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报纸在建国初期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美国最初并无政党。1787年制宪会议召开前后，美国的政治派别发展演变为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联邦党人以约翰·亚当斯和汉密尔顿为领袖，支持者多为北方城市商业集团，主张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反联邦党人以杰斐逊、塞缪尔·亚当斯、约翰·汉考克和帕特里克·亨利等人为领袖，得到南方的种植园主及边疆地区小农的支持，主张地方分权，限制国家政府的权力。虽然这两个政治派别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冠以政党的称谓，但两派还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因为两派都缺乏正式的组织和明确的政治纲领，而且在宪法批准和1788年联邦政府正式建立之后，两派的矛盾基本解决。
美国的政党产生于联邦政府建立之后。而值得注意的是，杰斐逊、汉密尔顿、华盛顿、麦迪逊等诸多开国元勋对于党派政治一直很反感。1787年这些人在起草《合众国宪法》时，没有预设政党在政府管理制度中的作用。实际上，他们通过三权分立，制约与平衡，联邦主义以及选举人团间接选举总统等各项宪法规定，力图将政党及政治派别排除在新生的共和国之外（毕比，2004：46）。汉密尔顿早在制宪会议时便对政党派别表示反感，他将州本身看成是政治派别的一种。在他看来，只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阻挡派别的形成，防范其对权力的篡夺，维护社会稳定。基于此，汉密尔顿希望通过宪政机制限制党派的发生和发展。虽然他后来成为“联邦党人”的领军人物，但在他心目中，“联邦党人”并非一个党派，而是代表了拥护正确的宪政方针的爱国主义者。与汉密尔顿相比，杰斐逊对政党的厌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有一个著名的表述：如果不与党派在一起便不能升入天堂，那我宁可不去天堂（转引自莫里森等，1980：376）。杰斐逊相信公众利益高于一切，从而认为党派是对人民自由权利的侵犯。而并无党派背景的两任总统华盛顿在离职的告别演讲中更是告诫国人：“我已经提醒你们，在美国存在着党派分立的危险，并特别提到按地域差别来分立党派的危险。现在让我从更全面的角度，以最严肃的态度概略地告诫你们警惕党派思想的恶劣影响。不幸的是，这种思想与我们的本性是不可分割的。并扎根于人类脑海里最强烈的欲望之中。它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于所有政府机构里，尽管多少受到抑制、控制或约束。但那些常见的党派思想的形式，往往是最令人讨厌的，并且确实是政府最危险的敌人……”（艾捷尔，2000：367）。
然而，美国的政党还是在反对党派的精神氛围中诞生了。从第一届国会开始，围绕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在国会里形成了支持与反对的两个稳定的投票集团，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两党起初是就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发生争论，而后争论的内容从财政政策扩展到外交政策以及政权建设等各方面，最后发展到争夺总统职位。到华盛顿第二届政府时，两党的分歧加重，争斗更趋激烈，“不管所讨论的是外交还是内政，是战争还是和平，是航运还是商业，对立观点的磁力作用总是使他们像南、北极一样彼此分歧”（莫里森等，1980：389）。两党不仅在国会里辩论，而且在报纸上论战。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作为两党领袖，都认识到报纸不再仅仅是印刷商的业务，有能力的编辑对于强有力地支持政党政策是至关重要的，报纸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完全依赖于讨论政治经济问题的自愿投稿了（Bleyer，1927：105）。这是办报观念的一个重大转变，报纸不再是纯粹的赢利工具，它还可以成为宣传工具，它可以仅为宣传的目的而存在。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终于使得报纸在政党和政治制度中要有所作为了，这也成为报纸“新的存在理由”（Mott，1962：113）。政党报纸的目的不是为了赢利，它们基本都赔钱，贝奇8年办报累计亏损达14700美元（Mott，1962：128），芬诺的《美国公报》一开始就宣布不登广告，后来因为财政吃紧，他不得不请求汉密尔顿施以援手。
汉密尔顿对4份报纸进行过财政支持：《美国公报》、《箭猪公报》、《女神报》以及《纽约晚邮报》。在《晚邮报》创办之前，汉密尔顿提出组建一个广泛的联邦党人协会，在8年内每人每年捐款5元以备党派宣传之用。他也是该报社论的指导人，《晚邮报》编辑科尔曼曾经讲述过汉密尔顿是如何帮助他完成社论的：“只要有什么我想知道的信息，我就向他请教，有时会写一封短笺。他会指定一个时间，通常是在深夜。总是会有人向他详细报告有关的政治事件。我一见到他，他就开始详细阐述该问题，我就会开始速记；等他讲完了，我的文章也完成了”（Bleyer，1927：134）。全国各地的联邦党人主编会纷纷转载这些社论，从而显著地扩大了该党的影响。科尔曼曾经宣称要“自由平等地向所有的党派开放”，其目标是要避免“个人仇恨、低级的挖苦和编辑印刷商之间的口诛笔伐”（Bleyer，1927：134），但他是无法与整个时代的新闻氛围来抗衡的。他很快就发现这样同民主党编辑们作战太困难了，他也开始攻击对手：“杜恩（Duane）与齐泰姆（Cheetham）二君，被钱收买的扯谎者，你们颠倒黑白，而真理终将颠覆你们”（Mott，1962：184）。他还转载有人捏造的关于华盛顿总统私生活的丑闻，将其对手主编称为“邪恶的小人”和“黑心邪恶的诽谤者”（Mott，1962：185）。
杰斐逊与汉密尔顿利用报纸发动的激烈论争甚至引起了华盛顿总统的注意，总统曾经试图力促他们二人和解。但杰斐逊为自己辩解道：“我从未以自己或其他名义，直接或间接，撰写、口授，或促使别人写过任何一句感情用事的话，刊登在他的或任何其他报纸上，这些报纸既不标明我的名字，也不标明我的机关的名字”（转引自希纳尔，1987：243）。虽然，在法律上可能确实如此，但在事实上，杰斐逊远没有这么无辜。1791年5月15日，杰斐逊写信给托马斯·曼·伦道夫，对费城两家大报表示不满，并说：“我们一直在设法创办另一个周刊或半周刊，它不登广告，这样使它能发行各州，成为传播消息的真正媒介。我们一度曾希望劝说弗里诺在这儿办报，但未果，在此期间，贝奇的报纸有所改进，该报的主旨一向是共和主义的”（希纳尔，1987：237）。弗里诺（Freneau）最终来到费城，1791年8月16日他被任命为外文秘书。杰斐逊对弗里诺的报纸十分重视，除了由他的部门支付微薄的薪金外，他还应允该编辑可以“阅读我所有的关于外国情报的信件和所有的外国报纸；我部门中所有已发表的宣言和其他公告以及复制的法律”（坎宁安，1991：164）。杰斐逊和麦迪逊二人都积极地为弗里诺的报纸征求订户，特别是在弗吉尼亚，因为他们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看到出版的报纸能在全国发行。他曾写信告诉他的朋友们，这是美国所出版过的最好的报纸。然而，一张全国发行的报纸还不是杰斐逊们的唯一目标，他们还希望这张报纸能够“起到传达自由党思想主张的作用”，来抵消芬诺的《美国公报》的影响。杰斐逊认为《美国公报》是一张“纯粹的托利党的报纸，散布君主政体、贵族统治的理论，并排斥民众的势力，我们应当建立一个没有广告的周报或半周报，在全国传播辉格党的理论”（Bleyer，1927：109），他希望弗里诺“能划出一些地方任人去写反对贵族统治和君主政体原则的文章”（坎宁安，1991：164）。他还曾鼓励麦迪逊回应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是个重要人物，以上帝的名义，拿起你的笔给予他必要的回应”（转引自Payne，1920：162）。
政党报纸在宣传两党的政策理论，扩大两党影响方面功不可没。创办于西部新出现的移民定居点的报纸，多是互相敌对的政党报纸，它们分别作为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人的代言人，而使得两大政党的势力范围扩展到全国。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深切地感受到政党报纸对其政党的意义。华盛顿总统曾暗示杰斐逊，他应设法约束一下弗里诺，或者解聘他的翻译职务。但杰斐逊认为弗里诺的报纸“极大地挽救了正向君主政体疾驰的我国宪法”，他认为，“总统没有体察到民主共和党的用意，也没能像他通常那样运用良好的判断力来看待这家自由报刊的努力和效果，也没看到虽然有些不好的东西通过这家报纸公布出去，但是所得的好处却远远超过不足之处”（转引自Payne，1920：166）。的确，正是弗里诺等民主共和党编辑通过报纸大力推介共和政体的理论，而使杰斐逊成为了公众心目中共和主义的捍卫者。
1793年4月22日华盛顿总统刚一发布《中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Neutrality），共和派报纸立即大叫大嚷称“法兰西和自由都被出卖了”，声称总统发布《中立宣言》是违宪行为（弗莱克斯纳，1994：267）。汉密尔顿即于该年6月至7月在《美国公报》上用“帕西菲克斯”的署名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捍卫《中立宣言》，论证总统颁布《中立宣言》的合宪性，同时揭露法国援助美国独立战争的利己动机。民主共和党领袖麦迪逊在8月至9月也以笔名发表文章，论证发布《中立宣言》的权力属于国会。当“杰伊条约”（Jay Treaty）遭到民主共和党人及民众反对时，为了使民众理解和接受条约，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从1795年7月开始，用“卡米勒斯”的笔名陆续在诺亚·韦伯斯特的《女神报》上发表了38篇文章，详细剖析条约中每一条款的利与弊，劝告民众理智地对待条约。可见，对这个新兴国家而言，政党报纸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政党层面。建国伊始，美国面临着为其长治久安而选择一套合理的政治制度的历史课题，而人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保障也要仰仗对诸多政治问题的正确解答。北美人飘洋过海为的是寻找自由和平等，此时的美国人对于政治问题是十分关注的，政党报纸在促使人们了解政府政策制定和国家制度选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20世纪上半叶占据历史研究主导地位的“进步学派”抑汉密尔顿而扬杰斐逊不同，近年来，美国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汉密尔顿与杰斐逊都是建国时代的伟人，都对美国历史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虽然这两位伟人的立场尖锐对立，但结果却是“相反相成”，“优势互补”。路易斯·哈克即对二人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如果美国人相信政治民主化是不可缺少的，就得承认杰斐逊的不朽贡献；如果美国人相信稳定的政治制度和有尊严的政府是必要的，就得承认汉密尔顿的不朽贡献，“两个人的贡献都是巨大的”，“我们都是杰斐逊者，我们都是汉密尔顿者”(转引自司美丽，1999：前言，7)。当时报纸是二人传达其政治见解的主要手段，因此，报纸对这个新兴国家确立与稳定其政治制度而言确实是不可或缺的。美国建国初期政治纷争十分常见，先是革命派与保皇派，再是民主共和派与联邦党人，然后是杰克逊民主党与辉格派。在美国人的政治理念中，政治体制建立的基础是民意已成共识，而政治家们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也早已经意识到争取舆论的支持至关重要，所以此时的报纸编辑们无法做到中立，必然要支持一方而反对另一方。在这个时候，媒介的首要职能不是提供新闻，而是政党的喉舌。报纸成为政党的喉舌为政论模式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因为言论比新闻更易表达鲜明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