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952年起把《读者来信》专栏扩大为专版；1953年上半年，该报逐月在报纸上公布“读者来信来访处理情况”，详细列出每月读者来信来访的件数、人次以及来信刊用件数和其中内容的分类统计数字；还规定了处理读者来信的期限、催询处理结果的制度，要求对于每件来信来访都有答复；对于那些没被发表的大部分信稿也受到编辑部的重视，成为撰写言论、文章的依据和材料，甚至为党和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材料。应该说，党报在处理读者来信方面已经规范化、制度化，很多成功经验值得继承和发扬，可是近年来一些党报在处理读者来信方面有所懈怠，具体表现为：来信登记制度缺位，信件从邮局到收发室之后，尚未登记就分发给各部门，或者一摞儿交给群众工作部门，接收信件的部门也通常不对来信进行登记；处理信件不及时，大量积压信件长期得不到处理；信件回复率低，对于不能采做新闻的信件读者很难收到回复；对于问题突出而又没法见报的信件，在向有关部门转发之后，往往是一转了之，并未催促处理；缺乏分析研究，注意了单封读者来信是否具有新闻价值的一次性效果，而对于阶段性读者来信中存在的问题缺乏分析研究，没有达到把握社会脉搏的目的。
随着现代通讯手段的多样化和大众化，传统读者来信的数量肯定会下降，而读者来电（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短信）肯定会大幅增加。
处理读者来信中的“信”，将从简单的“信件”变成“信息”。当前要搞好党报的群众工作，必须重新审视读者来信的处理。对于读者来信中反映的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党报应该重点关注，必要时可以在版面上组织策划；对于群众反映的一般政策性问题，具有普遍意义的能见报的就见报，不能见报的要么及时回复群众，要么转有关部门并催促解决；对于通过媒体监督和协调有关部门不能解决的突出问题，可通过内参的形式向有关领导专题汇报；经常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撰写舆情报告，定期或不定期向领导和有关部门报告；大力拓展服务群众的网络渠道，实行报网互动，把报纸刊登不了又适合公开发表的稿件在网络上刊发，在论坛、记者博客、热线邮箱等开设记者答疑专栏。
（五）群众办报艺术与构建参与平台
让群众参与到党报工作中来，是党报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列宁1904年就曾要求“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为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工作。我们要求所有的人，特别是工人，给我们写通信稿。”这可以看做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上关于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最早论述。
毛泽东1948年提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是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那么，党报如何更好地实现让群众参与办报办刊呢？
第一，党报工作者要摆正与群众的关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提高服务群众的水平。列宁经常深入工人群众，在同群众交朋友的过程中了解真实情况，还多次介绍基层群众到《消息报》、《真理报》工作。
毛泽东主张党报工作者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中，跟群众交谈和做朋友；爱护群众，批评群众的缺点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向群众学习，既要学习群众的语言，又要把群众的经验综合起来再告诉群众变为群众的实践，每个人都要轮流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江泽民号召广大新闻工作者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宝贵经验、丰富知识、生动语言。而今天的一些党报记者，整天待在办公室，目光锁定大都市，串稿、抄稿之风日盛，哪还谈得上深入群众。党报群众工作要搞好，需要广大记者扎根基层、扎根群众，到群众身边去了解群众、关心群众、帮助群众，把帮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作为自觉的价值追求。
第二，深入细致地研究群众，增强党报服务群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列宁主张从分析读者来信中了解群众生活的新鲜东西和重要问题，了解群众的情绪。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主张射箭看靶子，弹琴看对象。刘少奇要求对报纸的读者进行研究，弄清他们是些什么人，要求是什么。邓小平要求对读者来信综合研究，摸出社会的脉搏。江泽民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要求重视对社会舆论情况和群众思想情况的调查研究。早期的中共党报党刊也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劳动界》、《布尔塞维克》、《红色中华》等有专栏征求读者意见，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前夕的调查得出25种类型读者对报纸的看法，重庆《新华日报》通过读者调查发现实际情况与预计情况有较大出入。可是，近年来党报对群众的调查研究明显减少，甚至有家党报5年之内3次改版，就没有进行过一次读者调查，其主观性可见一斑。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出现了很多新变化，群众阶级阶层构成和分化呈现新特点，群众生产生活有各种新需求，这些都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党报要在对群众的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把群众工作落到实处。
第三，构建群众广泛参与党报工作的平台。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群众以写稿的方式参与党报工作；列宁除了发动群众写稿之外还把基层群众介绍到党报工作；毛泽东认为大家一起纠正错别字是群众参与报刊工作的一种好形式，他还主张吸收党外人士进报社编委会。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等早期中共党报，专门在报纸上开辟专栏欢迎读者批评。群众参与党报工作，关键是要反映群众的呼声，让群众的意见在报刊上有所反映。可是当前一些党报，领导活动、会议报道、公文材料占据大量篇幅，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很难见报；反映群众呼声的版面本来就少，还经常由于活动、广告等原因被占用。
这种脱离群众的结果是群众疏远党报，不少党报市场发行打不开局面，自费订阅量严重下滑。各级党报应该在充分保障群众报道版面的基础上，深入挖掘群众报道内含，摒弃“唯上论”的错误观点，把新闻价值高、社会影响好的群众报道安排在重要版面和显著位置。此外，除了来信来电来访等渠道外，报社还应该开通网络、短信等新媒体平台，拓展群众办报的面。
（六）善于总结经验与不懈创新理论
党报的群众工作，不仅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列宁就非常善于总结经验，对党报的群众工作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苏联时期的党报工作者，也非常重视对群众工作的理论创新，在《报纸编辑部的群众工作》一书中，葛烈勃涅夫等人分别就报纸编辑部的群众工作、报纸编辑部怎样处理劳动者来信、作者积极分子———报刊的柱石、工农通讯员问题、慎重对待劳动者的来信等问题进行论述。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在群众工作的理论创新方面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解放日报》多次就群众工作发表社论，1942年4月1日《致读者》社论中确立了党报的四大特性，即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在同年8月25日《展开通讯员工作》的社论中，系统阐述了党报的通讯员队伍建设。《新华日报》在1947年1月的《读者意见总结》中，从四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党报的群众观点。应该说，这两家党报对群众工作的理论创新对其他党报群众工作的开展都有指导意义。
而近年来，我们对党报群众工作方面的理论创新是明显不足的。
不要说至今没有这方面的研究专著，就是有关的论文也总量偏少。特别是报业面临新媒体等其他媒体种类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党报如何开展群众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这方面更需要理论支撑。
二、和平时期党报群众工作的理念创新
党报群众工作历史经验跟当时特殊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可如今，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党报群众工作既不能无视历史经验，又不能照搬历史经验，应该在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点上寻求理念创新。具体而言，和平时期党报群众工作理念创新可以遵循以下几个维度。
（一）从在野党机关报到执政党机关报
从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28年革命战争岁月里，中共党报经历了从在野党机关报到执政党机关报的身份转换。而与这种身份转换相伴的是，党报办报环境的变化，以及由之而来的党报群众工作理念的变化。
革命战争年代党报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十年内战爆发），十年内战时期（1927年内战爆发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5年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或在军阀统治下，或在外国租界里出版党的报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建立了政权和军队，而由于共产党人是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报刊的出版条件虽有所改善，但毕竟不是执政党的报刊，经常受到国民党右派的压制和排挤。十年内战期间，中共党报包括国民党统治区党报和革命根据地党报两部分，在国统区的中共党报都是秘密出版的，只有在革命根据地，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办报，以此为开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报构成虽然跟十年内战时期一样，包括国统区党报和抗日革命根据地党报，不过《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党报已经能够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尽管如此，国统区的中共党报还是受到国民党的干扰。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报包括解放区党报和国统区党报两部分，但是这个时期国民党加强对新闻宣传的控制，在国统区出版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大批中共报刊遭到无情摧残。实际上，革命战争年代，能够正常开展群众工作的中共党报主要是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党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执政党，中共党报也成为执政党机关报，党报群众工作得以全面正常开展。如今，各级党报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其群众工作理念变化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党执政后的党报群众工作任务更加繁重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在革命战争年代为团结各阶层群众争取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以后，群众路线依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法宝。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两个“最大”的重要思想，即“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而当前，腐败问题又是恶化干群关系的重要因素，腐败不铲除就会亡党亡国。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要巩固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就必须加大反腐倡廉力度。而以党报为代表的舆论监督同组织监督、司法监督等监督措施一起，是预防腐败的重要手段。除反腐倡廉外，民主政治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国际舆论斗争等领域，都需要党报群众工作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和平时期党报群众工作的战略意义并不亚于革命战争年代。
2.执政党机关报群众工作的主动权、控制权应加强
革命战争年代，媒体所有制形式多样，既有中国共产党报纸，又有国民党报纸，还有私人报纸。虽然中共党报既在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又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但是由于受到国民党的干扰，以及非中共报刊舆论噪音的影响，中共党报的舆论控制权和影响力在共产党领导区域体现得最完整。当然，在这些区域，党报群众工作职能也体现得更充分。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后，虽然建国初期有私营媒体的短期存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完成，我国媒体都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媒体。尽管今天传媒产业化改革不断推进，但是党的新闻事业始终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不论形势怎么变，新闻媒体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不能变、党管媒体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变。党报作为执政党机关报应加强群众工作的主动权和控制权，既要努力搞好自身群众工作对其他媒体群众工作起到积极的带头示范作用，又要善于整合其他媒体资源凸现媒体群众工作的整体效果，还要强化跟党政机关群众工作的无缝对接，彰显群众工作的巨大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