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为喜剧下了这样的定义：无自知之明是可笑的。喜剧中的无自知之明表现在人物追求的理想虽有价值，但非他力所能及。其实，这实质是一种喜剧矛盾，即主人公的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所以19世纪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恺郭尔说：“哪儿有生活，哪儿就有矛盾；哪儿有矛盾，哪儿就有喜剧生的事物。悲剧是苦的矛盾，喜剧是无痛苦的矛盾。[4]”喜剧使矛盾找到了出路。柏拉图的定义是最早的“喜剧”的定义。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5]”。几个世纪以来，批评家们都按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为喜剧下定义：佚名的《喜剧论纲》中说，“喜剧是对一个可笑的、有缺点的、有足够长度的行动的模仿”[6]。法国人查普兰说：“在喜剧中，诗人模仿的是处于中间阶层或下层人的行动”[7]。英国喜剧家歌尔斯密说：“喜剧是下层人的弱点的描绘。”“喜剧应该滑稽的表现下层任务的愚蠢来引我们发笑。”[8]黑格尔说：“喜剧就是指出一个人或一件事在自命不凡中暴露出自己的可笑。”[9]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凡是无害而荒唐的领域——也就是滑稽的领域，荒唐的主要来源就是愚蠢、迟钝。”[10]马丁.艾思林说：“喜剧-----是洞察社会的风俗习惯，人类行为的种种缺陷和怪癖。”[11]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学者特里希诸说，正如悲剧通过恐惧与悲悯教育人，喜剧则以讥笑罪恶来教育人。20世纪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认为，喜剧性在于人物有些呆板、僵化、难以适应生动、有机的社会生活，所以必须以笑去改正之，这就是喜剧的教育意义，他多半是以莫里哀有笑剧因素的喜剧来立论的。
P.锡德尼认为，喜剧模仿的是生活中的普通错误，使人发笑，但并不都使人愉快。昆利提安认为愚蠢是可笑的，但在开玩笑时如作者加上自己的机智就更有意味。德莱顿认为琼森的喜剧才能在于他能使人在台上表现得愉快可笑，即幽默，但莎士比亚则以机智取胜。英国哈里特兹的结论是：幽默为描述事物本来的可笑，机智则是和其他事物对比时暴露出的可笑。
也有人强调喜剧中的民间因素，并回溯到原始宗教的死而复活的仪式。四世纪时，拉丁语法学家则简化理论为喜剧在麻烦中开始，在和平中结束，悲在宁静中开始，在风暴中结束，苏珊.朗格认为喜剧是一种生命的节奏，笑是喜剧的灵魂并非喜剧的本质。
通过对原始历史和理论脉络绎的简要回溯，不难看出，西方喜剧观涉及到滑稽、幽默、荒诞、机智等诸多范畴，注意到喜剧的教育意义和民间因素等特征以及喜剧的形式结构和心理结构，但它最突出的特征在于：“西方喜剧人物主要是否定型的，它要求对笑的对象采取嘲弄、讥讽、揭露等否定的审美态度”[12]。讽刺是西方喜剧的主要特征，否定型喜剧是西方喜剧的正宗。但是，即使从喜剧的发展史和理论史两条途径，我们也很难发现能够包涵所有喜剧精神的喜剧类型，也未发现任何能涵盖所有喜剧类型的喜剧概念。正如我们所知艺术具有变化的余地，其概念本身也可能无意严格界定其内外成分，喜剧亦然。通过艺术的动态法则而非某些不变之理，我们才能理解艺术。记住这一点，对于我们喜剧电影研究大有裨益。
中国人的喜剧精神
严格地讲，和西方相比，中国古代没有严格的喜剧形式也没有系统的喜剧理论，也没有喜剧这一概念。古人在创作时，并没有明确的喜剧概念和悲剧概念，并不追求纯粹单一的喜剧效果或悲剧效果，没有“喜剧的一致性”或“悲剧的一致性”这类的框。因此，在中国古代戏剧史上，找不出一部西方喜剧概念涵盖下的纯粹喜剧。但是，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富有喜剧传统的国家，尽管它的戏曲形式是晚出的，尽管它完备的形式产生也不过几十年的历史。“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喜剧的基因一直茵蕴在中国古典戏剧之中，它那种散状的存在形态，人们往往能够感觉却难于把握。“中国人对于喜剧的体认，以一种观念泛化的模式在文化的进程中不断传承和繁衍着”。[13]我们只能在戏剧/戏曲流变史中去体味中国人的喜剧精神。
在西方，悲剧和喜剧几乎同时诞生，是戏剧之树的两枝，是戏剧家庭的孪生姐妹；在中国，戏剧因素之萌芽及至长成雏形，都是以喜剧的形态出现的。晋之优施、楚之优孟，秦汉时的角触戏算是较早的喜剧雏形，唐宋的滑稽戏及至宋金杂剧院本，融会唐宋以来的话本讲唱艺术技巧形成杂剧，戏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并出现一大批杰出艺术家，标志中国古代喜剧的成熟。[14]中国喜剧和欧洲喜剧同是一种把握与审视人生的艺术形式，具有相似的幽香魅力。但生长于中国土壤之上，受中国民风之熏染，经中国民生之化育的喜剧之花更有其独特的神姿风采。
乐感文化是中国喜剧和喜剧精神的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西方文明的源头要追溯到古希腊文明。丹纳在《艺术哲学》通过人种、气候、环境三方面详尽行剖析了古希腊文化的理性精神和思辨心理[15]。基督教兴起之后，西方人就一直生活在罪感文化的阴影之中，把希望寄托在来世和天堂。而中华民族几千年以农为本，以食为天的农业文明与希腊的海洋文化和山地生活相比，更具特有的安全感和稳定感，农业社会“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文化精神、“安土敦乎仁”[16]的农民性格、“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7]的农业观念和儒家以“亲亲”为始源、以“乐”为归宿的政治伦理逻辑[18]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和谐心态和中国人特有的乐天精神。诚如王国维指出的，“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