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19、20世纪之交的舆论研究
一、舆论的勃兴和舆论思想的活跃
1.言禁的突破和舆论的勃兴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国民众注入了一针清醒剂，使人们感到了深重的内忧外患，社会舆论因此冲破了封建“言禁”的桎梏而勃兴，形成了改良的直至革命的舆论，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变革。
甲午战争期间，社会舆论对这场战争给予了自始至终的关注。战争开始，当时的报刊舆论对这次战争颇具必胜的信心，认为日本“地狭物薄，弹丸小国”。但这是盲目的乐观和过分的自信。随着战争的失利，人们面对现实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在社会上出现了对日持久战的舆论。对于清政府派李鸿章乞和，社会舆论反应很强烈，批评当权者“不察事势，不恤人言，显违众论，而逞一己之私，贸贸然以和议进，其失国体而散人心姑且弗论，不解其以逆料倭人之就我范围不事要挟耶”，呈现出“万口交腾”、“誓不从寇”的舆论风潮。社会舆论要求抵抗侵略，反对求和，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清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问题，认为“平日之政事，一贪字坏之”。后来，台湾人民的抗日行动，得到内地舆论的广泛称赞和声援。《申报》不断发表评论反对割让台湾的斗争。每当台湾军民得胜、杀伤侵略者，舆论即欢欣鼓舞，大力宣传；对不怕流血牺牲、勇敢抗敌的英雄赞美备至。社会舆论在此时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马关条约》给中国人带来极大的刺激，然而人们没有沉浸于悲切、哀叹之中，不是悲观失望，而是从刺激中去面对现实，冷静地反省，寻求挽救危机的出路。维新变法正是在这种要求变法自强的社会舆论中发展起来的。
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挺身而出的壮举。康有为组织了在京会试的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割地弃民的国耻，提出富国之法、养民之法和教民之法三项变法建议。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上书还拟订了一项舆论制度，即建议每10万户中推举一名“议郎”，上驳诏书，下达民情，供皇帝咨询。凡内外兴革大事，皆由“议郎”开会讨论，全体议郎每年更换一次。这次上书及其所反映出来的民主思想，使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传播开来，在全国民众中造成了非常广泛的影响。
维新派的办报活动，最终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一贯实行愚民政策。他们控制和垄断新闻媒介，严厉压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如清朝的《大清报律》规定造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捏造言语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百，流亡千里”。一些地方政府也发布过禁止“伪造谣言刊卖新闻纸”之类的命令。早在维新运动兴起之前，王韬等人就发出过要求解除言禁、允许私人办报的呼吁，清廷未予理睬。1895年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又提出“纵民开设报馆”的要求，也未得到皇帝的首肯。于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只好冒着杀头、流放、监禁的危险，挺身而出在京城禁苑办起了报纸，从而在禁区打开一个缺口。对于当时的舆论界来说，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壮举。1896年《时务报》创刊后，各地维新派报刊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事实上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这些维新派报刊在宣传变法维新的同时，猛烈抨击“禁著私书，禁谈国事，禁上直言，禁倡清议”和“严巷议之诛，立腹诽之律”的政策，要求给予新兴的资产阶级出版报刊和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三书》和《上清帝第四书》中，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设报达聪”的建议。康有为、梁启超以“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为宗旨，创办了维新派的舆论机关和阵地——强学会及其机关报《中外纪闻》、《强学报》。通过办报办会培养的一大批舆论领袖，为维新派宣传舆论活动的全面展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资产阶级进行有组织的群众性舆论活动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到了“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和一些维新派大臣又纷纷上书皇帝要求允许设立报馆，广开言路，终于迫使光绪皇帝颁布了准许“官绅士民”办报的诏书，允许报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并要求各地政府给办报以免税的奖励。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多年来争取出版自由取得的重大胜利。
近代国人所创办的报刊，从1873年至1895年的20余年中，满打满算不过30种。可是在维新运动中，各地维新志士以极大的热情纷纷创办报刊，尤其是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发布准许官民办报的诏书后，更促进了各地报刊的迅速发展。社会上组织学会，创办报刊，蔚然成风。这些报刊积极地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一支主要力量。从1896年8月《时务报》创刊到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的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各地创办的报刊达70余种，比此前20多年国人所办报刊增加了一倍多。从办报地区看，已由广州、香港、上海等沿海城市发展到汉口、重庆、成都等内地城市，甚至内地一些中小城市也办起了报刊；从报刊品种看，有综合性报刊，也有专业性报刊 ；有政治性报刊，也有游艺性报刊；有文言文报刊，也有白话报和俚语报；有以普通读者为对象的报刊，也有以青年、妇女、儿童为对象的报刊；有文字报刊，也有了画报，形成了我国近代的第一次办报高潮。
19、20世纪之交的社会变革为舆论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留学、流亡的过程中，学习了西方有关舆论的理论，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并且在办报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报刊舆论思想，这些都对后来的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维新派报刊舆论思想的活跃
我国的第一代报人在办报实践过程中，从新闻舆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报纸反映群众舆论、呼吁言论自由等观点。
王韬创办了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的《循环日报》。由于他是在香港办报，清政府鞭长莫及，这使得他能将自己充满西方色彩的言论自由思想形诸报端，从而成为中国明确具备近代报刊言论自由思想的第一人。王韬认为报纸应该对国事“辩论其是非，折衷其曲直”，使群情舆论得以见诸版面，闻于朝廷，影响政策。他指出，办报要“指陈时事，无所忌讳”，同时，“名直陈时事，举其利弊，不过欲当局者采择之而已。”故当局应当做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对报上言论或采纳或不予理睬，而不应该压制打击。王韬把西方近代报刊的舆论力量，看成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卿相的权势，希望中国出现“清议所至，足以维持大局。主笔之事，位至卿相”，“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的局面。为了论证言论自由的合理性，他引用了先王旧制，尧舜纳谏的传说，并加以资产阶级民主色彩浓厚的一番推论：“诚以天下之大，兆民之众，非博采舆论，何以措置咸宜”，“以盛治之朝，唯恐民之不议，未闻以议为罪也” 。王韬在论述报纸的功能时，认为“民隐得以上达”是报纸十分重要的功能。“善为治者，贵在求民之隐，达民之情，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必强，察其疴痒而煦其疾痛”，而清政府之弊端在于“下情之壅于上闻”。王韬在《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一文中还特别指出：“有时彼国朝廷采取舆论，探悉群情，亦即出自日报中……此亦可以而仿效者也。”显然，王韬主张报纸反映舆论，并通过报纸反映的舆论来进行上下的沟通和国家的治理。这是一种民智可贵、民智可信的民本主义的舆论观的反映。
郑观应提出了报纸是民主政治的枢纽，认为要真正做到“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必须在设立议会的同时广办报纸，他说“日报与议院，公议如秉炬”。“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民隐、民情、公议实际上都是指舆论。郑观应认为要治理好国家，统治者必须了解舆论，尊重舆论，建立与民众沟通的渠道，同时把自己的政策与民众的意见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郑观应还提出创办西文报刊，“遇交涉不平之事，据理与争，俾天下共评曲直”，以捍卫民族利益。这实际上也是加强国际范围内的舆论宣传，重视制造国际舆论的思想的反映。
康有为认识到办报不仅是建立政党的舆论准备，而且也是政党建立以后的宣传手段。因而，康有为把创办报刊作为强学会的四大任务之一，并且在办报的过程中，提出了我国新闻史上最早的党报思想。他要求强学会的报刊要向群众宣传强学会的宗旨，并允许进行党内讨论，“各同志条陈新会章程稿，皆发交本党机关报登录，以公同志观览辩难，亦可听同志寄文驳诘，如议院然”。康有为深刻认识到新闻宣传的重要性，因而也倍感新闻控制的必要。康有为在其提议设立官报局的具体建议中，提到了由国家逐月拨款，公费订阅，以加强宣传，统一思想，并提出要对官报进行审查，“择其精善进呈，发备圣览，其有悖谬不实，并令纠禁”，以加强管理，控制舆论。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提出：“报馆之意，盖有四端：首列论说，指陈时事，常足以匡政府所不逮，备朝廷之采，其善一也；胪陈各省利弊，民隐得以上达，其善二也……”这些观点反映了康有为对舆论作用的认识和对舆论的重视。
谭嗣同，维新运动的著名领袖，在办报宣传激进的改革思想的同时，他认识到了群众舆论的重要性，提出报纸应为“民史”、“民口”，认为报纸要反映人民的活动和做人民的喉舌。谭嗣同主张把报纸办成记录民事、反映民意、为民呼吁的机关。他在《湘报后叙》阐述的办报思想中提出：报纸要代民立言，成为“民史”、“民口”。这种思想比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宣德达情”、“去塞求通”的主张更为激进，已经具有了明显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意识。他说：“报纸，即民史也。彼夫二十四家之撰述，宁不烂焉，极其指归，要不过一姓之谱牒焉耳。于民之生业，靡得而详也；于民之教法，靡得而纪也；于民通商惠工务材训农之章程，靡得而毕录也。而徒专笔削一己之私，滥褒诛于兴亡之后，直笔既压累而无以伸，旧闻遂放失而莫之恤，谥之曰官书，官书良可悼也。不有报纸以彰民史，其将长此汶汶暗暗以穷天，而终古为喑哑之民乎？”报纸是反映和记录“民之生业”、“民之教法”、“民通商惠工务材训农之章程”等与民众有关的活动的，它与封建王朝起居注式的、只反映“一己之私”的历史典籍是完全不同的。谭嗣同提出报纸应成为真实地反映民众生活的“民史”、“民口”的观点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因为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群众舆论之上，必须反映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报纸是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促使舆论形成的工具。这种人民的报纸，是人民的喉舌，一方面反映人民的生活，一方面指导人民如何斗争，如何取得胜利。一个报纸只有抓住了时代政治要求，反映群众斗争，指导群众斗争，推动社会进步，才会受到群众欢迎。群众舆论是新闻舆论的基础层次，媒介应该成为人民的喉舌，使社会公众对某一公共事务的分散议论达成共识，形成社会舆论，成为社会改革的动力。
从“民史”、“民口”的思想出发，谭嗣同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言论自由思想。他认为言论自由是报界切肤之问题，此问题不解决，则报纸绝无发展之机会。事实上，言论自由是舆论形成的前提条件，也是社会舆论最终形成的充分保证。谭嗣同指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何复忧乎？国有口矣。”他提出了“兴民权”的概念，倡导民主办报的思想。“盖方今急务在兴民权，欲兴民权在开民智。”主张新闻应该向民众开放，报纸要多给平民发言的机会，要“开风气，拓见闻”，努力实现“公权于民”。我们可以看出，谭嗣同提倡重视群众舆论，倡导“兴民权”、“开民智”，是为了使报纸更好地发挥反映舆论、引导舆论的作用。
综观我国第一代报人的舆论思想，首先是由于对现实的不满而怀有要求变革的思想，这样使得他们必须寻求一种制造变革的舆论工具，而这一舆论工具非报纸莫属。但是，当时的封建统治者进行残酷的舆论压制。这使得我国的第一代报人必须冲破言禁，倡导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思想由此发源并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次，我国的第一代报人都十分强调舆论的重要性。这与当时的统治阶级压制舆论、轻视舆论有关。为了让民众和开明的统治者认识到舆论的重要性，这个时期关于舆论对治国安邦的重要性的论述也比较突出。最后，我国第一代报人，不管是改良的或革命的，他们营造改良的或革命的舆论是通过办报来实现的，因而他们的舆论思想是立足在对新闻宣传研究的基础上，反映的主要是新闻舆论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