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是信息的载体，正是这种信息所承载的思想、情感、认识与判断等因素使得媒介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其中，司法行为是受到媒介深刻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中外的司法多么推崇司法独立，都不能在事实上否认媒介对自身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媒介可以通过自身的行为实现对司法的监督，让司法公开审判的理念获得进一步的拓展；从消极的方面看，媒介行为对司法的频繁报道可能会影响法官独立地作出判断。现实中，媒介与司法的关系是很混乱的，媒介往往不能把握自身行为的合理性限度，从而可能影响司法的正义价值的实现。但从理想的角度而言，媒介与司法之间应该达到一种协调与平衡，这种协调与平衡的实现主要在于对媒介行为进行规制。这自然需要法律的约束，但仅有法律是不够的，媒介行为的合理化也需要媒介行为主体良好素养的养成。同时法官自身素养的完善也有助于司法免受媒介的干扰，只有各方面条件都具备时，才能实现真正的法律正义。
一、事实关系
媒介与司法的关系既有现实的层面，也有理想的层面。对于事实关系的分析是基础，而对于理想关系的分析则是对两者合理关系的一种展望，但两者之间到底能否形成一种良好的理想关系，则要看这种理想关系是否具有现实的根基。
媒介与司法的关系在事实上更多地表现为媒介对司法的影响，而司法本身其实对媒介并没有影响或者说影响很不直接。媒介对司法的影响在这个媒介迅速发展的时代是相当剧烈而突出的，媒介对于一个案件的频繁报道，足以使得司法活动的裁判结果发生重大转变。有的法官能够经得住媒介的考验，仍然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有的法官则在媒介对案件的频繁报道中失去了自由意志，而丧失了自由意志的法官也就没有独立性可言。司法审判是一个高度自律的职业，并且其对于从业法官的自由独立价值要求最高。法官只有摆脱了所有干扰因素，以自由的理性精神独立判断，才可能真正地使司法获得并保持良好的独立性。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中国的法官往往缺乏独立性人格。
即使没有媒介的影响，中国法官的司法审判活动也时常会受到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权力、人情、金钱、性诱惑等，这些因素时刻都在蚕食着法官的独立性。司法历来以追求正义标榜自身，但当这些因素干扰了法官的独立判断的时候，正义的司法就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了。媒介对司法的影响与这些因素有所不同，媒介不是用一种庸俗的权力、利益化的模式去干扰法官的判断力，而是以信息、知识、价值与观念的形态左右法官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媒介以自身为载体，在信息中承载了民众的意向，而民众的意向会以大众传播的方式传递给法官，从而使法官失去独立判断的能力。媒介所传递的知识本来是一种高贵的符号系统，然而当知识被有目的地运用时，它便丧失了其推动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功能。比如在司法行为过程中，某些专家的意见通过媒介的形式传递给法官，当法官知道了这些权威者的意见的时候，其独立判断力难免会受到干扰。在这种情况下，知识话语在媒介行为中转化为一种话语霸权，正是这种霸权给司法带来了严重的不正义。在中国，这样的专家意见侵蚀了法律的尊严，吞没了人们的自由判断力，玷污了人们神圣的心灵世界。专家是知识的载体，一般而言人们对专家非常信任，然而总有些所谓的专家利用媒介大造其势，以知识为幌子招摇撞骗。专家并不是神圣的象征，专家时刻都有可能发生错误，也时刻都可能出现道德的堕落。我们需要的是有道德的、高尚的专家，而不是庸俗的专家。当然对于媒介中所体现的民意，我们要采取另一种态度，因为民意毕竟是来自于这个生活世界的一种声音，是生活世界的人们发自内心的一种表白，这种表白是善意的，这种表白中甚至充满着一种道德情感。但是正是这种道德情感的充沛导致了法官对民意的重视，从而很有可能影响到司法的正义。当然媒介也可以构成对司法的一种监督，正是这种监督迫使法官不得不去认真地研究案情，从而作出符合事实判断和正义理念的司法判决。
就媒介与司法的事实关系而言，司法更多地受到了媒介的影响，同时司法对于关涉媒介案件的判决也会影响到媒介行为，但这种影响相对于媒介对司法的影响而言显得并不那么突出。
二、理想关系
既然媒介与司法的事实关系并不那么合理，人们自然会探讨媒介与司法的理想关系。理想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而必须有着现实的合理性基础。
司法行为是一种独立的裁判行为，从本质上讲，它应该完全在法律的框架内完成自身的使命，并拒绝任何因素的干扰，这是一种美好的理想状态。但自媒介获得发展以来，司法受到媒介的影响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关键是如何让媒介对司法的影响真正地获得其合理的价值。人们期望媒介对司法审判的报道、对案情的报道都能实现合理化。但这种合理化到底是什么？媒介对司法审判的报道是在什么时间下的报道？媒介对案情的描述要坚持哪些原则？记者群体为了寻求卖点是否会真正遵守职业道德？人们所期望的媒介与司法的关系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在这种良性的互动中，媒介对司法起着良好的监督作用，但又不干涉司法判决的结论，即不破坏司法的独立性。
司法对于媒介其实也可以有一种理想状态，司法要以它的公正裁决给媒介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对媒介行为产生良好的引导。尤其是一些关涉媒介的司法案件，如果司法结论充满了合理性，媒介主体就可以从司法审判中看到自身的价值所在，从而可以有效地实现媒介主体行为的合理化。媒介必须有自由，只要媒介行为有着合理的基础，司法就不能剥夺媒介行为的自由。媒介是一种表达自由的公共空间，是人们的一种话语表现方式，这种自由的说话的权利不能被轻易地剥夺，而司法裁判的正义信息将对媒介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从而使得媒介行为能够去充分地追求自由。自由是媒介行为的本质，司法不能暴虐媒介的自由，否则将是人类说话权利的最大的不幸。即使在媒介的权利与其他权利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也可以最终依靠宪法中关于言论自由的思想对媒介的权利进行辩护。
媒介与司法的互动关系从其理想的角度而言，表达的是人们对于媒介行为与司法行为的合理化构建，这种理想关系只要是合理的，就应该具有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
三、在理想与事实之间
事实总会存在着问题，没有问题的事实是不存在的；而理想的存在也总是表现着人们对于现实进行改造的信心，至于现实是否能够真正地得以改造，那要看这种理想是否真实地体现了从现实中引申出的合理性要求。
媒介与司法之间的事实关系严重地影响了司法的独立性，这种媒介行为的僭越使得媒介面目变得可怕。人们再也不把媒介看做是获得知识的有效方式了，而是把它看做对人自身所追求的价值的破坏。于是我们要求改变这种恶劣的媒介与司法的事实关系，让两者能够实现有效的平衡。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纯粹理想意义上的两者关系实际上是很难获得的，仅仅希望媒介监督司法，而无丝毫对司法独立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事实关系并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但理想关系的确代表了某种合理的价值，表达了人们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追求，因此仍然值得追求。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没有任何完美的手段可以让两者的关系达到一种完美的状态。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要努力改变现状中的不合理的方面，而让事实关系有效地合理化。这里将有一些手段需要探讨，首先是法律的手段，即要尽快制定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在这个新闻法中体现出对于媒介的权利义务的合理规范，尤其是对媒介行为的规制，但新闻法热闹了好多年一直难以对象化，这可能会影响到媒介与司法关系的调整。为了弥补在这方面的缺失，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先制定一些针对不同媒介的相关条例，通过这些条例对媒介行为进行约束。当然这个条例会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但必须将媒介与司法关系的调整纳入到这个条例之中。另外，还可以从主体的素养的角度实现媒介行为的合理化。对于媒介主体而言，其行为必须要遵循一定的尺度，一个人的行为状况直接受到这个人思想状态的影响，高素养且有高度责任感的媒介主体会使媒介行为有效地合理化。当然法官自身的素养也要提高，法官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作为主体他不能屈服于任何外在的力量，而必须依靠他的良知进行司法判决。
我们期待媒介行为的规范化与合理化，因为我们希望司法真正地实现独立与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