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既然当事人的记述各异，不可能与事实完全重合，则所谓第一手资料的权威性其实难以断定，至少无法区分其中可信的程度以及在哪些方面较为可信。所谓第一手资料所能证明的问题，大体上只是时间、地点、相关人物、大体过程等等比较简单的部分，至于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相关作用的详情究竟如何，一般很难以哪一位当事人的记述为准。所以，所有类型的资料都只能部分地反映真实，只有尽可能完整全面地掌握相关记述，并且四面看山似地比较不同的记述，即所谓俱舍宗式地前后左右把握语境，理解文本，或许可以逐渐接近并且认识事实的真相。在此过程中，探究相关当事人何以如此记述与了解事实的真相相辅相成，史实永远不可能完全还原，但是，随着对相关史料的掌握逐渐增多以及了解各自记述差异的潜因逐渐深入，史实的真相可以多层面地逐渐呈现。就此而论，所谓重建史实，迄今为止，仍然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缺一不可。一再强调要将历史学的研究自然科学化，尤其是生物学地质学化的傅斯年不得不承认：“凡事之不便直说，而作者偏又不能忘情不说者，则用隐喻以暗示后人。有时后人神经过敏，多想了许多，这是常见的事。或者古人有意设一迷阵，以欺后人，而恶作剧，也是可能的事。这真是史学中最危险的地域啊！”正因为如此，高明的史家重建的史实，其实是重现历史场景，所有历史上的人、时、地再度复活，如演戏般重新表演一番，只是再现的途径是严谨的考证，以实证虚，而非文学的创想。
对于好讲理论者而言，比较不同史料的另一层次，即“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或许更有意思。头绪实则史事的内在联系。批评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口号者指责其否认史观，无视规律，使得历史研究只重个别史实。这样的批评多少有些委屈了傅斯年。按照唯物辩证法，规律即事物发展的普遍联系，而所谓普遍联系，在自然科学的不同学科之间，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以及在一般人文学科与史学之间，表现不一，不可一概而论。傅斯年1935年所写《闲谈历史教科书》，从编撰教科书的角度，对此有所阐述。他说：编历史教科书与编算学、物理等教科书有绝不同之处，“算学与物理科学是可以拿大原则概括无限的引申事实的。这个凭藉，在地质、生物各种科学已难，在历史几不适用。……物质科学只和百来种元素办交涉，社会科学乃须和无限数的元素办交涉，算学家解决不了三体问题，难道治史学者能解决三十体？若史学家不安于此一个庞氏所谓‘天命’（庞加赉，Henri Poincare，认为可以重复出现的事实，如元素、种类，使科学得以发展），而以简单公式概括古今史实，那么是史论不是史学，是一家言不是客观知识了。
在一人著书时，作史论，成一家言，本无不可，然而写起历史教科书来，若这样办，却是大罪过，因为这是以‘我’替代史实了。物质科学中，设立一个命题，可以概括无限度的引申命题，……大约有三个领导的原则。第一项，列定概括命题，以包涵甚多引申的命题与无限的事实。第二项，据切近于读者的例，以喻命题之意义。第三项，在应用上着想。这些情形，一想到历史教科书上，几乎全不适用。第一项固不必说，历史学中没有这东西。第二项也不相干，历史上件件事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第三项，历史知识之应用，也是和物质知识之应用全然不同的。”“没有九等人品微分方程式和百行元素表，人物、行动只得一个个、一件件叙说。没有两件相同的史事，因果是谈不定的。因果二词，既非近代物理学所用，亦不适用于任何客观事实之解释，其由来本自神学思想出。现在用此一名词，只当作一个‘方便名词’，叙说先后关系而已，并无深意。”
一般比较研究者，每每喜欢求同，落入隔义附会的俗套。而史学的比较研究，更加着重于见异。这并非排斥规律，历史事实均为特殊、个别，不等于没有联系，只是不能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原理来强求史料与史实的一律及连贯。1942年10月11日傅斯年复函好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吴景超：“历史上事，无全同者，为了解之，须从其演化看去，史学之作用正在此。如以横切面看之，何贵乎有史学？”演化重在梳理事实联系，且有多种可能趋向。将史实每每相关联的观念无限延伸，可以说，人类历史上没有孤立的事件，所有的人事都是无限延续地普遍联系着，通过比较相互联系的史实，可以发现变化和发展。这种事实联系的比较，本来就是比较研究的正宗。不仅可见异文化传通的联系与变异（如《赵氏孤儿》的西传），也可探究同一文化系统内部不同区域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如孟姜女等民间传说的流变和政治制度的演化）。从普遍的联系中见异，正是史学探究人类历史规律的重要形态。
认识求真与近真的多重含义，对于理解史学的本质，避免浅学者的所谓无法求真、没有本意等等，颇有意义。历史上所有的真均为相对而言，后人的研究永远不可能与史实完全重合，但不等于没有真，无法求，求真的过程其实是对史家智慧能力的极大考验，也是提高人类智力的重要途径。注重事实联系，防止用后来外在观念任意剪裁取舍解释，这对于改变近代历史研究的隔义附会的任意性极有效益。当然，限于史料和自身的能力，学人往往难以无限延伸地看到历史事实之间的普遍联系，借助于某些规则定理，实际上是想冲过不连贯处的取巧做法。就此而论，治史犹如下棋，高手的段数差异，就在于所能预见的步数。看到的步数越多，能力则越强。只是治史要想看得远，还须落在具体史事的实处，揭示实际的内在联系，而不能凭借外力将事实牵扯到一起。事物的普遍联系即为规律，联系有不同层面，史家注意事实联系，所有人类历史事实均可由无限延伸的联系纽带相连接。这与一般套用定义以填充事实，或隔义附会以生拉硬拽的所谓规律大相径庭。史学研究应于见异中探究事实联系的无限延伸，不宜脱离事实的联系随意连接比附。
诚然，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说法亦有其局限，有的前人已经反复指出，有的虽经指摘，未必全是傅斯年的本意，有的则尚未道及。就本题应有之义而言，为害最大者，还是把一切文籍都当作材料。傅斯年明确宣称：“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洋人做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这一说法对于读过书或读完书的学人而言，或是从反对主观成见的角度立论，或许不无道理。陈寅恪即主张史语所以购新资料为急图，基本书籍从缓。但是对于一般后学者，遗患甚巨。傅斯年也承认：“西洋人研究中国或牵连中国的事物，本来没有很多的成绩，因为他们读中国书不能亲切，认中国事实不能严辨，所以关于一切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史事辨别等等，在他们永远一筹莫展。”只是“有些地方比我们范围来的宽些”。如果不读书只找材料，首先，势必使得中国人变成外国人，读不懂中国书，只能用外国观念来理解中国书；其次，将各种文献统统当作史实的客观记录，则作者的主观不可见，同样影响对文献的理解，尤其是无法探究作者的心路历程。再次，视所有文献为材料，势必导致否定书籍与学问的连带关系。
无论对傅斯年的评价如何，后来治史者大都用其观念而无其底蕴，结果所有的文献在人们眼中只是史料。这虽然未必是傅斯年的本意，却很难说不是其主张的流弊。其实，书应作为书看，报应当作报看，日记当作日记看，书信当作书信看，不能仅仅作为史料看。作书看须看作者本来的完整意思，作史料看则容易以己意从中摘取片断，割裂作者原意，而组成另外的意思。此非原作者之本意，也不是历史的本相，而是研究者心中的历史。作书看还要由书见人，如吴宓日记反映其情感的偏执，朱自清日记可见其内心深处的自卑。同是日记书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写法，不同的习惯，不同的目的。按照傅斯年的标准，日记、书信等无疑是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当事人的相关日记书信，往往成为判断的依据。但也不可一概而论。有的日记写作时即为了给人看，或给皇帝看（李慈铭日记）、或给上司看（驻外使节呈交刊刻的日记）、或给后人看（胡适日记即是要留作史料）；也有的日记写给自己看，多记私密性琐事，公事大事要事反而疏于记录；还有的日记怕人看，所以只记事不议论，或事后加以删削。因此，要通过日记看清主人的风格习惯，有的不仅要看记什么，更要留意不记什么，为何不记。清季戊戌庚子间史料相对稀疏，日记尤为明显，显然因为清廷文网严密，朝野人士或事先留空，或事后处理。胡适则于日记中不记于其不利之事（或事后删削）。书信亦然。汪康年师友书札反映清季史事极多，但其人三教九流无所不交，给不同人写信态度各异，须将同一时期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信札前后左右看，才能把握汪康年本人的态度和作为。近代报刊多有党派背景，还有编辑者的立场。档案同样如此，外交档案涉及对方，常有夸张与掩饰，须将各方记录比勘。其实档案与其说是史料的一种类型，不如说是保存材料的一种方式。其中各类材料都有，官样文章尤多。如果不能善用，反易为其所误。
以此为准，所有的史料都具相对性，傅斯年的区分可以提供基本的判断，当然他也一再强调相对而言。但若仅以史书为史料，虽然不受前人主观影响，却也不见前人心思所系。如古史辨之于两汉以上，不无道理，因此而不见经学对两汉以下的作用，未免因噎废食。傅斯年对《晋书》、《宋史》的评价颇具代表性，他说：“对于我们，每一书保存的原料越多越好，修理得越整齐越糟。反正二十四史都不合于近代史籍的要求的，我们要看的史料越生越好！然则此两书保存的生材料最多，可谓最好。”这与一般史家诟病《晋书》、《宋史》的紊乱眼界很不相同，而一般认为最能锻炼的《新五代史》、《明史》，在傅斯年看来，因材料原来面目被改变，反而糟了。如此，则《史记》难入高明，著述的例法等等，也完全不见其意义。这与中国无史论有着同样的意思，都是有材料无史书。著述当然不仅是客观叙述事实，同时也表达其主观意愿或期望，这样的主观对于所欲记录的事实或许不足为法，但是却能展现那时人们对于此类事实的看法及态度。而且，学人著述，心中潜在对象常有若干层面，究竟写给谁看，哪些意思希望谁能理解，确有讲究。
读书与找材料不同，须既见事又见人，通过人的言行揭示或展现其性格作派思维，不仅可见这类言行属于这一人物，而且可知这一人物才有这类言行。这在古代与晚近历史的研究中尤其关键。因为古代史材料疏失较多，多重文化，晚近材料丰富，多重人事。今人所写传记，往往见事不见人，与只找材料不读书不无关系。而人是历史的中心，人的有意识活动与社会的有规律运动，构成历史演化的内容。
读书不仅可以了解作者，更可见“书中有学”。宋育仁和钱穆都批评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仅仅将书籍当作材料，而非学问的对象。“古学是书中有学，不是书就为学”，“学者有大义，有微言，施之于一身，则立身行道，施之于世，则泽众教民。……今之人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不过欲逞其自炫之能力，以成多徒，惑乱视听。既无益于众人，又无益于自己。凡盘旋于文字脚下者，适有如学道者之耽耽于法术，同是一蛊众炫能的思想，乌足以言讲学学道，适足以致未来世之愚盲子孙之无所适从耳。”钱穆则指出不把书籍做学问的对象，其实是过于主观自信的表现。虚心读书，积累系统知识，才是向学的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