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双林
“甲寅派”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重要流派，它因章士钊所办《甲寅》杂志而得名。但章士钊一生办过三次“甲寅”，即《甲寅》月刊、《甲寅》日刊和《甲寅》周刊，前后思想主张明显不同，参与编撰人员也很不一样。然而，以往的史书和研究者在提到“甲寅派”时，多不作区别，一概以“甲寅派”称之。这种情况，具体分梳，又可区别为两种情况：第一种，以《甲寅》月刊时期的章士钊、高一涵、李大钊、李剑农等人为“甲寅派”，且主要是个政论文派别。这一主张以胡适、钱基博为代表。第二种，以《甲寅》周刊时期的章士钊、瞿宣颖等人为“甲寅派”，且主要是个思想文化派别。这一主张以梅子、贾植芳等人为代表。很明显，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性，而且都没有注意到《甲寅》日刊时期“甲寅派”的情况。对“甲寅派”认识上的这种混乱情况，和目前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状况极不相称。本文即拟对“甲寅派”这一概念的内涵、“甲寅派”在不同时期成员的构成及其变化做一初步探讨。
在此特别要指出的是，本文主要讨论“甲寅派”这一概念及其成员在不同时期的构成、变化，对其思想文化主张，除不得不涉及者外，此处不专门展开讨论。
一、“前甲寅”与“后甲寅”
“甲寅派”因《甲寅》杂志而得名，而《甲寅》杂志则有所谓“前甲寅”与“后甲寅”之分。就目前所知，最早将《甲寅》杂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可能是陈子展。1930年，他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写道：“我们要说这二十年来的‘政论文学’，总不会忘记章士钊的《甲寅杂志》，同样，我们要说这十来年文学革命的最后之劲敌，就该不会忘记章士钊的《甲寅周刊》。”“平心论之，章士钊的前‘甲寅’，使人知道中国文学在‘古文范围以内的革新’，最好的成绩不过如此，为后来的文学革命，暗示一个新的方向，自有其时代上的价值。他的‘后甲寅’，若是仅从文化上文学上种种新的运动而生的流弊，有所指示，有所纠正，未尝没有一二独到之处，可为末流的药石。但他根本想推翻这种种新的生机，新的势力，仍然要维持四千年来君相师儒续续用力恢弘的东西。所以他努力的结果，似乎一方面只能表示这是他最后一次的奋斗，他的生命最终的光焰；另一方面只能代表无数的学士大夫之流在文字上在学术思想上失去了旧日权威的悲哀，代表无数赶不上时代前进的落伍者思古恋旧的悲哀，为新潮卷没的悲哀。”这是笔者见到的最先使用“前甲寅”、“后甲寅”这一对概念的史学著作。后来，曹聚仁在《文坛五十年》（续）中谈及章士钊在《甲寅》周刊时期的文学主张时，也使用了“后甲寅”这一提法。他写道：“一九二五年，那正是段祺瑞的执政时期；民初，那位逻辑文章家章士钊得位行其道，做了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忽然要重新办起《甲寅》杂志来，来反对新文化，反对文学革命，做起卫道的战士来了。于是文白论战，就从‘后甲寅’导火了。”
我们知道，《甲寅》月刊与《甲寅》周刊不仅编撰队伍不同，思想主张更是相差甚远，因此将《甲寅》月刊与《甲寅》周刊区别开来是应该的甚至是必须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甲寅》日刊，换一句话说，应该无视《甲寅》日刊的存在，还是把《甲寅》日刊单独划分一个时期，抑或将其并入“前甲寅”或“后甲寅”呢？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对关于《甲寅》日刊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误传予以澄清。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一些人仍认为，《甲寅》日刊初为日刊，后改为周刊。新近出版的白吉庵的《章士钊传》说得更具体，认为章士钊在章太炎等人的支持和鼓励下，于1917年1月28日在北京恢复《甲寅》日刊，2月17日改为周刊发行。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存的《甲寅》日刊看，该刊1917年1月28日创刊，到6月19日结束，期间虽然在编排上存在不少错误，但从来都是每日一刊，且在正常情况下，逢周六、周日亦不停刊。另外，《甲寅》日刊创刊后，曾从第三号（1917年1月30日）至第十三号（1917年2月9日）连续多日刊发《甲寅》周刊出版预告，原文如下：“本社除发行《甲寅》日刊外，仍发行《甲寅》周刊，定于阳历二月十日出版。所有议论仍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通讯一门，尤所注重，务使全国所怀之感想，均得如量发抒。其文或指陈一时，或阐发一理，抑或论人议政，皆所欢迎。本刊分编辑、发行两部。凡关编辑及收稿事项，归北京朝阳门内竹杆巷第四号一庐接洽。关于发行及广告事项，归上海四马路福华里亚东图书馆接洽。再前岁订阅《甲寅》诸君，有资已付而报未齐者，请开明住址，函告发行部，即以本刊，按照余资补足。特此宣告。甲寅社启。”2月10日（也就是广告中说的《甲寅》周刊出版日）以后未再见到广告，也没见到在《甲寅》日刊之外另行出版的《甲寅》周刊。至于《甲寅》日刊于2月17日改为周刊之说更是明显错误，因为根据《甲寅》日刊的排序，当日为第二十一号，时间为民国六年2月17号，阴历正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报纸上除刊登各种命令、电报、新闻、广告外，还刊有李大钊的社论及时评各一篇，高一涵的时评一篇。接下来的第二十二号，时间是民国六年2月18号，阴历正月二十七日，星期日。报纸内容除各种命令、电报、新闻、广告外，刊登有高一涵的社论一篇，邵飘萍和李大钊的时评各一篇。后人关于《甲寅》日刊改为《甲寅》周刊的误传，很可能是由这一则《甲寅》周刊出版预告引起的。
澄清这一问题之后，我们再来讨论《甲寅》日刊的归属问题。笔者以为，既不能无视《甲寅》日刊的存在，也不能将其单独划分一个时期，更不能将其划入“后甲寅”时期，而应将其划入“前甲寅”时期。理由如下：
第一，作为“甲寅派”的精神领袖，章士钊在民国初年的思想有过几次比较明显的变化，其中一次是在1918年底，当时他在纪念北京大学二十周年时作了题为《进化与调和》的演讲，公开鼓吹新旧文化的调和，不再谈政治调和。第二次是1921年2月至1922年9月的第二次欧游。此次欧游回国后，章士钊的思想从新旧调和完全回归传统，走向所谓的“全面反动”。《甲寅》日刊创刊于1917年1月28日，停刊于1917年6月19日，也就是说位于他发表《进化与调和》这一演讲之前。因此从时间上看，《甲寅》日刊在章士钊的思想发展变化过程中很难构成一个独立的时期，也很难划入“后甲寅”时期。
第二，从编辑队伍看，《甲寅》日刊的编撰人员除章士钊本人外，最为重要的有李大钊、高一涵和邵飘萍，其中李大钊和高一涵都是《甲寅》月刊的作者，虽然未发现邵飘萍在《甲寅》月刊上有文章发表，但据章士钊在1926年所写的《书邵振青》一文说：“民国四年，愚违难东京，创《甲寅》月刊，好立言语，谈政事，藉以结纳士友。振青以时来会，温温一美好少年，未见其多所发抒也。后二年，愚至京师，复《甲寅》日刊，振青渐审性行与新闻记者弥近，续续以小文求揭报端，清通简要，雅善讥谈，信良器也。”章士钊在这里所谈不完全正确，因为早在1912年，邵飘萍就曾与人合办过《汉民日报》。流亡日本期间，又曾创办东京通讯社。1916年春回国后，先后担任《申报》、《时报》和《时事新闻》等报主笔。并非如章士钊所说，邵氏在《甲寅》日刊时期才“渐审性行与新闻记者弥近”，也非靠投文《甲寅》日刊知名。不过，由章士钊此番回忆可以知道，邵飘萍也是章士钊“违难东京”时的旧人。所以，从人事方面讲，《甲寅》日刊与《甲寅》月刊有很强的连续性。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甲寅》日刊和《甲寅》月刊在思想方面有很强的连续性。邹小站在研究章士钊《甲寅》月刊和《甲寅》日刊时期的思想后指出：“如果说，在《甲寅》月刊上，章士钊还只是在理论上鼓吹调和立国论，那么国会重开后，章士钊则是力图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调和各方的情感利害意见希望。”强调了章士钊在《甲寅》月刊与《甲寅》日刊时期思想的连续性。其实不仅章士钊在这一时期倡导调和立国，李大钊和高一涵在这一时期也极力鼓吹“调和”。如李大钊先后发表《调和之美》、《辟伪调和》、《调和之法则》、《调和賸言》等文章，高一涵先后发表《调和私解》、《忠告国民进步两系》、《宪政常轨中政党活动之正当范围》、《收拾时局之商榷》等文，李剑农也先后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调和之本义》、《呜呼中华民国之国宪》、《时局罪言》等文章。他们或正面拥护章士钊的政治调和主张，或进一步阐释“调和”的本质含义，或揭露批判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主张的“伪调和”。高一涵甚至在《甲寅》日刊上公开宣称：“本报出版以来，原欲以调和主义与海内同人相商榷。”朱成甲认为：《甲寅》日刊的“基本精神是‘调和’”。这一看法是立得住脚的。而“章士钊的这种‘调和’思想，形成于东京《甲寅》时期。”
二、前期“甲寅派”
“甲寅派”这一概念是胡适最先提出来的。1922年，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谈到“章士钊一派的政论的文章”时写道：“章士钊一派是从严复、章炳麟两派变化来的，他们注重论理，注重文法，既能谨严，又颇能委婉，颇可以补救梁派的缺点。甲寅派的政论文在民国初年几乎成为一个重要文派。但这一派的文字，既不容易做，又不能通俗，在实用的方面，仍旧不能不归于失败。因此，这一派的健将，如高一涵、李大钊、李剑农等，后来也都成了白话散文的作者。”这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甲寅派”并且把高一涵、李大钊、李剑农三人作为“甲寅派”主将的文章。后来章士钊本人在《李大钊先生传序》中也曾说过：“当时高、李齐名，海内号甲寅派，胡适之曾屡道之，高谓高一涵也。”由此看来，对胡适关于“甲寅派”的称谓，章士钊是认可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章士钊在这里用了一个“屡”字，如果不是章士钊有意夸张，则说明胡适可能在其他多种场合谈到过“甲寅派”。受胡适的影响，稍后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两书中也专门讨论过以章士钊为代表的政论文。甚至文学主张与胡适明显不同的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也采纳了胡适的这一提法，写道：“士钊始为《甲寅杂志》于日本，以文会友，获二子焉：一直隶李大钊，一安徽高一涵也。皆摹士钊所为文，而一以衷于逻辑，掉鞅文坛，焯有趎誉。而一涵冰清玉润，文理密察，其文尤得士钊之神。其后胡适著《五十年中国文学史》，乃以高一涵与士钊骈称，为《甲寅》派。”
胡适不仅最先提出了“甲寅派”这一概念，而且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对章士钊的政论文给予很高的评价，说：“自一九曫五年到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这十年是政论文章的发达时期。这一时代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钊。……他的文章的长处在于文法谨严，论理完足。……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与严复最接近；但他自己能译西洋政论家法理学家的书，故不须模仿严复。严复还是用古文译书，章士钊就有点倾向‘欧化’的古文了；但他的欧化，只在把古文变精密了；变繁复了；使古文能勉强直接译西洋书而不消用原意来重做古文；使古文能曲折达繁复的思想而不必用生吞活剥的外国文法。”
胡适对文学有相当的研究，又与章士钊是同时代人，以上引文当然代表胡适个人的看法，但当时持这种看法的却不是胡适一人。早在1918年年底，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一文中谈到“直用西洋词法”时就写道：“《甲寅》杂志里章行严先生的文章，我一向不十分崇拜。他仍然用严几道的腔调，古典的润色。不过他有一种特长，几百年的文家所未有——就是能学西洋词法，层次极深，一句话里的意思，一层一层的剥进，一层一层的露出，精密的思想，非这样复杂的文句组织，不能表现；决不是一个主词，一个谓词，结连上很少的‘用言’，能够圆满传达的。可惜我们使用的白话，同我们使用的文言，犯了一样的毛病，也是‘其直如矢，其平如底’，组织上非常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