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惠
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读初中时，胸中燃烧着反蒋抗日的怒火，和对共产主义的美好憧憬，崇敬和向往朱（德）毛（泽东）领导红军闹革命，当听说红军可能经过县城的那些日子里，心中一直悄悄盘算着去投奔红军。切身的原因是：有钱有势的表姐妹，怨恨我不听她们指使，又妒忌我聪明、漂亮、学习好，骂我是“私生子”。我想逃离开，去跟红军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光荣事业。对“七君子”等人的民主、救国热忱也心驰神往，视为榜样。
到高中后，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我曾领着一群同学，冲出教会学校大门，募捐支援绥远抗战。七七事变后，我投入到党领导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随后，庄严宣誓参加中国共产党，立下了至死不渝的坚贞信仰。不久即到延安，在中国女子大学等校学习。
到延安不久，我幸运地听到毛主席的两次讲话，远远地看到了领袖的伟大的身影。
第一次是1939年12月20日上午，在延河岸边广场上，集合着好多机关和学校的人员，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听毛主席的祝寿讲演。毛主席身材魁伟，穿着与大家同样的灰棉制服，颜色更灰白，比较旧，看出他的简朴。我第一次知道他是用湖南口音讲话，声音亲切。讲演内容生动，他把帝国主义者比譬为唐朝李林甫那种口蜜腹剑的“朋友”，他说苏联人民和斯大林是真正同情中国人民的兄弟。他举些具体事实说明，使我们听来既有兴趣，印象也深。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延安的群众大会，会前各单位互相拉唱歌曲，嘹亮的抗战歌声此起彼伏，欢乐的情绪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第二次是1940年2月1日，在延河岸边召开延安民众讨汪大会，毛主席作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讲演。毛主席的讲演，充满激愤情绪，与上次的声调不同，祝寿讲演的声调平和亲切；这次声调威严凌厉，每句话都好似射向汉奸叛国的人和反共顽固派心脏的子弹，给我们很大鼓舞。
这期间，1939年12月下旬至1940年3月初，我还在毛主席办公厅，抄过三个月文件，当时，中央办公厅从女大六班抽调去周洁、劳荔、麦新和我四个党员，说是为毛主席抄文件。我们当时没看到全文，可能抄的是《新民主主义论》。我们整天都在赶任务，除饭后散散步，没有星期日和节假日，但过得很愉快，心里有一种责任感和光荣感。办公厅的负责人是柴沫，党支部书记是周太和。见到的办公厅里的专家有陈伯达和和培元。
我们住在杨家岭毛主席的下面一排窑洞里，两排离得远，我们只能在自己窑前平台上散步，不能到别处去。我们一直没见到过毛主席。听说他多是夜间工作，白天睡觉。所以周围环境安静极了，整天都听不到什么杂声，我们说话的声音也很轻。
一次晚饭后，我们几个女孩子在自己平台前散步，看晚霞，忽然看到高高斜坡的上层平台上，现出一个高大的身影，正慢步向我们这边走来。他似乎在遥望远天，在凝思……过了一会他转过头俯视时，发现了我们。霞光从我们身后照射到他的右侧，他的右脸颊闪出红润的光泽。我们高兴起来，轻轻欢跳着，向他挥手向他微笑，却不能高声问好和欢叫，太远不可能听见，破坏周围宁静也是不允许的，因为中央机关还有同志正在紧张地工作或休息。他也向我们招了招手还注视了我们好一会。虽然谁也看不清他的面部表情，我们相信他一定在向我们微笑。当他回头缓步走向他的窑洞里，我们便快快回到了工作间，心中很欢乐。
1940年春节，我们没放假。大年初一上午，正埋头抄文件，柴沫、周太和走来，叫我们休息，又把我们带到另一排窑的一间窑洞里。这时大概已11点多钟了。房内洒满阳光，正中一张四方桌上，满摆菜肴。桌旁四张长条白木凳。房内没有炕，只有靠北墙一张小条桌，上面有一叠小饭碗，一大盆白米饭。
桌上的菜飘出诱人的香味。有腊肉炒豆豉、红烧肉等七八样。我们心里好快活。这时，从这间窑通向隔壁的门洞，走出一位青年妇女。她高个儿，白净脸，一双黑亮的大眼，一身鲜蓝的合身的列宁装，脚上软底青布鞋，步态轻盈，略带微笑地向我们走来。柴沫向我们介绍江青——毛主席夫人后，又把我们一一介绍给她。江青请我们坐下后说：毛主席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说我们辛苦了，向我们道谢！毛主席太忙，不能来看我们，特派她作陪，来请我们吃顿年饭。她又说：菜虽不多，是毛主席用自己的津贴买的，有的是毛主席家乡地下党捎来的土特产。我们感到了这餐年饭的特殊珍贵。
江青、柴沫、周太和都陪着我们吃饭。江青并不真吃，只是尝尝每样菜味道好不好，然后往我们四个碗里不断送菜。我们当时都是不到20岁的女孩，不好意思说话和抬头看她，只谢谢毛主席和她，就埋头吃饭。等我们都吃好了，她就微笑地又走进了来时的门洞。
在办公厅三个月工作中，平时吃的什么饭菜，我一点也没留下印象。这餐年饭，却至今未忘记。
春节后不久，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到了女大继续学习。
从两次听毛主席讲演，到为他抄文件，虽没有当面见到他，心里觉得离他近了，崇敬他的感情加深了。后来，延安整风审干的抢救运动中，我被错误怀疑为“国民党特务”而坚不承认，蒙冤被投入社会部监狱时，也就是平生遇到最严重的困难时，想到的唯一出路，就是要求到毛主席面前，与诬告我的人对质。在我天真幼稚的心灵中认为：一切人在革命领袖面前，是绝不会说谎话的，一切问题都会真相大白的。
后来，在监狱里被捆着手拉到西北公学礼堂听报告，因站在最后排，看不见讲话人模样，听声音我当成是毛主席（实际是徐特立老人）。他号召共产党员，不要与党对抗，自觉改造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这感动了我，我从以对抗者昂首怒目走向礼堂的态度，变成了低头沉思、怒气顿消的态度走回监狱，认真地作了一次自己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剖析，向纯洁共产主义战士迈进了一大步。后来，贯穿纺纱劳动，经过对七大文件的学习，日寇投降时，我得到正确结论，离开监狱，不久走上了新解放区的工作岗位。
1956年，我曾两次见到毛主席。当时，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编辑部工作，办公室和食堂在中南海乙区，宿舍刚迁到沙滩不久。
第一次是7月11日。这天午饭后，我带着快满10周岁的儿子郭小林和他的同班小朋友秦友友，忽急忙忙到丙区国务院的露天游泳池去游泳。来到池边，有同志告诉我，毛主席也来了，正在那边休息。我顺着他指的池东望去，见池边不远处，白帆布围成马蹄形的临时休息棚里（敞开处正对着池子），毛主席燃着一支烟和江青坐在桌旁饮茶交谈。毛主席穿着一件蓝条的毛布睡衣，江青穿的便装。我从未从近处见过毛主席，不愿贸然去打扰。但今天有机会见到他们，既意外，又高兴。便从池北浅水处下去，慢慢游到池中靠东一点，远远地望了他们好一会。毛主席吸完一支烟，站起来，走出棚子，脱去睡衣交给身边的警卫同志，现出他身上的深蓝色游泳裤，慢步走到池东南深水处下水了。我想，好不容易看到毛主席游泳，便索性上岸来，站在南岸边上，看主席游泳。
毛主席仰卧在水中，身体稍向右倾斜，腰部稍稍弓起，头半露在水面，他的浮力很大，几乎全身浮在水上。他的两手从两胯旁轻轻提起，到两肩旁手掌翻向上，再向两侧身旁压水。有时两手交替做这种划水，脚和小腿轻轻交替着上下摆动，身体很沉稳。他游得十分轻松自如，显得毫不费劲，简直像是躺在水上休息一样。有时，他的双手和双脚，真的一点不动，就这样平躺在水中，任凭水波轻轻地摇荡着他的身躯。他划水时，身体缓慢前进着。直到很久以后，读到毛主席这年6月初在武汉三次横渡长江后创作的著名华章《水调歌头·游泳》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他游泳时，确实“胜似闲庭信步”。观看他游泳会让你消除对水的畏难和紧张心绪，获得一种舒畅、欢快的感情。
正当我专注地观赏着，一个洪亮的声音突然传入耳中：“穿绿衣服的姑娘，你是谁呀？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呀？”原来是水中的毛主席在问我。我立即弯下腰，在池边坐下来，把双脚插入水中，微笑地望着他，回答他的问话。这时离他不过10米多。当知道我在中宣部工作时，他诙谐地说：“这里正是个好场所，这么多人，你去给他们作作宣传吧！”我没有回答，只是笑。过了一会，他又说：“那你向我作作宣传吧！”我还是只顾笑，不说话。他又游了一阵，也没游远，又向我说：“你看，叫你去作宣传，你也不去！”我又笑了一会，说：“宣传游泳呢？宣传政治呢？”这时他正静静地躺在水中休息，一动不动。听见我的声音，他说：“耳朵里有水，听不见。”我只微笑地望着他，再没说话。一会，他又慢慢游起来。这时，我去浅水处，把两个孩子叫上来：“去看毛主席！”他们看他游了好一会，主席上岸来，警卫员替他擦身，又给他穿上睡衣。他坐在休息棚前的池边，正好迎着西南边射来的灿烂阳光，微笑着问身旁几个小朋友的话。有一个小朋友跑到他跟前，举手向他敬了个少先队员的礼，又和他握了握手，就勇敢地跳入了水池中。他很有兴致地看着那孩子在池中玩水。
两个孩子挣脱我的手，向毛主席跑去，向他敬了个礼。我也慢慢走到孩子们身边，听他正在问孩子们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孩子们答话后，我说：“他们都已加入少先队，小林这学期得了二等奖。”小林立即补充说：“友友得了三等奖！”毛主席便笑着说：“他们很好呀，都比我强呀，我就从来没得过一个奖！”说得我和孩子们都跟他一起欢笑了起来。孩子们在他身边玩了一会。我向毛主席说：“柴沫给你做秘书时，调女大同学去为你抄文件，我也去了。”他立即想起来了，说：“是1939年呀！”他好像进入了愉快的回忆，轻轻地点着头。过了一会，我说：“主席，怕累着您，您休息吧！”我便带两个孩子又游泳去了。
主席坐在休息棚里，和江青在谈话。我向他们游去，用手抓住池边，微笑地望着他们。这时，主席就大声地把我为他抄文件的事告诉江青，江青走出布棚来招呼我，我请一位同志把我拉上岸去，他们就招呼我坐到里面去，我向他们问好，问些他们的起居生活和身体状况，江青显然比延安时消瘦和憔悴。这时，两个女运动员来看毛主席，江青便向我谈起她的身体，她说她长期肠胃不好，睡眠不好，除了养病也没有什么事做，又不能随便到外地走。我感觉她生活得很寂寞，使我内心产生了同情。她问我的爱人，她说解放初期到中南时，对郭小川有一面之识，知道他会写文章。这时两个运动员已离去，江青把初识郭的事告诉主席，主席点了点头，说他知道郭小川。我是很清楚的，1951年五一节前夕，《人民日报》发表郭的长篇报道《中共许昌地委的宣传工作》，就是毛、刘（少奇）两主席肯定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典型报告之一。而江青说她初识郭，到“文化大革命”中，我才知道，当时江青只说表象，没说事情的内容，没说真话。事实是，解放初期，江青管过电影，中南局组织过一个小组，创作土改的电影剧本，郭任组长。江青指示剧本主要写人物，郭坚持写土改运动。我是文艺的门外汉，但可以说，江青的意见是对的。由此看来，郭那时就已得罪了江青，江青必然会有所不满。江青向我说到郭时，显然未吐真心。我和主席、江青又一同看了一会儿游泳池中孩子们的嬉戏。后来我说，怕他们太累了，请他们回去休息。他们便起来走出棚子，警卫员收拾好东西，跟在他们身后，江青戴上白细布宽边帽，毛主席戴了一顶头盔似的帽子，他们转过身和我握握手（这天我和主席握了三次手），便缓步朝南，沿着中南海西海岸朝中南海甲区走去。我在池边一直目送他们走出很远很远。回到家，我就给小川写去一封长信，记述了那天的情景。小川当时正在外地参加干部理论学习。
不久后，我第二次见到毛主席。1956年8月8日，《宣传通讯》编辑部派我去参加北戴河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去时与李克农同志同一个专列，他是我在枣园社会部时的副部长。在车上见到他时，他向我叙述了中央怎样发现“抢救”运动搞错了的。他说：“抢救”运动搞到了许多人头上。一个烈士家庭、地下党组织机关家庭的子弟（我的西公同学），也起来坦白自己是特务，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中央同志立即找他谈话，问他：“你现在十八九岁，来延安时十四五岁，全家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你怎么成为特务的？”那孩子天真地说：“号召坦白有功，坦白光荣，坦白了，又戴大红花，又上主席台，又发西红柿，又发老南瓜。老南瓜在柴火灰里煨熟可好吃呢！我就坦白了。我没参加过特务组织！”一席话说得中央同志们大吃一惊！这样的群众运动不能不收场了，中央立即下令停止了一切抢救运动，转入甄别。克农同志的谈话，说得我也大笑起来，但内心深处也有一种沉重感，为当时领导上有一些错误做法和同学中的一些幼稚胡来，深感痛心。
近年听说，在社会部的西北公学时，“抢救”运动最后只有我和另一位同志，坚决不承认是特务，三天三夜的车轮战（他们轮流休息，不准我休息）逼供后，我没有屈服，深夜便被送到了克农同志办公室，他以仁厚的态度又劝导我一番，仍无结果。他说，学校已无力解决我的问题，不得不由社会部处理，便连夜把我送入了监狱，但他留给我的印象，一直是温厚慈祥的。这次他请我到专列中他的卧室时，我也没谈起两年半多的冤狱，也没有任何不满情绪和怨言，还说得笑了起来。看出他也感到与我谈话的愉快。后来我分析，显然是为了再次见到毛主席前，他对我思想情绪的一次考验。
好像就在到北戴河的次日晚上，中央单位在滨海小礼堂举行舞会，有同志约我去参加。小礼堂临海三面都有回廊，廊内全是落地大玻璃窗，室内彩灯闪耀。当我到场时，意外地发现毛主席和周总理刚到，他们坐在一个小茶桌两旁，随意交谈着，我立即走去问好、握手。在延安枣园一次舞会上，总理与我跳过舞，我认识他的。总理让我坐在他身边。四周临窗已坐了不少男女青年。这里大致也就能容纳三四十人跳舞。音乐声起来后，总理向我说，你先去请主席跳吧。主席真高大，瘦小的、1.5米高的我，虽穿着半高跟凉鞋，尽量提高脚跟，在他面前也显得矮小。他俯下身，微弯着腰，以照顾我。他的身体总与舞伴保持着约10公分的距离，温暖的大手轻轻托着人的腰。他的舞步缓慢平稳，有点像迈四方步，也像他在水中似的，十分轻松自如。我想，跳舞也是他紧张繁忙工作后的一种最省力的休息。我也缓缓地后退着，跟得很轻柔。音乐声停止了，他拉我坐在他身边。乐声再起时，他邀我又跳了。再次见过毛主席后，更感到他平易近人、朴实，像慈父般亲切，毫无领袖架子。他很自然地深深吸引着你，使你也很自然地愿意掏出心窝似的向他倾述自己的一切。这次我天真地向他谈起少年时，有权势的表姐妹骂我为“私生子”的事，他点点头，微笑了一下。乐声停后又响起时，主席说，你去请总理跳跳吧！我就与总理跳了起来。我想起在枣园枣树林的舞会上，毛主席和朱老总等同志远远坐着观舞。我当时没勇气前去看望他们，只跟总理跳了舞。总理的舞步轻快热烈。这次，我跟总理跳了两首曲子。随即不断有同志来请主席和总理跳，又有别的同志来请我。舞会进行了一小时多才散，我又去与他们握手、告别，目送他们离去，我才兴奋地回到我的住处。此后，一直再没与主席跳过舞。1959年国庆前夕，在新建的人民大会堂的一次舞会上，我与周总理又跳过一次舞。在高级党校毕业前，集体到中南海，与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等照过一张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