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社会结构的变化提供了民意表达的机会空间。2006年6月30日，胡锦涛在北京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进行讲话，提出“认认真真访民情，诚诚恳恳听民意，实实在在帮民富，兢兢业业保民安”。这被认为是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一脉相承。我们暂且将之称为“四民论”。“民富”可以理解为物质和精神的富足，“民情”提供了评价民生的客观基础，“民意”表达“民情”、“民富”和“民安”，即“是怎样的民情、民富和民安”与“应是怎样的民富和民安”。如果承认“民”的主体性的话，“民意”表现为对其他三者的意愿汇聚。而其他“三民”必须是“民意”的，特别是被表达的“民意”，因为这为执政者提供了他者的参照。而如果将“民情”视为基础，“民富”、“民安”作为目标，“民意”又是准确达到目标的必经过程。
在中国，制度性的利益表达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通过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各级机构进行的自下而上的表达渠道；二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三是各民主党派和群众性社会政治组织；四是一些群众性的直接利益表达形式，如写信、投诉、上访等。但这还不够，传媒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在利益复杂化的民意表达方面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但鉴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民意表达往往存在三种情形：未曾表达、缺乏充分表达、充分表达。考虑到民意（众意）的分散性特征，三种情形都需要再表达，特别是针对民意“未曾表达和缺乏表达”的情形，以及民意存在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整体与局部、主观与客观的问题，发现和再表达就十分必要。而且，即使表达的民意也不见得是真实的偏好，按照阿莫斯·特沃斯基关于“隐藏的偏好假设”观点，这些偏好被隐藏可能是因为存在各种涉及风险决策的预期遗憾，或是关系到不愉快的原因，抑或是源于顺从多数的压力所致。而传播学中纽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观点也表明，基于对公众舆论的推测，人们会对既有观点的表达进行调整，导致一些观点占据上风，一些观点则会销声匿迹，但并不意味后者“存在状况”的消逝。但不管怎样，发现民意，揭示真实的偏好，对于民意表达至关重要。相反，那种“未曾表达和缺乏表达”的民意的“沉默”甚至可能造成更大的风险出现。
对此，传媒对民意的发现和表达就是关注未曾关注的民意，深入未曾深入的民意以及进行合理的议程设置。传媒对民意的发现和表达的具体形式包括：信访、对社会参与政治活动的报道、公众参与媒介讨论、媒介的民意调查外，汪凯：《大众传媒与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转型时代的状况与趋向》，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还包括新闻报道、新闻调查以及对特殊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利益的关照等。在具体过程中，需要传媒有效的筛选以及适当的甄别技巧（其中也包括对虚假民意的揭露）。
从实际情况来看，传媒在对社会参与政治活动的报道方面最为活跃，这可以从各类媒体对两会报道的内容和形式革新方面看出来。但媒介的民意调查才刚刚起步，特别是源于途径、成本的原因，网络媒体似乎更显活跃。今后，传统新闻媒体应当同互联网相结合，丰富调查的内容、扩大媒介调查的影响力。抑或是同社会一些公信度较高的民意调查机构进行合作。在中国，知名的民意调查机构如国家统计局所属的中国统计信息咨询服务中心（1987年成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建立的中国社会调查系统（1987年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舆论研究所（1986年成立）、中国社会调查所（1986年成立）、零点调查公司（1986年成立）等。
传媒将其重要的调查成果予以积极发布，从而能够呈现良好的意见表达生态。对于公众参与媒介讨论，传媒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针对社会事件或者是重要议题，纷纷开辟了专门的传媒讨论圆桌会。特别是针对新媒介的广泛使用和普及，传统新闻媒体机构积极地拓展公众参与媒介讨论的路径。如在2008年“两会”期间，新华社和移动通讯联合通过手机短信参与“我为总理献计献策”的活动，仅仅开通两个小时，就收到180万条短信。对于信访，各家媒体主要是提供“内参”，用以表达不宜公开表达的民意，而且往往能够起到实际作用。如2002年的“蓝田事件”就是中央财经大学的刘姝薇教授通过《金融内参》的一篇600字的文章——《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所引发的。“蓝田事件”是中国证券市场一系列欺诈案之一，被称为“老牌绩优”的蓝田巨大泡沫的破碎，是2002年中国经济界一个重大事件。蓝田业绩有虚假成分，而业绩神话完全依靠银行贷款。文章对蓝田公司的资产结构、现金流向情况和偿债能力作了详尽分析后，认为蓝田业绩有虚假成分，而业绩神话完全依靠银行贷款，20亿贷款蓝田根本无力偿还。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为此还制作了一期节目《与神话较量的人》，使得这一事件为更多的人所知晓，蓝田神话的故事彻底破裂，避免了更大的社会风险。传媒对弱势群体利益的关照这些年来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从2003年传媒对“孙志刚事件”的广泛报道以及掀起的讨薪风暴，再到2007年6月5日，河南电视台报道被骗到山西临猗县一砖瓦窑厂打工并遭到虐待的“黑砖窑事件”都堪称是经典事件。
但传媒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也需要区分是“谁”的民意（专家的、特定人群的，还是其他的），尽力做到观点的多元表达，以便为进一步的风险共识打下基础。在此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传媒可能成为沉默的螺旋的一部分的事实——即传媒向公众宣布哪些观点是受欢迎的，哪些是不受欢迎的，从而导致沉默螺旋效果发生。因此，传媒除了不能只是关注那些公开表达的观点外，还应当慎重地“公开”某些观点。
总之，传媒的积极参与为风险各方提供了表达各自利益的平台，从而提高了社会对风险控制的理性认识。在一个传媒能够有效促进民意表达的社会里，什么是风险会有多种不同的看法，经过反复讨论也会逐渐形成共识。传媒揭露的事实不是只给某些人看的，而是让更广泛的社会人群知晓。如何控制未来可能出现的损害，也依赖于群策群力，而不是只靠少数人。
二、传媒与风险共识
强调利益必须得到充分表达，实际上是希望对风险达成共识。风险最大的影响在于，它涉及到风险卷入各方的利益以及随之而来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风险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风险的共识如何达成。如果以利益政治角度来加以诠释的话，这也是一个关于风险的共识政治。
共识（consensus）概念表达的是社会经由认同而形成的一致性，认同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和行为感，是人类所特有的认知方式和结果，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也有密切的关系。因此风险共识指的是各种社会群体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社会中的人们围绕某一社会风险，通过论辩与协商而形成的一致性。
不管是功能论的视角还是冲突论的视角，都肯定了社会共识存在的必要，都将其作为社会统一和团结的基本的根源之一。两种视角的差别仅仅在于，功能论视角强调的是社会和谐整体的理想表达，冲突论的视角则是将社会描述为一个冲突与控制的社会，共识非自然而必然的，因此强调共识的社会建构性。作为社会风险语境下的社会治理，认同社会整体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化，认识到社会风险中的冲突与控制，因此主张社会建构关于风险的社会共识。但这样的建构并非出于让一些统治集团受益，一些较弱势的社会群体成员受损的目的，有意让“统治阶级的思想、利益与价值”仿佛具有普适性进而让其具有共识的权威性。相反，它是依托于整体社会（或者是围绕相关问题的利益人群）共同参与建构而形成的认同。这种风险共识一旦形成就可以作为利益协调的基础，成为相关主体共同的期望，成为主体行动的规范指南，从而能够一起面对风险并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
有关共识的主张也显示了与协商民主理论基本主张的一致性。协商民主理论是20世纪末对自由民主和代议民主等民主理论反思的结果，得到民主社会的极力推崇。作为该理论的代表者之一的哈贝马斯认为，各种观点和思想在公共领域里相互交锋，私人的、异质的需要得到调整，理性的偏好会代替自私的或非理性的偏好。由于哈贝马斯强调交往理性，因此能否话语表达，表达的充分程度，知识背景是实现交往理性的目的——理解——的重要保证。于是，社会风险语境下的风险共识就表现为人们通过表达、协商、改变，从而形成关于某一风险的相对一致性的整体意识。
这样，传媒关于风险共识的诉求在于，利用传媒自身的影响力，通过对话的方式，让政府、风险利益涉及方、专家、社会公众之间充分表达、协商、改变，从而达成最大的关于可行性、合法性、合理性的风险共识。而如何对话则直接影响到上述目标达成的程度，也表征了传媒在社会实践中的作为。同时，和政治学的共识政治关于“可能没有替代方案使得不得不接受现存的政治治理框架”一致，风险意义上的共识依然强调当下政党政治的可接受性（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成功实践，从而形成的政治治理框架），由此奠定传媒与政府（及共产党）既非对立的关系预设，也非合谋的关系预设。基于风险的共识政治，政府、社会组织、个人之间既可能是一种监督关系，也可能是一种表达支持关系。
在2003年的“非典”期间，研究者们通过前后的对比，多数研究结论认为信息的披露是这场风险的化解者。其实，如果仔细加以考察会发现，并不是因为信息的披露这一因素直接影响了这场风险，恰恰是这一因素通过关于“非典”风险共识这一中介因素产生的结果。即除了披露疑似病人以及死亡人数的信息外，传媒通过专家访谈、对政府及主管机构的积极行动、医院事迹的报道、对患者的帮助支持的呼吁、对抗击“非典”成功做法的介绍，无疑形成了共同参与抗击“非典”以及力所能及地进行自我责任承担（如提供一些线索、配合社会适当的管制，以及自我防范等）的社会共识，进而减轻了之初人们因恐慌而扩大了的风险后果。作为引导的具体过程，是创造一种共识性话题，或是挖掘一些可能成为共识的已经自发传播的内容。这样的过程直接疏导了相应的矛盾、协调了社会利益关系、促进了风险救助。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调查数据显示，虽然47.6％的北京市居民增加了紧张感，但87.3％的居民增加了严防措施，并有84.8％的人对4月20号后党和政府的果断措施和如实公布表示满意。这就是“非典”时期最好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