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在两岸三地以及美国多次举办了以中国电影研究为名国际学术会议，与会人士包括两岸三地电影研究专家和海外学者。由于当时三地合作的华语电影格局才刚刚起步，各个地方的学者代表仍然主要是将研究的目光锁定在当地电影文化与产业方面。但是，当这些会议的成果被汇集起来，就自然形成一种并列式的（大陆、台湾、香港）话语电影整体研究框架。例如，1990年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召开中国电影研讨会，1994年，洛杉矶加州大学影视与媒体学院尼克.布朗教授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论文集《中国新电影：形式、身份与政治》[3]，对中国电影生产的形式和意义变化进行分析，既考察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保守势力也考察了先锋派力量，揭示了在之前20多年里电影对深层社会变革的评价与影响；1997年，时任教于匹兹堡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的鲁晓鹏教授在1994年匹兹堡大学研讨会的基础上编辑出版论文集《跨国华语电影：身份、国族与性别》，该书追溯了中国民族电影发展的历史，认为身份认同是中国电影形态中的核心问题，男女社会身份和性别差异是有关华语电影的现代性、国民身份和历史话语中的内在部分。他还在论文集的导言中首次提出了“跨国华语电影”这一概念，并认为跨国（区）性是中国电影历史和现状的一个主要性质；郑树森主编的《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是一部从文化批评角度研究华语电影的论文集，汇集了大陆、港台、海外华裔著名学者以及美国学者如詹姆逊等人的精彩论文，从不同角度对当代华语电影中的认同困惑、族群意识、文化寻根、移民生态、对传统和历史的追寻等进行立体的透视，试图发掘电影影像背后深蕴的民族心理文化结构；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张英进教授在《中国民族电影》一书中追问：成为“中国”或“中国的”究竟意味着什么？他认为，在整个二十世纪，这个问题在中国以及所有使用华语的社会引发一场从未停止过的“中国形象”塑造工程，因此，这本有关中国民族电影的著作应该包含三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4]。该书梳理了中国银幕上90多年来有关民族形态、协商与问题化的过程，以历史与比较的视角牵引出两岸三地的平行发展，用批评的分析探讨了整个历史过程中的电影主题/内容与风格/形式变化。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张英进仍然按照台湾对民族的电影化重建、香港地区的电影复兴、中国大陆的电影与民族国家的历史与逻辑顺序来安排文章结构。
其它冠以“华语电影”之名的研究成果还很多，比如北京电影学院杨远婴教授的《华语十导演》，北京大学李道新教授的《中国电影文化史》。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媒体与传播学教授裴开瑞与玛丽.法奎尔在他们合著的文章《从民族电影到电影与国家：对跨国华语电影中国家的重新思考》更为详尽地阐述了电影研究中国家与跨国之间的关系。2000年4月，香港浸会大学举办了名为“2000年与未来：历史、技术与跨国华语影视的将来”的国际电影研讨会，着重强调了电影研究中跨越国界的意义。
比较研究对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电影之间关系进行比较研究，是华语电影研究中一个更为深入和核心的领域。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对三地电影直接进行比较研究，其研究向度既包括对三地电影创作、美学和作品本身的研究，也包括透过三地电影现象对三地政治、文化及其身份关系的研究；二是把针对其中一个地区的研究，置于三地电影、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中展开，如对在香港97回归前后香港电影的研究、香港和台湾的电影和产业关系研究、大陆和台湾电影的美学和文化关系研究等等。
在对两岸三地电影的美学、文化和产业进行直接的比较研究中，一些学者一方面发现三地电影之间存在的各种不同和差异，但他们也关注到华语电影的共同精彩以及华语电影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现象面向世界的可能性。焦雄屏在《世纪末的华丽时代：华语电影四种传统和突破》中将2000年参加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的4部华语电影（李安的《卧虎藏龙》、姜文的《鬼子来了》、杨德昌的《一一》以及王家卫的《花样年华》）置于同一个平台上考察，详细比较大陆、香港、台湾和好莱坞华语电影的不同气质、仔细分析其状态和传统来源。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陈犀禾教授在《大陆、台湾、香港新电影中的“中国经验”》一文中指出：大陆电影、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本出一源，植根于同一文化传统(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和电影传统(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上海电影传统)的历史文化基础，以及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分裂，导致三地走向不同的方向的事实。同时，他还强调，三地电影尽管在1980年前后兴起的“新潮”中呈现出对传统、现代性和政治等问题的不同态度（大陆第五代的“逆文革情结”、香港的本土意识、台湾的本土经验），形成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但“它们共同的、内在的‘中国文化情结’则又使他们共处于同一个大文化现象之下。”[5]这也正是“华语电影”作为一个批评概念和准产业实体再次吸引整个世界的目光的深层原因。梁良在《论两岸三地电影》一书的合论篇中讨论了三个话题，分别是“中国电影，从默片至90年代”、“台湾、香港、大陆电影的互动关系”、“香港新浪潮与台湾新浪潮”。不仅尝试将三地电影同时纳入中国电影史的叙述话语、坚定支持1990年代以来三地电影界以及学术界取得一致共识：“‘中国电影’是由台湾、香港和大陆三个地区的电影共同组成的，缺少哪一个部分都是缺憾不完整。”[6]
另一些电影研究者在对两岸三地的某一个地区的电影进行研究时，特别注意到把它们置于两岸三地文化、政治和经济的语境和影响中进行探讨。其中一些研究者尽管承认大陆、香港和台湾电影中共同的中华文化基础，但是重点却更强调某一个地区电影中的“本土经验”和“地方性”。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系副教授陈儒修著《台湾新电影的历史文化经验》的主要目的是“与中国大陆电影与香港电影作个区分”，他所呈现的台湾电影史，“重点在于台湾电影里的历史文化经验，特别注重几个概念的表达，如语言、历史、文化认同等”，“试图根据巴巴的说法，开启台湾多元化的面貌，提出台湾不同族群的叙述体系，以说明台湾独特的交错混杂的文化”[7]。尽管陈儒修承认台湾电影与中华文化之间无法割舍的联系，对台湾新电影中本土经验的分析也有一定的深刻之处，但其核心思想却是为“台湾经验”作注脚，试图让台湾的“本土经验”在世界范围内占有一席之地，而无意中淡化了“台湾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将中华文化对台湾本土文化的影响置于与荷兰文化、日本文化以及后来的美国文化同等的地位。伊利诺伊大学历史与电影研究副教授傅葆石在《上海与香港之间：中国电影的政治学》[8]一书中，考察了1935－1950年间上海和香港的各种通俗电影。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半殖民状态下上海的电影版图”、“在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重写香港电影史”、“娱乐的斗争：沦陷时期电影中的政治学”、“香港电影中的上海”等板块，深入探讨了上海、香港等城市之间的电影资本和人员的流动、以及观念的影响。根据美国教授张英进在多次国际研讨会上表达的看法，该书更强调两种电影不同的传统和脉络。张建德的《香港电影：另外一种维度》（伦敦，英国电影研究所，1997年）、傅葆石与德泽合编论文集《香港电影：历史、艺术与身份》（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研究中，都强调香港自己的特殊身份，以及香港在与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长期互动中形成的某种族群意识，试图在民族主义话语和殖民地话语的“双重边缘性”中建立一种模糊的、杂糅的身份。另外一些研究者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前研究香港电影和大陆电影的关系时，着重探讨了香港人在所谓的“九七大限”之前的焦虑心态，并强调了香港电影文化中的“本地性”。西澳大利亚珀斯默多赫大学朱英机（音译）在《香港电影：殖民国、祖国与自我》一书中考察香港电影自诞生直到殖民时代结束时的历史，并在香港作为特区地位与其祖国之间以及香港与其殖民国英国之间存在深刻联系的语境中来考察“民族电影”概念，认为香港电影只是在一种非完全或者模糊的意义上的民族电影[9]。其它的研究成果如胡克的《香港电影对大陆的影响》、《社会与形象──从香港电影反观大陆电影》，蔡洪声的《香港电影中的中华文化脉络》、《香港电影80年？》也值得注意。
语言研究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华语电影，是该研究中一个最特殊的领域。这种研究方式并不像传统的“电影语言学”那样纠缠于电影和语言之间的比况关系，而是根据华语电影中汉语方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来探索华语电影内部的民族属性、文化逻辑、权力关系、审美趣味等重要议题。其本质上仍然是文化研究方式的延伸和拓展。从某种角度说，从语言的角度研究中国电影，正是“华语电影”概念日渐被人们重视的表现和必然结果。虽然相应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但毕竟已经有人朝着这个方向用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