告价格有固定基价；同时废除了广告稿不准有插图和跨栏的限制。这在19世纪80年代是个打破传统的创举，彼时编辑们认为广告会侵占版面，会侵害报纸的传统，大幅广告会损害小广告的利益。在报纸竞争不如纽约激烈的城市，报纸广告政策的发展则明显迟缓，《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1898年之后才摈弃了这一传统。但是普利策又明确表示他的兴趣一直在社论版，他曾在某种场合说过“任何时候，我在经营办公室待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一个小时”（Bleyer，1927：332）。1884年，当星期日刊发行突破10万份时，《世界报》的社论自称：“我们可以负责地宣称，我们相信《世界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是由于正确的原则而非新闻的特质和报纸的价格”（Bleyer，1927：332－333）。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符合实际，但普利策对《世界报》的殷切期望却十分真切。1889年，普利策为《世界报》大楼奠基发来的电报表达了他对其一生所系之职业的所有期望（转引自Bleyer，1927：334－335）：
上帝赐福，这座建筑将成为一份永不满足提供新闻的报纸的家，它将永远与谬误斗争，永远独立，永远追求启蒙和进步，永远恪守真正的民主理念，永远激励自己充满道德力量，永远为成为最好的公共机构而努力。
上帝赐福，《世界报》将永远为最高理想而奋斗，不仅是每日的学校还是每日的论坛，是正义的机构，震慑犯罪、援助教育，倡导真正的美国新闻业。
让我们铭记这一恢弘的建筑是属于公众的；它的建筑风格也是公众喜欢的；它的道德基石是对自由和正义的热爱；而这正来源于人民，代表了公众对其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认可。
这样发自肺腑的崇高期望显然不会只是为了取悦公众，获得商业成功那么简单，普利策确实将报纸作为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是心之所系。在一个时人认为大学培养新闻记者就如同大学培养商人或船长那样，实属奇闻怪谈的时代，他致力于将“新闻事业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希望新闻工作者不再被视为匠人或技术工人，“他需要的不是一所单纯的新闻学院，而是希望提高新闻工作者的思想、责任感和地位。使他们与律师和医生平起平坐，甚至在他们之上”（斯旺伯格，1989：303）。
普利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扒粪传统的先驱，他的报纸致力于揭露特大城市中政治机制的种种腐败及大企业的垄断行为，他的新闻版和社论版紧密配合，凡在新闻版报道的改良运动的事件，言论版都给予评论。后来调查性报道惯常使用的那套采访手法——派遣记者隐匿身份潜入采访禁地进行报道，也是由《世界报》推广的。欧文即认为“普利策展现了以新闻争取大众福祉的方式”，他认为普利策的创新之处在于“在邪恶之事尚未引起公众注意之前，就有系统地从事揭发的行动，普利策无疑是第一人”（Roshco，1994：58）。普利策就巴拿马运河事件和罗斯福总统持续叫板，直接诘问：“谁拿走了那笔钱？”，并且《世界报》发表社论，表示即使是罗斯福先生，也不能使《世界报》沉默不语，而“为了让美国人民了解全部事实真相，美国国会应该对巴拿马交易的始末进行彻底的调查”，虽然《世界报》的主人可能有囹圄之灾，“但是，就是坐牢，《世界报》将仍然是一名无所畏惧、言论自由的斗士，一家自由的报纸，一位自由的公民”（斯旺伯格，1989：358）。由此可见，日后享誉盛名的“水门事件”并不是《华盛顿邮报》的首创，它只是新闻业公共精神的彰显和延续。
维护报纸的公共性一直是普利策的理想。他教导《世界报》的编辑：“要始终传达真理，要始终站在文明和道德一边，要铭记准确的情感是强有力的写作的利器，并且，公共性、公共性、公共性是公共生活的最有道德的因素和力量”（Bleyer，1926：349）。在遗嘱中他还殷殷告诫自己的子孙：“我特别叮嘱我的儿子和子孙后代有义务保护和完善《世界报》，还有义务使它永存下去。我为它的生存和发行献出了我的健康和精力，本着同样的精神，我竭尽全力创办报纸，并把它当作公共机构，因此它的宗旨是为大众服务，而不只是为了获得利润……”（转引自斯旺伯格，1989：419）。
但是，普利策的行为方式和其新闻事业中存在的矛盾亦是十分突出。他明智的社论和煽情的新闻的背离与对比，令人印象深刻。他的新闻都是这样的一些刺激性内容：“圣路易斯的显赫人物”、“爱上了厨子”、“牧师图德先生酗洒吗？”（Bleyer，1926：219），在新闻报道中，经常可以看到普利策的报纸充满夸大之词、不实之言以及捉弄人的笑话。《民族》周报即称：新式新闻事业的内容就是“直接告诉读者其生活主要就是强奸、自杀、谋杀、通奸、打斗、诈骗、造假、私奔、弑亲和牧师的堕落”（Sumpter，2002：65）。1895年，对于美国试图干涉委内瑞拉与英国的事务，以及英美关于阿拉斯加水域皮毛海豹问题的争端，普利策都反对诉诸武力。但是，在美西战争期间，为了和赫斯特竞争，他抛弃了自己的反战立场，对诉诸战争煽风点火，而纽约的其他著名报纸却表现得相当克制，《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和《纽约晚邮报》都明智地反对任何战争宣传，提出在美国海军调查委员会对“缅因号”战舰事故的调查结果公布以前要忍耐。普利策的最后一任秘书艾尔兰在接受面试时，曾大胆承认他早期居住在纽约时，只看《世界报》的社论版，从来不看新闻版，因为他认为新闻版刊登的都是犯罪和灾难性新闻，他还朗读了从《生活》杂志上剪下的一篇关于纽约各报特点的评论文章，其中描写《世界报》的一段是这样的（转引自斯旺伯格，1989：401）：
这份报纸具有双重性，
既爱国圣洁又无耻卑鄙；
论事实，不符办报原则，
而它的社论版却无与伦比。
这里是明智的劝告，而那里是荒诞无稽，
第一版是良言，而第六版是恶语，
保守与冒进同施，
《世界报》给予读者忠告和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