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的存在可能与司法行为中所包含的几种价值相关，媒介行为或促进或阻碍这些价值的实现。就媒介与司法独立而言，媒介本身的存在方式的确有可能使司法独立的状态受到损伤，这样可能会导致司法不能正确地反映法律及其精神的基本要求；就媒介与司法公正而言，当媒介对司法能够起到一种良好的监督作用的时候，媒介就会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而当媒介阻碍了司法独立的时候，可能会抑制司法公正的实现；就媒介与司法民主而言，我们做出这样一个假设，即司法是需要民主的，因此媒介会促进这种民主的实现，进而使得司法的运作呈现一种良性循环。
第一节媒介与司法独立
媒介的本质特性是公开化。媒介有一种冲动，那就是发布信息，获得认同。正是在不断展现信息的过程中，媒介获得了自身的存在价值，构成了一种对世界产生形塑和构造的意义，我们的生活也在媒介的这种行为中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而这种变化实际上正是我们的一种新的生活。但媒介的这种扩张生活的本质却可能对某些领域产生负面的影响，其中对司法独立的影响就是一个重要方面，媒介过分而不恰当的信息报道会干预法官的正常思维，使得法官的判决失去自身独立性的价值。这是我们在理解和把握媒介行为时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一、什么是司法独立
虽然定义有时会限制我们的思维，干扰我们的理解，但我们仍然需要对许多事物进行定义。大致说来，司法独立就是要让法官的审判活动免受外界的任何干扰。司法必须摆脱干扰，否则可能会影响到司法正义的实现，而司法正义是法律最重要的价值，任何时代的法律如果没有正义就不可能真正在人们心目中形成良好的认同。
司法独立要求法官将法律看做是神圣的，即使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也要让司法判决符合法律的精神。从立法中心的视角来说，司法独立就是要在观念上唯独尊重法律，而对法律之外的任何意见和看法或者观念都加以拒绝，只有这样才可能形成良好的司法认同。这种思维体现了法律的尊严，是作为法官必须要认识到的一个基本理念和价值。对于法官来说，法律永远处于一种值得被尊重的位置。司法独立要求司法行为摆脱来自于相关权力部门的干扰和影响，这句话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是很难做到的。
政治可能影响司法，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而在中国尤其突出。中国的司法过程不仅仅受政治大方向的深刻影响，而且也受到各级政府部门或者党委的干扰。可以说，中国尚未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司法的运作也是一种重要的权力，但在中国这种权力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制约，法官们往往要为政府服务，为政府的工作铺平道路。比如，实行计划生育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于是各级政府就对法院提出了要求，告诉法院要为计划生育工作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就不会依据独立的原则来安排自己的工作，受到政府的影响也是必然的。这种影响和干扰是为了所谓的公共利益，所以尽管它与法理的精神背道而驰，我们也无可奈何。
同时，法院在经济上也对政府具有依赖性，由于其财政开支由当地政府支出，所以要摆脱政府的干扰相当困难。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法院要依靠地方政府吃饭，就难以真正地获得独立，一个在经济上依赖于他人的人永远也不可能获得独立的尊严和价值，因此司法独立首先要做到司法经济上的独立。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国家完全可以设立专项司法资金，作为司法机关的财政基础，而这笔钱包括法院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以及法院的各种开销，由国家对其进行专门的审计和监督。这是摆脱司法依附于政府、地方的一个措施，应该是能够办到的，否则很难形成独立的司法机制。
另外，中国法院院长的产生机制也是导致司法不能独立的原因之一。目前在中国，法院的院长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因此只有与地方保持感情，符合地方意志要求的人才可能被选举为法院的院长，这种情况导致我们的法官对地方的强烈依附性。经济上的依附性可以依靠经济上的独立来加以解决，而政治上的依附性则可以依靠体制的改革来加以解决，只有法官在政治上也获得独立，才会有行为的独立与自由，所以有必要改变目前的法官产生方式。法院院长和法官都可以在考察的基础上实行任命制，当然任命需要一定的资格和条件，但这种任命必须是摆脱了一切人身依附性的任命，必须能够体现出对人格的尊重。只有法官在本质上是在具有一种人格自由的前提下遴选产生的，他才可能真正地做到在司法审判活动中独立判案，不受外界的干扰。
在中国，司法独立还受着人情的影响与干扰。中国人很重视人情，中国人自从出生以来就生活在各种各样的亲情、人情关系中，“人一生下，便有与他相关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社会）。如此则知，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相与。相与之间，关系遂生。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关系。故伦理首重家庭。父母总是最先有的，再则有兄弟姐妹，既长，则有夫妇，有子女；而宗族戚党亦即由此而生。出来到社会上，于教学则有师徒，于经济则有东伙，于政治则有君臣官民；平素多往返，遇事相扶持，则有乡邻朋友。随一个人年龄和生活之开展，而渐有其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吾人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以至于一切相与之人虽其相与之深浅久暂，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因情而有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与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之‘理’，盖即于此情与义上见之。”“谆谆于孝悌，敦笃家人父子的恩情，并由近以及远，善推其所为，俾社会关系建筑于情谊之上。”这种情感化的东西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我们生活在任何一种社会群体中都会受到这样的人情的影响，难以避免。
尽管现代司法建立了回避制度，但实际上这种回避制度可能发挥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强烈，因为中国人的人情关系很广泛，法官不可能不受到人情的影响。在一个法官因为涉及人情而回避问题之后，这个法官依然会与本院的另一个法官打招呼，虽然直接的人情没有了，间接的人情还存在，还在深刻地影响着法官的独立性。
此外，法官的判断还会受到其他种种恶的干扰，从而影响司法独立的实现。比如接受他人的金钱，一开始法官可能还会为此惴惴不安，但时间久了也就没有什么感觉了。恶本来就在人的心里潜伏着，遇到机会自然会冒出来。人虽然认识到了道德生活的重要性，但要真正地做到过道德的生活却是很艰难的。电影《指环王》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当一个人拥有绝对的不会受到任何惩罚的权力的时候，那么这个人还会道德吗？所以道德是有着很强烈的外在约束的，我们每个人都难以否认自身被外在道德约束的可能性。每个人都是如此，我们必须正视人的这种本性。正是因为人有着这种心灵之内的道德困惑，所以司法的独立也严重地受到恶的诱惑，而法官也很难拒绝这种恶的诱惑，所以法官其实也需要从内在的道德修养这个角度来塑造司法的独立性价值，否则人类的司法就难以从根本上免受恶的干扰。
而自从大众媒介产生以来，法官又多了一个被干扰的因素，司法独立受到了更加严重的挑战。媒介可以传递各种各样的声音，这其中有专家对案件的评论，有科学家对证据的分析，也有民众对案件的评论，更有人会提出自己认为对的理想的判决，所有这些因素都对法官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法官难以完全地拒绝这种干扰。也许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也许是说者本来就有意，听者不得不有心，总之媒介必须要慎重言行。我们不能指望法官完全地摆脱世俗的干扰，但我们可以要求媒介把握自身行为的尺度，因为它的行为会对他者造成影响，所以慎重言行当是媒介在司法问题上所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理念。
二、媒介干预司法独立的表现
媒介作为一种传播手段，不仅要将信息发布出来，还要对这些信息加以评论，有时甚至会表达出来自于社会的强烈的呼声。媒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影响着司法的独立，这是一个事实。
首先，媒介发布信息本身就有可能对司法独立产生影响。媒介的本质就是要发布信息，但当媒介将司法信息加以公布的时候，就会对法官的心理产生某种微妙的影响。也许可能产生对法官行为的良好的约束力量，当法官看到媒介将相关信息发布的时候，可能对自身会产生一种严格要求的心理活动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利于法官的公正判决，这种影响应该说是积极的。但有的法官可能在媒介将信息加以公布的情况下产生心理压力，从而无法作出正确的司法判断。这都在两可之间，不过对于大多数法官来说，媒介单纯地发布司法案件的一些信息不会对法官构成强大的压力，因为媒介对司法的简单的事实性陈述只是一个信息的流动而已，并没有任何破坏司法独立的倾向。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公布本身就可能对一些心理素质较差的法官产生不良的影响，这将是一种很悲哀的结果，幸好这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前些年比较流行的对庭审过程的现场直播，也是媒介发布司法信息的一种方式，很多法官的审判过程在电视上展览。试想一下，如果全国人民都在看你的审判，那么你的心理是否有很大的压力呢？而你在强大的压力下怎么可能放松，又怎么可能运用你所有的智慧？一个难以被充分利用的大脑又怎么可能对事实进行良好的判断，从而对法律做出合理的解释呢？这是对法官行为的严重干扰。因为法官是从庭审中直接感受当事人的各种表现，而他对事实的判断可能就是来自于庭审，如果离开直接的庭审经验他的合理的内心确信将不可能获得，因此，必须保证法官在庭审中不受到干扰，这样才可能保障法官在实际的审判过程中调动自己所有的智力，从而作出合理的判决。我们必须制止庭审直播这类媒介行为，否则媒介将难以真切地感受到自由与独立的价值，法官也将丧失自主的判断力。
其次，媒介在对司法信息的报道中的情绪化渲染会干扰司法独立。今天的媒介已经实现了市场化，而市场化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为媒介寻找卖点，在这种情况下媒介往往在对司法信息进行报道的同时进行情绪上的渲染，而这种情绪上的渲染可能会给法官心理造成严重的影响，给法官的判断带来偏差，使得法官心理处在一种极其焦虑的状态下，在这种状态下法官很难作出漂亮的司法判决。法官不是圣人，他的思维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当媒介的渲染传到法官的耳朵里时，很难保障产生一个公正的司法判决。
其三，媒介的情绪化的渲染在很多情况下会激起民众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可能会对司法独立产生强烈的干扰。比如前面提到的宝马汽车撞人案件，当它被各种媒介大肆渲染后，有的人不做任何实地考察，径自认为肯定是肇事司机故意杀死了被害人，进而声讨一定要将肇事司机处以极刑。这种被媒介扩散的信息往往会影响法官独立的自由意志。事实上，案件发生地的法官并没有受到民众激烈的情绪的影响，而是作出了合理的判决，最起码我们能够从这个案件的判决中感受到法官分析的恰当合理。而司法判决正是由于其强烈的推理色彩和鲜明的说理特征，才能够赢得人们的认同，法官也才能赢得人们的尊重。法官必须获得独立，以此来摆脱媒介所可能对其产生的各种干扰。
其四，在媒介发布某个案件信息之后，民众往往会展开多方面的讨论，而这种讨论显示了媒介审判的力量，它可能对法官的独立判断造成严重的损伤。社会民众对案件都有着自身的看法，这种看法虽然包含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往往是从道德情感的立场出发的，而不是对事实分析和对法律判断的合理性，更不是对于司法结论的一种论证性证明。法官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慎重对待这些情感因素，不得不对法律进行另外一种解释，从而迁就老百姓的讨论，作出别样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法官的独立性受到了侵害，法官难以单纯地依赖于法律或者法的精神进行裁判。
当然以上所列举的媒介对司法的干扰，都是人们在善良的目的的支配下引发的不良后果，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通过对媒介的操纵来控制司法审判的结果，这将是十足的恶意，这种恶意构成了对司法权威的破坏，是对法律尊严和法治的践踏。这种恶意操纵司法审判的行为，严重干扰了法官的正常思维和判断，对司法正义的实现构成巨大的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