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经济资本的变化
在《南京零距离》以前，电视新闻栏目的经济资本只有依靠节目的收视率，但《南京零距离》改变了只靠收视率的经济资本单一来源，“品牌推广”成了经济资本来源的新途径。
只要到过南京，稍加留意，就可以在公车、楼宇、商场等公共场所发现《南京零距离》的种种自我推广。例如，在开播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南京零距离》就举办过大大小小30多次广场活动，平均每两周一次；在2004年夏天，南京因为缺电而被迫拉闸，栏目就组织电影放映队先后到150个社区放映露天电影，而在2005年夏天，栏目决定再放映200场左右，以走遍南京317个社区。此外，像定期组织文艺慰问演出、培训下岗职工、免费为群众修理电器、每年春节期间为市民疏浚下水道等，这些需要相当坚决态度和执行力的活动，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电视新闻栏目传统观念中的业务范围。结果，《南京零距离》在当地市民心中的品牌地位，以至于当出现了一些突发事件发生后，现场群众会自然地通知“110”和《南京零距离》，甚至为等待后者而要求“110”暂缓处理。
然而，与这些公益活动并行的是，对节目中格调低俗（比如高频度的婚外情、卖淫嫖娼报道，常常侵犯被报道者的隐私）的批评一直未停。这些不满在节目的初创以及同类节目竞争激烈的时期最为强烈。于是，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南京“民生新闻”制作理念就变得有些模糊。当人们为理解这种“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行为而再次回看时，发现《南京零距离》在以市场为导向向观众售卖自己的服务：对于产品品牌，采取类似工业品的推广营销手段；对于产品本身，以满足观众想要的为生产原则，不管是“舆论监督”的排解烦难，“教你一招”的生活小贴士，还是“一饱眼福”的窥视满足，都统一在“售卖”的理念之下和平共处。
“我们用市场的角度来看，他们（观众）是购买者，他们是消费者，他们是上帝，我们是为他们服务的，这是第一位”，[60]主创者并不讳言。同时，他们还积极借用“三贴近”话语中相对含糊的定义以及“十六大”后中央领导人“无害的就是有益的”新批示，为舆论监督和市井新闻的合流寻找政策的合法性依据。于是，在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的结合下，“民生新闻”在全国一路畅通，新闻进入营销时代。
“民生新闻”对经济资本的需索本身无可厚非——为了生存。但是，经济资本的获得是考虑到新闻作为公共产品时巨大的溢出效应，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获取，还是通过满足“消费者需要”，像卖一双鞋子那样塞给某位消费者，无须顾及观者的感受？这是一个需要每个新闻人重新思考的问题。
3.文化资本的变化
把“为消费者服务”树立为制作新闻的理念，既不同于新闻场域中传统的文化资本“为人民服务”，也不同于舶来话语的“为公民服务”。在“消费”的指针下，《南京零距离》等“民生新闻”为自己一些不被其他地方同行理解的行为找到了注解。当同为地方电视改革先锋的湖南经视，炮轰南京新闻中普遍的有奖收视举措“充满铜臭味”时，后者认为观众参与调查付出了劳动，得到一定报偿完全符合市场规律。[61]同样，“顾客（观众）是上帝”的服务信条下，观众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南京零距离》投资近百万建立热线电话接听中心，24小时倾听老百姓700～800个电话，做到有电必复，承诺有难必帮。同时，观众的窥视欲在“民生新闻”们激烈的市场争夺中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有时候连一周过几次夫妻生活都说出来了。”[62]而“我们媒体在报这些东西，不加任何处理就播出，没有人来投诉的时候，我们感谢当事人，他的法律意识淡薄”。[63]因此，从“消费品”这个价值底牌来看，“民生新闻”这个概念确实具有一定的遮蔽性，这也是一些学者、同行对南京“民生新闻”从概念起就存在直觉上质疑的根源。
“消费品”的生产理念，从产品营销的策略，很容易被解释为“为上帝服务”，甚至可以很大程度上与“平民化”等概念形成置换，从而完成销售时的文化包装。“现在整个社会是平民化的，……那么在我们的节目中最本质贯穿是平民意识，用平民意识来做我们的新闻，这就是我们的出路，也是从价值的起点来找我们生存的依据”。[64]但从生产组织者的角度分析，“消费品”的生产理念只能指向一个目的——利润。当“平民化”和利润相结合时，也就决定了新闻生产与大众文化场域尤其是其中的低俗部分形成了交集。这也正是和20世纪90年代以《东方时空》为代表的电视新闻子场域根本不同所在：《东方时空》是以精英文化的视角脱离此前一贯的“官家文化”，“民生新闻”则是以大众文化在当下的电视新闻格局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与大众文化场域的资本交换，在目前的经费体制下，已经成为地方电视新闻栏目的主要选择。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对大众文化多有批评，认为在大众文化引导与影响之下，大众变成了完全没有个体自由意识与反抗可能性的被动群众，他们在接受大众文化的时候完全没有自己的选择性、能动性与批判性。确实，平面化、单一化、复制化等特征，和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一些“民生新闻”中的车祸、家庭纠纷相似。但以费斯克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乐观主义者，则反而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弱者的反抗，通过微观政治来消解意识形态，能够促进多元与差异意识的逐步培养，是一种更加间接的、渐进的、积累的对抗。这或许是政治场域所未完全意识到的，也同时提醒我们评价“民生新闻”时，要注意它的多向面影响。
二、《南京零距离》子场域资本的交换机制及对内部行动者惯习的影响
1.《南京零距离》的资本交换机制
在消费的指针下，《南京零距离》和政治场域、大众文化场域、经济场域、观众场域形成了如下资本交换机制。
《南京零距离》与关联场域的资本交换机制
2.对内部行动者惯习的影响
“民生新闻”的崛起和竞争，使得内部行动者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不断调整，“现在的观众，一般的杀人案件已经看得厌倦了，非要看到尸块、血迹；一般的强奸案件已经不感兴趣了，奸淫幼女的才会看上几眼；一般的情感故事已经审美疲劳了，同性恋题材才会多看几眼；一般的奸情丑闻已经不爱看了，老妻少夫的组合，他们才会锁定频道……”[65]但在他们的心里，这样做“其实是很尴尬：前面是放火、车祸、纠纷，批评报道；后面是时政新闻，我们是迫不得已”。[66]这种尴尬甚至是内疚，在许多制作者的访谈中都有所反映，于是，一个近乎悖论的现象就是：制作者既反感这种“尴尬”，又在不断地身体力行地制造这种“尴尬”。而与这个悖论伴生的则是“民生新闻”子场域内行动者近乎分裂的性情系统：既为自己的某些节目难堪，又在为这些节目给自己栏目所带来广告费的大幅增长欣喜、骄傲。
“个体的人格分裂，会让好的政策扭曲变形衰减；而集体的人格分裂，什么好的体制都可能不堪一击！”[67]内部行动者自己也意识到“分裂”的后果。这一分裂性情系统的根源在于，和中央台相比，地方台因为垄断体制带来的资源优势要小得多，尤其在众多城市台、省级上星卫视的分割之下。因此，对于地方台的新闻而言，生存的压力要比中央台大得多。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体制，决定了当下地方新闻制作者的角色：党政喉舌的承担者和市场份额的热烈追求者。对于前一种角色，制作者把政治场域中“三贴近”“无害便是有益”等提法作为保护色，实现舆论监督和市井新闻联合售卖的政治场域认可；对于后一种角色，在时政新闻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开发的现实下，“民生新闻”概念下社会新闻、市井新闻成为一块其中相当重要的资源，也正是这部分滋生了绝大部分的负面效应。制作者分裂的性情系统，正是在这样的制度矛盾下，渐渐累生了新闻“商品性”超越“公共性”的惯习。
小结
《南京零距离》子场域的出现，是新闻场域自有资本在目前环境里被入侵后的妥协，这种现实主义的选择，决定了它必然会在现实中同时得到的赞誉和批评。“取乎上，得乎中；取乎中，得乎下”，《南京零距离》仍有提升的空间和必要。而要做到这点，在经济资本方面正视新闻人“理性经济人”的普遍人性，从制度层面加以规避和制约，是未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六节 夭折——《1860新闻眼》类新闻子场域的变化
2003年11月28日晚六时，总时长60分钟的《1860新闻眼》在江苏卫视频道播出。2004年9月27日，在《1860新闻眼》栏目直播了部分江苏厅级干部“公推公选”的现场之后，“公共新闻”就成为《1860新闻眼》区别于其他新闻栏目的标识，并且得到了“第×次新闻革命”的评定[68]，一时引风气之先。然而，在三个月后，“公共新闻”的提法就被禁止。
那么，这短暂的“革命”过程中，内部新闻场域发生了哪些变化，使这个新闻场域昙花一现？
一、《1860新闻眼》子场域的资本变化
1.经济资本的变化
《1860新闻眼》开创之初，考核的指标是收视率必须达到1.8（此前这个时段AC尼尔森的调查数据为0.4），否则出局。
来自经济场域的压力，使栏目主创者大胆借鉴“民生新闻”在收视市场上的成功手法，甚至屡有超越：设观众收视抽奖，奖品为一辆12万元的汽车；主持人聘请因拍摄人体写真而闻名一时的汤加丽；题材选取“越过道德底线的，用杀人、放火，用离奇，甚至用低俗”来吸引观众。
收视率立竿见影：2.0。然而这样的收视表现仅仅维持了一个多月，就被广电总局制止，“通报之后比较‘有看头’的东西就不能再做了”。收视率立刻掉到1.1，证明不高估观众的口味，和不低估观众的脑袋一样重要。马上，“整个栏目几乎崩溃了”，因为“收入是和收视率挂钩的”。经济资本的潮起潮落，推动了《1860新闻眼》寻求突破。
2.文化资本的变化
《1860新闻眼》的文化资本，开创阶段来自大众文化场域。但在受挫之后，不得不改弦更张。当时，“公共平台”“公共领域”的概念正热，栏目的主创人员在仓促之间，选择了把“公共平台”作为自己新的文化资本构成，这也只是一种为了经营自己对象征资本的运用。
之所以这样解读，因为此时《1860新闻眼》所理解的“多元声音”和“公共平台”，和后来所说的“公共新闻”显然不是一回事。例如当时他们引为“公共平台”的标本报道，是对一起婚外恋的报道，通过观众投票为当事人“出主意”，然后跟拍事态发展，结果反响热烈，收视率又变成2.0。
这一个案，具备了吸引普通观众的许多元素：婚外情，道德评判，维护正统的责任感与扶助弱小的同情心以及隐藏其后的新闻连续剧悬疑和坐观其变的操纵感等，但这显然不是后来许多人标识《1860新闻眼》的“公共新闻”与“公共平台”概念。在后者的概念里，“公共新闻”源自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新闻观念变革尝试和实践，目的是试图消解美国现行新闻传播体制下少数权势所掌控的“媒介话语霸权”，建构一个公众广泛参与，包括新闻界在内各方协商对话、共同改善社会与民主的新闻传播体系，核心在于让普通大众重新握有“话语权”，让他们设置“媒介议程”。[69]使《1860新闻眼》与这一概念接近的是2004年9月27日，直播江苏公推公选22名副厅级以上干部的报道。
但实际上观众在这次干部选拔中并没有什么“话语权”，干部的考评权属于分别来自组织部、监察厅、政协等部门以及南京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四所高校，经过组织部门选择的现场参与测评的150多名干部、群众。场外的观众只有发短信发表观感。但饶是如此，长期以来政治场域选择干部幕后进行形成的神秘感，还是使《1860新闻眼》的收视表现分外惹眼。
在此之前，只是本省广电研究所在内部撰文认为，《1860新闻眼》“用公共新闻的几个要素去套，发现很像是公共新闻，但也不确定”。[70]而到了这期引起社会反响的直播播出后，此前的不自信就被驱散了，《1860新闻眼》开始以“公共新闻”标示自己栏目的与众不同。此后，一些媒体、学界带着自己的期望，加入了论证、讨论行列，《1860新闻眼》好像就此完成了从“民生新闻”的大众文化资本向“公共新闻”的公民文化资本的转换。
但是，仅仅三个月后，“公共新闻”的提法就被有关部门要求禁用，《1860新闻眼》短暂的文化资本转换自此完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