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艳
2004年11月，华中科技大学的一批一年级新生自拍自演了一部DV作品，这部从演技到制作水平都平平的作品不仅赢得了当年学校特色团日活动的第一名，而且相继被近十家媒体争相报道。它一改人们对大学生DV的刻板印象，以认真、严肃态度重新演绎了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爱国主义教育影片《地雷战》，从而被纳入到民族主义强大的话语体系中，而不再是纯粹的自娱自乐的游戏。
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特殊文本的文化解读，超越对民族主义简单的价值判断，将人们的视线聚焦到意义的生产、消费过程中，考察民族的历史是如何被当代青年所记忆和解释的、又是如何被各种话语制度所再现的，以期从中窥视青年民族主义的意义体系之一斑。
理论前提
在本文中，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不是作为一个价值和道德问题来讨论的，它是在世界历史的特定阶段出现并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应而生的一种意识形态、社会运动和政治诉求。这个从1844年开始出现于社会文本中的词语，其基本含义是：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徐迅，1998，P40）“民族”的概念是民族主义的核心，尽管在字典或常识中，“民族”通常是指具有共同的族群传播语言及历史，居住在由明确边界所划定的领土之内的大部分人民。而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并没有什么原生性的、神圣的、不可质询的起源，领土、种族、语言与文化都不能定义一个民族，换言之，“民族”并非指向一个永恒的“事实”世界，而是一种象征性的所指对象——一个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2003）。我们对自身民族的想象和认同并非来自于某个文化神秘地，而是由一个个历史事件、民族英雄、出土文物、民间传说共同建构起来的，它们以各式各样的文本呈现出来，共同讲述着一个民族的神话，为认同于它的个体带来安全感和自信心，使他们自愿承担起神圣的历史使命。民族主义这样一套包含着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信仰和民族优越感的话语体系在历史不同阶段都表现出强大的动员社会资源、凝聚人心的力量，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找到了最好的合法性来源。同时，在政府的号召、政党的鼓吹和理论家的证明下，民族主义话语本身也演变成为神圣的文化符号，并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最为强大的社会和文化思潮。
与任何一种社会现象一样，民族主义的意义并不是先天存在于各种文本和行为中，它是传播的产物、文化的产物。为了具体描述这一过程，我们借用经济学中“生产”与“消费”这两个相对应的概念，将文本和行为中的民族主义意义视为被人生产消费的，是在生产和消费的对话中形成的。从这点来看，民族主义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的生产消费主体、不同的历史环境、不同的话语制度和权力关系，就会产生不同的民族主义意义，民族主义也由此呈现出多元化的形态。比如，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欧民族主义是以工业化和市民社会为诉求的，而20世纪的中华民族主义则是东西方冲突下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产物。中国的民族主义相继经历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框架下的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的民族主义，中间几度出现理性民族主义与激进民族主义的交锋。冷战结束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出现了从政治性向文化性转变的趋势，逐渐形成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话语体系，即由政府主导的爱国主义和以大众为基础、以知识精英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Suisheng Zhao，1997，P19～25；Chih yu Shih，2003，P365）各种文化主体都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寻求各自的话语资源，使得民族主义本身成为意义斗争和协商的场所。
在各个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青年学生始终是民族主义运动中最活跃的群体，他们既代表着独特的亚文化群体，又扮演着社会知识精英的角色，民族主义的非理性色彩最容易在他们身上找到心理同构，他们也需要通过民族主义这种极具号召力的话语来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作为民族主义话语积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青年学生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亚文化风格织入民族主义的意义体系之中，同时又在这一意义体系中完成着对自我的重新定义。早期伯明翰学派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青年中那些反常的、边缘化的事件和行为，比如克拉克关于光头党的研究，以及皮尔森、托尔黑对嬉皮士服用兴奋剂的研究等（霍尔等，1976），侧重于关注青年亚文化中的对抗性，而忽略其与主流文化之间的遵从与合作。民族主义恰恰处在主流话语与青年亚文化的交集之处，在这一场域下，青年亚文化如何进行意义的生产和消费？其本身又是如何被生产和被消费的呢？
民族主义意义的传播离不开各种各样话语制度的维系，从语言文学到教育体系，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制度就是媒介。安德森通过研究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的历史，认为正是由于书籍和报纸在18世纪欧洲的兴起，人们渐渐改变了以往对于以宗教和王朝为标志的“神圣共同体”的想象，每个人都确信自己和所有其他人处于同时共存的状态，从而导致社会进入了对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安德森，2003，P27）不同的媒介以不同的传播方式维系着这种想象，也将自己的技术特点和感知方式带进民族的图景中。1995年索尼公司的第一台数字摄像机问世后，数字DV作为一种新型的影像记录格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高校大学生日渐成为DV文化的中坚力量，这种携带方便、操作简单的新媒介为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影像自由表达的空间。目前大学生中的DV创作大致分为纪实片和情景剧两种类型，主题以反映大学生校园生活（主要是个人情感）为主，以再现革命战争历史、抒发民族主义为主题的DV作品尚属罕见。一旦这种新媒体被用做民族主义话语的生产方式，它的话语制度又会如何建构我们对于民族的想象呢？
个案背景、研究方法
2004年10月25日，为了参加学校一年一度的特色团日活动，华中科技大学电气学院0405班的同学在众多选择中通过了一个活动方案：用数字DV重拍一部革命老片，《地雷战》由于剧情简单、场地要求不高而被选中；29日，大家分头进行各项前期准备，完成了剧本改写、角色分配和道具的制作；30日至31日，全班同学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喻家山上完成了拍摄；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完成后期剪辑、刻录光盘；11月27日、12月4日和16日，经学校批准后该片在学校大阶梯教室公映三场，近千名学生观看了影片；2005年1月4日，校党委宣传部将该片放在华工大在线首页并在校内大力宣传；随后，近十家媒体相继报道了此事。
新版《地雷战》片长17分6秒，DV格式，耗资120元，从导演到演员都是没有经过任何影视专业训练的理工科大学一年级学生，从演员的表演到拍摄、剪辑技巧难免显得幼稚粗糙，但是以下特点使其对于青年民族主义研究具有独特的个案价值：
1.相对于众多的由政府和专业传媒机构制作的民族主义文本，它是一个较为纯粹的民间文本；
2.相对于一些突发的青年民族主义事件，它是一个常态下的表达；
3.相对于众多的大学校园DV作品，它也是一个例外，这一个案将丰富现有的青年DV研究；
4.由于校方特别是媒介的介入，该文本事件被动地由一个群体事件演变为媒介事件，进而成为公众话题，其演进过程展现了复杂而有序的意义嬗变轨迹；
5.其时空上的接近性使我们对民族主义意义的生产和消费过程能够进行亲切的体验。
围绕这一个案，作者主要做了三个部分的实证研究：
其一，内容分析。主要包括对新老《地雷战》两种影视文本的比较分析和媒介相关报道的分析，我们还收集到了这次活动前期准备的计划书、拍摄记录、团支部的总结报告以及17份本班学生的个人总结（超过了全班人数的一半）。
其二，焦点组访谈。共进行了四场访谈，包括一场与三位创作者（编剧、摄像、导演）的访谈和三场与看过此片的大学生观众的访谈，每场访谈时间为两小时左右。访谈所提的问题多为开放性的，比如，请主创者谈创作的经过、请观众谈对片中角色的看法等。也有一些是相对封闭的，比如，问主创者：“你们的目的是要对观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吗？”问观众：“如果你不那么恨日本人，那么在人们谈论反日的话题时你敢于大胆地讲出自己的观点吗？”访谈以焦点组讨论的方式进行，借助群体互动对参加者形成激励，对于个人潜在意见的表达、小组一致性意见的达成都有很好的催化作用。当然它的确会造成每个人的意见表达与参与程度的差别，我们并没有试图消除这种差别，而是通过这种差别观察意义在群体中的消费方式。
其三，问卷调查。由于这毕竟不是一部广为流传的作品，我们必须先组织学生观看作品，然后再分发问卷请观众现场填写，这也导致我们的样本数不可能太大。共发放问卷135份，收回134份，其中有效问卷130份。虽然没有经过严格的随机抽样，但是受调查者在性别、年级和专业背景上大致平衡。在问卷中90％是客观选择题，另有10％是开放性问题。
调查主要围绕以下四个问题展开：新版《地雷战》是否体现了民族主义意义？其民族主义意义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这种意义主要被谁在消费，又是如何消费的？哪些因素左右着意义的传播和扩散，在这一过程中意义又产生了何种变化？
调查结果分析
一、关于新版《地雷战》主题
这是一个让我们既陌生又熟悉的文本，陌生得让很多人都感到意外，熟悉得似乎不需要看懂剧情就可以理解它的主题。在活动计划书上，节目的主题是这样设计的：
曾经，我们的祖国饱经战火的洗礼，出生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只能通过那些黑白胶片，依稀地感受战争的残酷，还有我们伟大的民族的凝聚力以及群众的力量。那么让我们再一次地将那一段段经典的影片搬上银幕，重温历史，珍惜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
——摘自0405班特色团日活动计划书
在访谈中，三位主要创作者承认，爱国主义是他们在重拍过程中需要忠实于原片的重点，但是对该片是否表达了大学生的反日情绪或是希望以此作为学生的反日宣传片则持否定态度。在问卷调查结果中，关于这部片子的主题，有45％的被访者选择民族主义或是爱国主义，所占的比例最大。在回答“你觉得该片与现实有何关系”时，42％的被访者认为该片反映的是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在当代的意义，这与创作者的原意是吻合的。但是我们也发现，观众对该片的理解的现实指向性更强，态度也更为激进，在上述42％的受访者中又有56％的人将该片与当前大学生中的反日情绪直接挂钩，比如，“表达了大学生中的抗日情绪”、“表达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颠覆历史的愤恨”、“表现民间对日本右翼的愤怒”、“反日思潮，让大学生提高警惕”，等等，这又与创作者的原意存在明显差异。
还有一些受访者从其他角度来理解作品的主题。在客观题中有36％的受访者认为它的主题是集体主义（选择革命英雄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分别为18％和1％），主观题中也有部分回答是关于集体主义或是大学生创新能力的。
总体来说，这是一部以民族主义为主题的文本，至少在大学生群体中它可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甚至激发一部分人的反日情绪，尽管后一种效果并非为节目创作者有意为之；同时，其主题也表现出多义性和开放性，为观众保留了相当大的解读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