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当前媒体的身份危机的主要表现
第一个表现是认同飘忽和失语症。媒体的内容本来应该是多种多样，但是当前的中国媒体就是缺乏一种比较稳定和统一的立场和风格来界定，也就是说没有通过对各种角色要求的整合努力，形成媒体自己独立的身份特征。总是由一个个他者取代了媒体自我的存在，结果就是立场的飘忽不定，患了典型的失语症。比如播报国际新闻，则采用外国的播报风格和标准，一副西方化的姿态；播报当地新闻，则马上又是方言土语，一副土著形象。比如时下在节目和新闻播报中使用地方方言的热潮，既不符合全球化要求，也不符合国家政府要求，是媒体的身份飘忽和身份倒错所致。还有媒体的“克隆”、模仿现象，缺乏新意，枯燥无味。这反映了媒体正在失去自己独特的表达能力和话语的创造能力，只能任由他人的声音来填充自己的话语空间。
第二个表现是焦虑症。当前中国媒体笼罩着强烈的焦虑感，这是一种新的危机，有人称之为焦虑综合症。媒体工作人员每天不断地赶新闻，赶节目，无尽的工作伴随着强烈的倦怠情绪；媒体之间也好像处于一种无尽的发行、制作、争夺观众和市场份额的竞赛中。表面上看是严酷的市场竞争的结果（生存原因），深层原因却是媒体身份无法在整体上统合其他角色，不能对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和利用，而让各个自相矛盾的角色为争夺资源疲于奔命，无法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于是这种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因此，从身份角度来说，媒体的生存危机还不是主要方面，更加严重的是生存的唯一目的性导致价值感的失落。
三、媒体身份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种“焦虑”很直接和具体地体现在了媒体从业人员的身上。激烈的竞争环境、较高的考核压力、相对的低收入，记者渐渐失去优越感，“民工心态”盛行。在这种焦虑情绪下的媒体和从业人员已经表现出了许多不良的倾向：浮躁、炒作、泛娱乐化、虚假新闻等等，这对社会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最重要的负面影响为“弱智”和“功能性飞行”。虽然“弱智”具有典型的情绪化和论战风格，但从某种意义上也指出了媒体的一些病态现象：即媒体缺乏独立品格，节目内容的儿童化和泛娱乐化倾向，信息传播的反智现象。这实际上是媒体应对身份危机和焦虑情绪的比较呆板的办法。放弃独立品格和避免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度的反思，无疑可以使媒体在面对如此激烈的角色冲突时处于一种客体化的位置，使媒体在真实的现实和角色冲突中暂时逃避焦虑情绪的压迫。同时“弱智”的儿童化状态无疑给媒体留下了一个较大的回旋空间，四处讨好。再严厉的政府都会原谅媒体儿童式的触犯和偶尔的违禁，媒体的安全得到了保证；媒体也需要一个被儿童化的观众整体来说服广告商，获得市场利益。
这个时候的媒体可以说完全失去了方向感，进行的是一种“功能性飞行”，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飞乱撞。这种功能性运作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媒体的类生物性功能，也就是媒体的纯功能性角色，这种角色对于媒体来说是一种比较普遍和一般化的规定，不具有身份的影响力。二是简单的经济动因，经济利益的目标几乎成为了媒体的终极目标，一切都是为了获利，但是这是短暂的，脆弱的，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感。
四、媒体身份重建的途径
媒体对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特别在社会转型期的影响力更大。那么媒体的认同紊乱和传播失序，可能会对社会造成严重破坏或不良后果。它会误导精神文化，误导大众认同，迎合大众的低级感官趣味，阻碍来自大众的真实体验和感受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转化的通道，而仅仅停留在基本的生物性和经济动因的状态，导致整个社会的反智现象。那么，针对目前的状况，我们如何来重建能够适应社会新变化统一和谐的媒体身份呢？
首先要准确定位。虽然媒体在自我认同中偏向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角色要求，并且市场主体的要求又处于主导地位，但由于其固有的缺陷以及无视基本国情，它们并不具有统率其他的媒体角色要求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媒体自我认同的中心应该首先回归民族国家，也就是回到“中国”的主导立场上来。因为，全球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是自由市场规则，西方话语是强势话语，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中国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处于被动地位和守势，如果失去自己的立场，极易成为别人的附庸。只要媒体坚持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放在首位，然后再全球认同、市场认同，那么我们就能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潮流中，保持特色，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要善于融合“他”“我”。身份的构成涉及关于“他”“我”之间的复杂关系，拉康指出“镜像阶段”在形成自我意识中具有重要作用，或者说自我意识是在“他者”的观照下形成的。对于媒体来说，重建身份平衡的状态，就是要以其存在的物质存在现实为自我的基础，努力吸收融合各种新的“他者”因素，构建一个身份整体。这个新的中国媒体的身份应该是，以中国最广大民众的代言人、社会正义和公正的维护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精神文化的引导者和创造者作为其核心的“自我”表征，充分整合和吸收全球化要求、市场主体和政府代言人等角色要求而构成的一个更加和谐、丰满与合理的身份整体，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的境界。
再次就是加强媒介素养教育与批评。媒介素质教养包括媒体人才的培养和公众媒体教育。为什么要提出加强公众媒体教育？当前中国媒体身份的最新元素，应该是成为公众的代言人和社会公正的卫士，积极主动的、清醒的、具有一定的批判识别能力的公众，将有助于媒体这一正向身份的建构与确立。因为清醒的公众就不会落入快感的陷阱，也不会甘心成为无名的沉默群体，他们会运用自己的媒体认识进行自我陈述，表达自己的真实合理的要求和声音，迫使媒体认清自己的身份根基。媒体批评既是媒体教育的一部分，也是媒介教育的结果。客观合理的媒介批评，能够使公众建立起一种清醒的质疑和批评的意识，从而对媒体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大量的质疑和批评的声音，也不应该被看成是对媒体的敌意攻击，而应该将其作为与媒体相对的“他者”力量，督促媒体认清自己“我是谁”的真实身份，并切实承担起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总之，只有重新认识和定位中国媒体的属性和身份，中国媒体才能化解危机、走出迷宫，活出愿景，重振雄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