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步阶段
有学者认为1977年是“性别与传播”话题正式进入学术视野的分水岭，因为在这一年，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 m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在该刊当年的年度索引中开始有了“少数群体”（minorities）这一分类，女性与黑人、亚裔等都归入该类别。而且，1977年之前，《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每年只有一两篇有关女性的论文；1977年总共出现了8篇相关论文。《报纸》（Gazette）在1967年至1981年之间没有一篇有关女性的论文；暣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暤从1961年（创刊）至1971年十年间只有10篇文章是关于女性与新闻的研究，1971年至1977年间共有7篇。
1978年，塔奇曼等编著了《壁炉与家庭：媒介中的妇女形象》（Hearth and Home：Images of Women in the Mass Media），第一次集中地就媒介与妇女形象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它的出版标志着“性别与传播”研究浮出水面，正式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在此书的《前言：大众媒介对妇女的象征性歼灭》中，塔奇曼提出两个基本假设。一个是大众传播媒介以象征方式反映主流社会价值，为了商业利益，追求最大数量的受众；另一个是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妇女注定要遭受“象征性歼灭”，也就是被责难、被琐碎化，甚至不被媒介呈现。这是因为媒介内部缺少妇女工作者；男性支配的新闻界使妇女缺少接近权；而媒介议程设置的功能及电视社会化效果对受众施加妇女形象象征性歼灭的影响。
从此书出版到1984年这段时间，传播与性别的研究散见在零星的篇章中，主题主要是针对妇女页面/生活风格的编辑，大众媒介中的妇女形象、角色、社会地位研究，家庭主妇与大众媒介研究，以及妇女杂志的女性气质等方面。值得关注的是Butler，M.and Paisley，W.于1980年撰写的Women and Mass Media：Resource book for Research and Action.以及Gallagher，M.于1984年撰写的Employment and Positive Action for Women in the Television Organizations of the EEC Member States，她们不仅倡导妇女积极地参与和行动，同时也为开展妇女与媒介的研究提供了系统的话语支持。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学术自身在向着跨学科的方向摸索与发展。1979年美国学者卡洛琳.麦茜特撰写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和1982年美国学者卡罗尔.吉利根撰写的《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为性别研究带来了更为宽广的视野。
二、全面发展阶段
1986、1987这两年是传播与性别研究成果颇为丰硕的一个阶段。起码有9部著作和15篇文章紧密围绕传播与性别研究而展开。其中，“大众文化研究”与“权力”视角的引入、反思传播中的性别研究以及梳理女性主义学术对于传播的贡献这三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此外，相较于之前对妇女形象研究的过度集中，这一阶段研究议题渐趋多元化。女性受众（female spectatorship）、妇女杂志（women’s magazines）、女性主义研究的客观性（the feminist critique of objectivity），乃至妇女阅读新闻、决策新闻等问题，逐渐进入了研究视野。
1988到1993年这一期间，传播与性别研究的成果呈稳步上升状态，起码有13部著作和30篇文章涉及到该领域的研究。这时期研究的范围更为开阔，媒介形态更为多样。有女性主义电视节目（feminist television programmes）的研究，有妇女传播（women’s communication）的研究，有女性主义电视（feminist television）的批判，有妇女文化（women’s culture）的研究，女性主义电影（feminist film）批评的研究，有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媒介研究（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he media），有媒介中的男性与女性的研究（women and men in the media），还有妇女新闻（women’s news）的研究。1989年出版的《传播中的女性——挑战性别价值观》（Women in Mass communication：Challenging Gender Values）被认为是开始以女性主义的观点，检讨性别研究如何挑战大众传播研究的价值与内涵的起点。
另外，Turkle，S.（1988）“computational reticence：why women fear the intimate machine”，和Zoonen，L.van（1991a）“Feminist theo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论述到科技、信息与妇女的关系，以敏锐的触角最先涉足于传播信息、媒介技术与妇女研究在深层机理方面的探讨。
此外，与种族、阶层等相交叉的研究成为热点，如Larkin，A.S.（1988）“Black women film makers defining ourselves：feminisms in our own voice”，Press，A.（1991）Women Watching Television：Gender，Class and Generation in the American Television Experience，Press，A.（1992）“Class，gender and the female viewer”等。
根据学者曹晋的研究，她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女性主义传播研究有着根本性的跨越：“1970年代以来，西方早期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学者集中精力把女性主义批判思想勾连到传播研究之中，主要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1980年代至今，西方女性主义传播学者明确意识到量化研究结果虽然能显示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从数据上说明性别歧视的表象，却不能检视其根源，而且还忽略了受压迫群体的痛苦体验和丰富情感。伴随女性主义批判思想的资源与后学思潮的汇聚，媒介与社会性别理论的羽翼逐渐丰满起来，批判力度和阐释深度得到发展。一方面，女性主义传播学者不仅采用量化的方法，而且非常注重质性的分析方法的运用，从而探索媒介再现的差异政治阐释。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思潮已经揭开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科学与理性的真实面具……但父权制的主观性的等级在信息社会的科技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关注与解决，社会性别等级经受变革的韧性特别强，历经政治与经济改革及革命、学术及技术上的转变仍不受影响，而且随着1990年代以后全球社会的媒介化，大众传播与科技、社会权力共谋，媒介再现与生产的社会性别不平等问题复杂化。”
三、锤炼与完善阶段
1992年到2000年，从研究成果上看，似乎进入了一个放缓调整的时期。不过，在这个时期，首先出现了对女性主义传播范式的专门研究，凯瑟琳.瑟克斯纳（Kathryn Cirksena）和丽莎.库克兰兹（Lisa Cuklanz）的论文《传播研究的五个女性主义框架指南》，试图将五个批判西方思想中基础哲学问题的女性主义流派与传播学的主要议题联系起来。
其次，出现了传播与性别研究历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就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传播学教授凡.祖南教授撰写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Feminist Media Studies，1994，Zoonen，Lizshewan.此书中文简体版为《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荷]祖伦著，曹晋、曹茂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这本书被普遍认为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一本体系化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专著”。其涵盖了刻板形象、色情与新闻意识形态、广告、电影与电视的男性气质、族裔、流行文化与方法论多个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在1994年，台湾学者张锦华的《媒介文化、意识形态与女性——理论与实例》一书，将传播与性别研究同样推向了一个高度。但有趣的是，她在1999年撰写的文章《女性主义与传播研究》中，依然没有使用“女性主义媒介”这个名词。
这一时期研究的热点集中在妇女杂志和妇女视听效果的研究方面，此外，有关种族、性别和大众媒介的热烈讨论依然在持续（Facing Difference：Race，Gender，and Mass Media，1997）。斯蒂芬.李特约翰在其《人类传播理论》中指出，得到传播学领域认可的女性主义研究呈现上升趋势。索妮娅.福斯、凯伦.福斯和辛迪.格瑞芬（Cindy Griffin）在最新出版的著作《女性主义修辞理论》（Feminist Rhetorical Theories）中对以下女性主义理论家的传播研究进行了概括：格罗莉娅.安塞尔杜阿（Gloria Anzalduá）、宝拉.加恩.艾伦（Paula Gunn Allen）、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索妮娅.约翰逊（Sonia Johnson）、莎莉.米勒.吉尔哈特（Sally Miller Gearhart）、斯塔霍克（Starhawk）、玛丽.达利（Mary Daly）、郑明霞（Trinh T.Minh-ha）和切瑞丝.克莱玛瑞（Cheris Kramarae）。
四、学理化探讨与跨越发展阶段
新世纪以来，传播与性别研究最大的特色，正在于女性主义、媒介、妇女三者关系的研究，或者简化为“媒介与性别的研究”。
正如 Elizabeth L. Toth， Linda Aldoory 所指出的，性别构成了对媒介的挑战，学者们有的认为应该在传播范畴内研究性别问题，诸如Elzbieta H. Oleksy(2001)， Gender In Film And The Media； Gail Dines Jean， McMahon Humez(2002) ，Gender， Race， and Class in Media，和Gail Dines and Jean M. Humez(2003)， Gender， Race， and Class in Media： a text-reader；有的认为性别应该置入传播研究——类似一个动词化的过程——即“性别化”，如Julia T. Wood(2002) ， Gendered Lives： Communication， Gender and Culture；也有学者将性别与传播并称，如Bylerly， Carolyn M(2006)， Women and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还有的认为可以采纳“性别传播”这样的术语，如Charlotte Krolokke， Anne Scott Sorensen (2005)， Gender Communication Theories and Analyses，理查德-韦斯特与林恩·H.特纳合作完成了《性别与传播》（Gender and Communication）；还有的干脆质疑“媒介的性别问题”，如Gunter， Barrie(2002) ，Media Sex： What are the Issues？
华人学者倾向于使用并列关系来表征媒介与性别这两个关键词，如卜卫《媒介与性别》（2001），刘利群《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2004），刘利群等编著《中国媒介与女性研究报告2005—2006》（2007），曹晋《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理论与实例》（2008）。
与这场争论相并行的研究热点，散见于对各种类型的女性媒介研究的关注，对媒介与性别背后的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批判，对媒介、女性、权力、科技、环保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可以预见，传播与性别的研究，一方面将向着更为学科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将向着更多跨界与交叉研究的方向发展。在这两个方向下，传播与性别研究将展现出一条独特的妇女学科与传播学科交叉研究的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