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家利益的差异影响中美对客观事件的判断
大众传播对于国际关系其根本的落脚点是国家利益。无论国内传播还是国际传播，都应当维护国家利益。国内传播，主要是引导公众增强识别和判断力，提高社会免疫力；宣传国家政策，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推动政策的贯彻执行；集合本国的文化凝聚力，形成精髓文化，维护民族自豪感。例如“非典”对我国的大众传媒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在对“非典”的报道过程中，大众传播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从慌乱到镇定的过程。国际传播更是担负着宣传本国的政策、立场，塑造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使命。在对外传播时，传播者必然选择那些有利于树立国家良好形象的信息，剔除和控制那些会损害国家形象的信息；在对内输入信息时，则严加防范对那些可能引起混乱、有害稳定和发展的信息。实践证明，大众传播做得好与否，对于国家利益的保障至关重要。中国和美国虽然在传播手段、内容、方式等各方面有着种种差别，但根本上都是为本国国家利益服务的。
中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让美国这样一个长期居于老大地位的国家感到深深的恐惧。这种恐惧从美国的媒体中可见一斑。先是美国对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动乱事件进行不客观报道，混淆世界人民的视听，企图给世界一个中国不人道的形象；然后炮制出“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崩溃论”，企图恶化中国的周边环境，让中国在刚刚站稳脚跟之时，四面树敌，延缓中国改革的步伐；2003年则利用“非典”事件对中国进行了大量负面报道，甚至直接攻击我国的政治体制，使中国政府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工作非常被动。美国媒体还常常利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西藏问题等刻意丑化中国形象，其目的是在世界公众心目中“塑造一个专制的非民主的、具有威胁的非和平的、敌对的非友好的中国国家形象”。
这一切，完全是美国从其国家利益出发的考虑，一个优越了太久的大国，是绝对不允许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而且还在意识形态上与其背道而驰的东方国家，成为其霸主地位的潜在威胁的。“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建立一种独霸世界的单极秩序成为其战略企图，为此它要遏制一切能够对它形成威胁的力量。“把中国扼杀在摇篮中”，这句话绝对经典。中国的繁荣强大是它所不愿看到的。但遗憾的是，多年来美国不但没有能够扼杀中国，甚至没能够阻挡中国迅猛发展的步伐，美国是很不甘心的，它随时准备给中国以致命一击。
在军事打击、经济制裁等手段越来越难以奏效的形势下，传媒已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维护国家利益、推行全球战略的有力工具。早在“冷战”时期，“美国之音”就与西方一些媒体机构共同制定了一份宣传提纲，把反对共产党执政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其主要的宣传战略目标，并具体化为八条宣传方针。可以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也是西方传媒的重大胜利，是承载于西方传媒的西方意识形态的胜利，是西方价值观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颠覆。事实上，传媒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已不仅仅体现在意识形态竞争和国家形象塑造上。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因素，传媒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都产生着重要影响。
1999年美军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美国的媒体把它说成是误炸，是中央情报局的情报错误。堂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大使馆遭到美国导弹的轰炸，而且是穿透力极强的“五枚精确制导”！根据分析，美国的精确导弹，根本不可能存在误炸的可能性。美国这样做只是想看看中国的国力有多少，看能激起中国多大的反抗。而中国方面，中国传媒不断发出声讨、谴责、抗议的声音，群情激奋，中国政府也发出了义正词严的抗议。美国看到了中国的能量，看到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意识到如果真的把中国惹恼了，对其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对其在世界的大国形象是没有益处的，最后只好公开道歉、赔款。时至今日，我们说起这件事，仍愤愤不平，对美国的霸权行径嗤之以鼻。而媒体在政府的引导下，考虑到两国的政治经济往来，从国家利益的宏观角度出发，在美国作出赔偿、道歉以后没有再加以扩大。中美两国媒体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与各自的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因为政府与媒体的根本立足点均是国家利益。中国认为，南斯拉夫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保护，北约的空袭是对一个国家主权完整的粗暴干涉。美国及北约的真正目的是用武力对该地区施加影响，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利益。美国媒体则认为，南联盟杀害了成千上万的阿族人，并使他们无家可归，他们发动科索沃战争是为了避免人道主义灾难。
这一事件其实影响到了“9·11”事件中国网民的态度。美国被恐怖分子袭击，许多网民发出帖子，表示幸灾乐祸，认为是美国的横行霸道受到了惩罚。我国政府对民间的声音采取置之不理或者压制的态度，还要求各地媒体加强管理，控制互联网中情绪偏激言论的发表。这也是政府从国家利益的高度作出的重要决策。当然，在这一事件中，我国政府和媒体的表现都还不够成熟。这点在后来的伊拉克战争中得到了纠正。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既体现了我国传媒的进步成熟，又体现了我国外交政策的进一步成熟，体现了我国的大国风范。
三、中美大众传播实力不对等
大众传播首先应当有物质基础，它体现的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它与现代信息业、物流业与传媒业密切相关。社会越来越发展，信息传播的物质载体也越来越先进，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唱主角的新闻媒体是广播，越南战争中是电视，那么在科索沃战争中则变成了互联网。中国大众传播的实力虽然不断提高，尤其是国内传播实力已经相当于美国的89％，但是和美国这样有着巨大物质基础做后盾的铁杆传媒业相比，客观上仍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值得注意的是，传媒是一种混合物质，其载体具有物质属性，其内容具有精神属性。物质载体强大的美国，很自然地能生产出比中国多得多的精神产品，对中国的大众传播形成一种压迫之势。
我国对反映传媒发展水平的几个主要指标——千人日报拥有量、千人收音机拥有量、千人电视机拥有量和千人互联网用户数，和美国进行了的比较。1996年，中国千人日报拥有量为40.4份，美国为212.5份；1997年，中国千人收音机拥有量为339台，美国为2118台；2000年，中国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293台，美国为854台；2000年，中国千人互联网用户为17.8人，美国为338.7人。从数量上和美国还存在有比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在国际传播方面，中国国际传播的实力只相当于美国的14％，这和中国的大国地位是不太相称的。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长期以来主要由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少数几个中央级媒体承担。虽然我国政府在对外宣传工作上投入了大量财力，但在国际上的声音依然很微弱。
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承诺逐步开放媒介和通信市场，我国原本不太坚固的屏障就面临更大的挑战了。入世对我国大众传播的影响涵盖了诸多方面，包括大众传播的政策规则、经济基础及技术条件、媒介自身竞争模式、受众心理及消费方式、传媒队伍的知识结构及业务水平等。美国借助于传媒，利用广播、电视、音乐、广告等形式，通过CNN、雅虎、美国在线、微软等这样一些大公司、大集团将其意识形态、价值判断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成为一种信息的单向流动。美国的好莱坞大片，不仅仅是为了在中国攫取高额票房收入，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观众的文化品位。整个世界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美国传媒的影响，越不发达的国家自己制造的文化产品越少，从美国引进或被迫引进的文化产品就越多。无怪乎有种说法认为，媒介全球化说穿了就是媒介美国化。
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大报对中国香港回归这样的大事进行消极猜测，对中国的台湾问题妄加评论，对美国轰炸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闪烁其词，这些稍微动动大脑就能够做出判断的事件，却有人愿意听信美国大众传媒的谎言，这与美国大众传播的实力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中国的声音能够有力地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么，这些地方的人就会作出自己的理智判断。而在那些只有美国的振振有词的声音的地方，人们只有被动地接受美国所给予的信息。
虽然我国的大众传播水平要赶上美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我国大众传播的绝对实力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上升，也在不断提高。在1999年的中国使馆被炸事件后极短的时间内，我国的新浪网就对事件进行了报道，并滚动报道了事态的发展。各新闻媒体网站都以最快速度开辟抗议专栏，并不断充实内容，快速及时更新页面。各网站及时建立了适应网络媒体的独立发稿机制，编辑处于24小时值守、发稿状态，将有关新闻在第一时间传播出去。《人民日报》还专门开设论坛，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前去主持，现场回答网友们的提问，将围绕此事件的讨论引向深入。国务院办公厅开辟抗议专栏，向国际社会迅速、准确地传达我国政府的严正立场。网络媒体在这一事件中，不仅在对内的宣传报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对外宣传报道、争取国际舆论方面也开始发挥独特的作用。
美国一些反华政客为了达到妖魔化中国的目的，同时也为了转移国际、国内对袭击我大使馆暴行的注意力，不断变换说法，以期逃脱国际社会的谴责和惩罚。为了驳斥美国的谎言，6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以正视听。中国的“黑客”为报国耻，对美国及北约的政府、军事站点展开了持续多日的大规模攻击，这次攻击的战果远远超过当年为抗议印尼暴徒对华人施暴而实施的对印尼政府网站的攻击，美国驻华使馆、白宫及美国和北约的众多网站或首页内容被改，或系统彻底瘫痪。这让美国及北约看到了中国和中国人的尊严。中国再也不是那个忍辱负重的旧中国了。
中国的大众传播在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是要在全球化中更好地向世界宣传我国的文化，抵御不良文化的入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不能孤立地谈发展大众传播，而应当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力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改善大众传播的物质基础。在对待美国的态度上，既要学习他们先进的大众传播的技术手段、优秀内容，同时又要提防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