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是中央电视台2000年7月推出的一档60分钟的严肃谈话节目。栏目的目标收视群定位为关注经济改革动态并具有决策能力的社会精英人士；栏目致力于为新闻人物、企业精英、政府官员、经济专家和投资者提供一个交流和对话的平台。这里出现的人物颇具分量：左右经济走向的权威人士、经历商海沉浮的企业巨头、见证热点事件的当事各方。在“《对话》对于北大、清华、人大三大高校的问卷调查”中，关于认定节目做得比较成功的地方，清华与人大的学生将“嘉宾有魅力”置于首位，清华与北大的学生将“主持人表现得体”放在第二位，肯定了主持人对于这个品牌栏目的贡献。
与曾经在《对话》做过主持的张蔚、沈冰相比，陈伟鸿显得要低调得多。没有MBA学位，没有海外工作、求学的经历，但是不卑不亢、拿捏到位的对话方式，虽专业而内敛，虽内行而平和的处事风格，都使得他充满自信地站在演播厅里，与那些称之为“社会精英”的嘉宾自由交流，迅速赢得了国内专业领域受众的青睐，同时也确立了自己在《对话》中的主持地位。有人评价他是智慧型的主持人，“面对全球工商巨子，他潜心营造的话语场为观众洞开商业与人生的独特境界，令枯燥而严谨的财经话题，平添了个性之美和交锋之趣”，陈伟鸿却说：“在《对话》中主持人不应该是排第一的，因为嘉宾都是重量级的，我认为主持人的作用就是怎么样使嘉宾把自己的智慧、风采展现出来。”惟其如此，定位高端人群的《对话》通过展示专业领域成功人士的创业业绩，牢牢锁住了工商业、经济界、政治界等社会精英群体的目光。
我们再来看看电视节目主持人是怎样通过节目协调不同社会群体的。
2006年5月30日，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播出了名为《华山独臂挑夫何天武》的节目。节目播出之后的短短几天时间，《冷暖人生》博客关于这次节目的点击率一路飙升，栏目组接到了上百位热心观众的电话和邮件，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捐赠给何天武的钱也有了4000元。这些观众有来自内地的，也有来自港澳台的，还有海外华侨同胞，他们有的给老何捐款，有的给他提供工作，有的帮他联系医院，等等。他们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要帮助老何。
《冷暖人生》着眼于底层人群和弱势群体，抓取真实的普通人的故事，讲述普通人的命运，以期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主持人陈晓楠说：“在没有做节目前，自己对弱者的认识还只是一个群体的概念，没有想过个体是怎样的人。而《冷暖人生》让我接触到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原来从来没有想过和自己不在同一个轨道上运行的人去交流，去沟通，但现在觉得每个人都很有意思，而且每一个人都会给你些什么，只要你能放开你自己和他去交谈。当你放开你自己的心，去接纳所有人的时候，去观察、去体会所有人的时候，你的世界就丰满了。”电视节目把不同的社会空间、不同人群的生活经验整合在了一起，在主持人的引导和介绍下，他们次第出现在屏幕上，而每一个个体在收看电视的过程中便与这些不同的社会人群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共鸣与感动交合成心灵的沟通。在当下这种浮躁又喧嚣的世界里，在忙碌又忙乱的生活节奏当中，一般人是难得花上几分钟时间为一个与自己不大相干的人去滋生感动的。因此，对于受众来说，能够真正吸引他们、感染他们，并对他们有着逐渐“侵入——沁入”作用的主持人，一定会在讲述当中不仅仅停留在“同情”、“怜悯”的表层，一定会在人性的深处激起受众的共鸣，以赢得不同社会群体的感动，而这样的感动才可能是最具价值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媒介的说服实际上是提供一种象征性的心理满足，但这种满足不少情况下是潜在的，需要媒介唤起才能转化为一种态度或行为”，，一个一个普通人的故事，一个一个命运的颠簸，唤起了主持人内心的波澜与改变，而经由主持人展现在屏幕上的每一幅场景、每一段对话，也同样唤起更多受众态度或行为的变化：他们为老何身残志坚的信念所感动，他们从老何的经历中体会到一种激励，在他们向老何伸以援手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关爱他人的内心体验。这就是戴安娜·克兰所说的，电视“使不同社会地位的所有观众都能理解他的信息，从而打破了社会群体之间的界限”，主持人节目和主持人话语从而具有了黏合社会群体的功能。
第四节引导与建立——主持人文化影响力作用下对受众价值观念的影响
多年前诗人顾城写过这样一首诗：“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拿这首诗来比喻现在电子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空间与物理空间的反差也许再合适不过了，技术上的无限可接近性与心灵上的渐行渐远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悖论。当人们越来越少地受到社会群体的羁绊，当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电视来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为了弥补媒介社会功能上的不足，电视便承担起将受众控制在意识形态力量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这样一个责任。在主持人文化影响力呈层级关系的吸引力、感染力、渗透力、支配力中，支配力便是主持人文化影响力在意识形态方面给予受众调控、引导、改变并施以影响的力量呈现。在文化传播的空间里，建立在一定权威性基础之上的握有支配力的主持人，对社会价值观念往往能够起到引导舆论、控制舆论的作用。
一、社会道德的聚合与唤起
尽管大众媒介的言论包括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言论，但并不等于舆论，“较大范围内舆论的产生和消失往往是大众媒介信息传播和引导公众的结果”这一事实已得到理论界的认可；尽管“沉默的螺旋”理论在理论提出者自己那里进行了修正，人们开始思考反沉默螺旋模式时，“电视塑造着现实，并影响着人们长期认知的效果”这一推论也还是得到大多数人的肯定。由此，作为大众媒介的电视，在舆论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少数几个话题可能会形成全球舆论外，绝大多数的舆论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圈、民族圈或宗教圈的范围内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与道德传统的印记。”陈力丹先生在《舆论学》一书中，还援引了几位大师的看法：“在卢梭看来，‘所谓舆论，就是社会成员不自觉的道德状态’；李普曼讲得较为准确：‘舆论基本上就是对一些事实从道德上加以解释和经过整理的一些看法’。”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双重身份使得他们在对客观事实进行评价的时候，也应该具有“从道德上加以解释和经过整理的一些看法”，应该在社会道德、价值观念上予以聚合与唤起。
老子的《道德经》，不过五千言，其中蕴含的哲理却被后世广为赞颂。有人说，“道德二字很简单，道是一种选择，德是一种结果，选择正确，出现了好的结果，就是有道，有德。选择错误，出现了坏的结果，就是失道，无德”。也有人说，“道德是人们心灵的契约，是一种内在的、软性约束机制，它是通过舆论来实现其力量的。道德涉及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最广泛的涵盖性”。何怀宏教授在《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中指出：“完整意义上的道德包括：1.主观的、在每个人心里内在地发生的，只能为他自己通过反省觉察的道德心理现象；2.客观的、可为他人从外部观察到的，个体或群体的道德行为现象；3.作为一种精神的客观凝结物的，以戒律、警句、格言，或理论、学说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道德知识现象。”如果说，道德含有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那么，主持人文化影响力应该是道德文本建设构成他律的因素之一，在有关道德舆论的形成中，起着认定、聚合的作用。
打开电视，我们看到：
——在矿难发生的现场，主持人长江在黑洞洞的地下矿井做着现场报道，关心着死伤的矿工，紧蹙的眉宇间是对遇难矿工的同情与恻隐。
——在台风肆虐的恶劣天气下，被风雨浇打得站立不稳的主持人却将手里的话筒抓得牢牢，即时即刻地报道着灾情。
——2003年春夏之交，在中国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非典”之时，主持人柴静重装上阵，《新闻调查》在2003年的4月26日播出了《北京：“非典”阻击战》，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全面直接地反映北京市医疗系统在抗击“非典”中的接报、隔离、诊断、急救、消毒等各个环节。在这之前，人们还不知道SARS是什么样子，在这个片子里第一次看到了SARS病人。“我不想在多年以后我的孩子问我‘妈妈，那时候你在哪里’的时候，告诉他我在家里看电视。”柴静这样解释为什么在谈“非”色变的日子里，自己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要求参加“非典”报道的一线采访。
——关于艾滋病人、关于吸毒者、关于同性恋、关于抑郁症患者……起初社会的舆论是片面的，生活中人们对这样一些人群也是避之不及的。然而，电视节目里开始有了这些人作为嘉宾出现，开始有了主持人对他们进行的采访，语气中没有丝毫轻蔑与距离，真诚的握手与拥抱不仅让被采访者眼睛湿润，也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开始意识到，这是社会在向前走的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人群，也是不容我们回避的问题。
——公益活动献爱心活动中，有著名主持人的现场主持，也有他们捐出的钱物；通过热线，对已有悔过之心的潜逃罪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使得潜逃者主动自首……更有在评论节目中、谈话节目中、辩论节目中，主持人对时政、对现实、对某种具体的社会现象做出的点评，或深入分析，或层层剥笋，或点到为止，鞭辟入里，振聋发聩。
受众在电视打开的“窗户”面前，在主持人发出的言行中不断找寻“镜子”，进行自我观照。这一切似乎真是值得欢呼了，但欢呼是容易的，呼唤却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所呈现出来的道德失范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事实，而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人包括节目主持人的道德观、价值观，都在大环境的包围下接受着现实残酷的考量。
真是很巧，正当笔者写到这个小节的时候，历时两年多的“郭敬明涉嫌抄袭事件”终于尘埃落定。2005年5月22日，北京市高院终审裁定，郭敬明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剽窃了女作家庄羽的小说《圈里圈外》，判决郭敬明与春风文艺出版社赔偿庄羽21万元。然而，如果说法律判决之前，很多郭敬明的追随者不明真相态度暧昧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法律判决之后依旧有很多人对抄袭者予以支持，而对被抄袭者肆意谩骂、攻击，就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他们说：“他（指郭敬明——笔者注）的才华是无处不在的，是别人无法取代的、无法超越的，他根本就不需要去借鉴别人、抄别人。”“作为一个读者，我们只关心他的作品好不好，至于其他的，我不在乎。”“她（指庄羽——笔者注）这么做不就是想炒作自己嘛。”郭敬明本人也始终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态度，说赔偿可以，道歉坚决不做。这样的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社会的道德风气竟然混浊到如此地步。
与此同时，一篇题为《触目惊心的道德沦丧与中国人的血性》的帖子在网上的点击率急剧上升。文中历数了“杀人”奶粉、学术道德败坏、虚假文凭泛滥等各类道德沦丧的事件，并尝试从各个层面进行根源分析。也许年轻，作者的有些话语尚显气盛，有些看法也还稚嫩。但打开电视，且不说月贪数百万的贪官、标价数千万征婚的研究生、卖官买官刮地皮的公务员、写性爱日记标榜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痞子，单就某个“大腕”歌星生孩子，也闹得沸沸扬扬，长达几个月之久。更有甚至，某媒体在播放俄罗斯人质危机的新闻报道时，竟搞起了“有奖竞猜”，屏幕下方滚动播出了这样的字样——俄罗斯人质危机中一共有多少人丧生？答案A××人；B××人；C××人……参加的方式是：××用户发送答案至××××，××用户发送答案至××××。这样的冷漠，这样的毫无恻隐之心，这种嫁接于灾难之上的娱乐和商业是何等野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