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
林纳1931年16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投身于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研究班学习，1939年初回到延安。同年7月，调到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任政治处副处长兼宣传科长，女大无缘无故结束后调中央妇委工作。党的七大后，林纳随中央领导同志去东北开辟根据地工作，以县委副书记、县土改工作团大队长身份领导了自己家乡的土改运动，至今当地贫苦群众和曾与她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仍深深地怀念着她。解放后，1951年，林纳调到富拉尔基筹建齐齐哈尔特殊钢厂并担任厂长。她将全部心血献给了冶金工业，受到周总理的赞扬。后来，又在北京的钢铁研究总院、湖南的中南矿冶学院担任党委书记。
女大宣传科长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正是林纳同志像清澈见底的泉水一样纯正高尚品德的写照。我认识林纳，是在1939年7月女大成立后在宣传科工作期间。她是我的直接领导，任政治处副处长兼宣传科长，当时夏革菲同志分管文娱活动，我分管时事教育工作，我们在林纳领导下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不仅工作合拍，感情也很融洽。林纳刚从苏联回来，有许多俄文书籍，还有印花床单、脸盆等，这在当时的延安是少见的新鲜玩意儿，一般人都是用罐头盒代茶杯、脸盆。我们让林纳把床单和脸盆拿到合作社卖了，实行所谓“共产”，林纳就带着我们到合作社去吃“三不沾”（一种粘粮食，但不沾盘子，不沾筷子，不沾口。故名三不沾），大家有说有笑。在工作上，林纳很认真，一丝不苟。我负责的时事宣传工作，因水平有限，只能“现买现卖”，先到解放日报社听时事报告，后向大指导员曹若茗同志请示，回来后由林纳主持召开各班时事干事会，由我传达听来的内容。林纳亲自帮助我把金仲华的世界形势图放大绘制出来，挂在墙上给大家讲时事用。我带回来的记录较乱，林纳告诉我事先必须把记录重新整理一遍，以免临场传达时发生错误。我常常加班加点整理记录，经林纳审阅无误，才让我上场讲。我们就是这样在党的充分信任下工作，很紧张但很愉快。
1940年秋天，突然在校务委员会后宣布，把我们宣传科从政治处调到教务处。林纳同志本是校务委员，可是没有通知她去参加这次会议。苏华副教务长调任政治处副处长，林纳任什么职务没有宣布。紧接着，有人放出空气说：“教务处的人都有问题。”为此，我非常恼火，还是张琴秋大姐给我说：“与你无关，在教务处你仍按时搞工作。”我才安下心来。
我和林纳住在一个窑洞内，常见到叶群背着我们来找林纳。她每来一次，林纳的眼睛就哭肿得像棉桃一样，而且半夜里常常在睡梦中大叫，醒后就捂着被子哭。开始听到叫声、哭声，我还以为她做噩梦，使劲叫她，可是一旦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我就陪她坐在铺上，问她怎么了。我再三催问，她只说是想孩子，还送给我一张孩子的照片。
那时，我多么单纯，真以为她确实在想孩子，总是劝慰她宽心，等形势好了孩子肯定会回来了，这种劝说虽不是“对症下药”，不能解决问题，但我们之间的同志友情却与日俱增。
我渐渐了解到她的一些情况。她说：去苏联时什么也不懂，才16岁，在那里经过学习，懂了许多革命道理。她还流露出对爱人金明的恋情，说金明是一个年轻有为、很有才干的人，他们结婚后一直和和睦睦，生有两个女孩，离开时大的还好，小的没有母奶恐怕活不下去。我还傻乎乎地问她，为什么不把孩子带回来，她只简单地回答环境不允许。说到回国问题时，她说：当我们俩接到回国的通知时，高兴极了，就是不带孩子也愿意，一切服从组织调动。在集合地点等待回国时也一直很兴奋。没有想到突然有两个陌生人来，把金明带走了。他们对我说：“你先回国，金明另有任务留下。”我什么也来不及问，因为一听说“另有任务”，就知道，组织纪律不能多问。就这样，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分开了。我虽然感到突然，也有些疑惑不解，但总是相信金明确实“另有任务”。
实际上，这时林纳已经明白金明在苏联的处境，因为她在延安已被株连，正在接受组织的审查。她当时的痛苦处境谁能理解呢？她的痛苦内心又能向谁说呢？我看到她的眼泪，听到她的惊叫，但是她不能向我讲实情，只能以想念娇女来掩盖自己对爱人处境的焦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她白天还要打起精神，若无其事地完成各项工作。她坚忍不拔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正如她后来向从苏联回来的女儿说的那样：“我在延安受审查的那几年是我一生最痛苦的时期。当自己最热爱的组织不信任自己的时候，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比什么都痛苦。”
那时，我天真地以为，从苏联社会主义祖国回来的人都是最受信任的人，根本想不到林纳处境的真正原因，所以也无从理解林纳内心的痛苦，但我还是想尽可能帮助她、安慰她。当时我并不知道叶群（在女大政治处干部科工作）负有审查林纳的任务，只是看到每次她来和林纳谈话后林纳总是哭，有时两人也争得很厉害。一天傍晚，我老远又看到叶群向我们教务处的山头走来。我怕她一来又惹林纳哭，就把林纳关在窑洞里，自己搬了一块土疙瘩，假装坐在门口看书。叶群问我：“林纳呢？”我没好气地说：“不知道，刚出去了。”叶群走开了。我觉得减少了林纳的麻烦，挺自鸣得意。后来，我把此事无意中告诉了张琴秋教务长，大姐很严肃地批评了我：“这个玩笑你可开不得，干部科找林纳有事，你可别误了事呀！”琴秋大姐还让我多和林纳谈谈工作，她自己也常来看望她。有一次，我开门进窑洞，看见她们两人正在谈话，而且已经谈了很长时间，琴秋大姐说：“你要相信党总会搞清楚的，越在困难的时候越要增强对党的信念，这样自己才会增添力量，这是我个人的体会。”琴秋还嘱咐林纳实事求是，别瞎说。林纳说：“我是这样做的。我无论如何不相信他是坏人。实在想不起一点可疑的地方，怎么办呢？”我这时才隐隐约约地感觉出可能怀疑她爱人的问题。
后来我才知道，林纳在整个审查过程中默默地接受组织对她的考验，始终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写材料，从不乱说一句，当时，林纳只不过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干部，这是多么难能可贵！
林纳想孩子也是真情。凌莎副教务长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战战”，因妈妈的奶少，喂不饱，常哭，小嘴上总是含着一个奶嘴吸吮着。林纳经常摇着孩子的小木桶深情地看着孩子，有时还偷偷地看着小战战流泪。她把对自己孩子的思念之情都寄托在这个瘦弱的小生命上了。每看到这种情景，我都默默地走开，不敢打扰她。
处处以身作则，工作第一
我清楚地记得：处处以身作则，工作第一，尽管林纳在精神上遭受折磨，但她对工作是全心全意的，对周围的同志是体贴入微的。至今，女大的很多师生还不知道林纳当时正在受审查之中。因为无论什么活动——劳动、晨操、跑步、半夜的拉练军训，等等，她都是以身作则，不声不响地起模范作用，只是笑容少了一些，表情严肃了一些。妈妈班的同学们困难多一些，林纳经常关心这些同志：帮助找医生，问寒问暖，解决具体困难。同志们提到林纳都觉得她善良、淳朴、和蔼可亲。她们至今还十分怀念林纳。
有一次，我正在山下“帮厨”，突然飞机来轰炸，我无处躲藏，来不及进山上的防空洞，只好躲在半山腰的一块大石缝中；飞机飞得很低，我怕暴露，心情非常紧张。空袭警报解除后，我看到林纳同志若无其事地从她办公的窑洞里走出来，然后查点人数、安慰同志。我见了她，哭着扑到她的怀里。她还说：“别害怕，这次就算是敌人对我们的一次空袭考验，有点儿乱，下次要注意防空教育。山下伙房要多挖一些掩蔽壕，以防不测。”当时，我多么钦佩林纳同志的勇敢沉着，时时刻刻把怎样搞好工作摆在第一位，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她，好好锻炼自己。这是我终身难忘的亲自经历的一幕。
1941年秋，女大结束后，林纳和我们25个人一起留在中央妇委工作。为了锻炼我们做艰苦工作的本领，增长农村基本知识和学会做调查研究工作，中央成立了中央妇委和西北局农村妇女生活调查团，共分两个分团，分别去延安和绥德。出发前，毛主席亲临做了关于农村调查的报告，使我们掌握了一些入门的知识。毛主席说：一切要通过我们亲自实践，重要的一条是要诚心诚意地、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相信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听了都很兴奋，都下定决心深入实际掌握本领。
我和林纳分开了，她和王珏同志率团去绥德，我和孔筱同志率团去延安。听说，林纳同志非常刻苦磨炼自己，没有一点架子，和同志们一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她和妇女群众心连心，常谈家常，深感陕甘宁边区的人民觉悟高、红白界限分明（即苏区和国民党白区之间的界限）。她说妇女解放，就必须首先从经济独立和提高文化水平着手。这次调查活动受到中央妇委、西北局和边区妇联的重视。
1943年春天，中央妇委指示我们两个工作团都回延安参加整风。在此之前，在整个被审查的过程中，林纳一面积极、认真地工作，一面等待组织对她的问题作出公正的结论，还盼望金明早日归来。后来才知道，审查林纳是由于共产国际1939、1940年先后两次拍电报给我党中央，说林纳的爱人金明是“反革命”、“日本间谍”，已被捕判刑，希望我们党对林纳进行审查和处理。经过中央组织部反复审查，最后在陈云同志和蔡畅同志的主持下作出了事实求是的结论：“金明在苏联无辜被捕，林纳无问题。”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多么不容易啊！
从林纳本人来说，如果没有对党的一片忠心，这么大的压力是难于承受的。她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咬牙继续为革命、为党、为人民工作，正是说明她的坚强党性。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她坚定地相信党，相信革命。
此后，林纳满腔热情地投了延安整风运动。她参加了学习领导小组，后来又参加了专案组。她始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被审查的同志，即使在“抢救运动”的极“左”阶段，林纳对被审查的同志也不搞“逼供信”。
淳朴、善良
林纳是一位淳朴和善良的同志，对别人总是一片赤诚的心，所以在处人处事时难免遭到个别别有用心者的陷害和戏弄。在对待叶群的关系上就是突出的例子。现在回忆起来，叶群在插手对林纳的审查中总是装腔作势，一会儿气势汹汹，想从林纳嘴里套出一些情况以便去邀功，一会儿又笑脸相迎，假装关心似的，以博得林纳的好感。有一次琴秋大姐因看不惯叶群的这种作风，对我们说：“叶群这个人能说会道，把死人都能说活了，可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林纳对琴秋大姐的忠告体会不够深，她总是出于善良愿望，觉得叶群是受党组织的委托，对她没有任何责怪的情绪。
1943年春天，在妇委的整风运动中，清算王明路线时，同志们要求把叶群（她那时在马列学院工作）叫来听取大家对女大干部工作的意见，此事因没有被批准而未成。有一天听林纳说，叶群曾找她表示：“实际上，我不愿意与中央首长结婚（她那时已与林彪结婚），是不得已的。知道和他结婚后必定要牺牲自己的事业。至今还处于矛盾之中，也很痛苦，希望你不要不理睬我。”林纳好心地安慰她一番，还表示不会不理解她，劝她抽空多做些工作，不要只当家属……可是，叶群回去向林彪说，中央妇委的人都反对她的婚事，林纳也反对，是林纳亲自对她说的。此后，林纳差一点又被列入审查对象，幸亏很快进入“抢救运动”阶段，重点是审查历史，而林纳的历史已经查过了，她才幸免于难。据说，对叶群也有人提出怀疑，但由于她是林彪夫人，轻描淡写地过了关，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才渐渐暴露了她的真面目。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次“接见”湖南造反派时，康生、叶群都点了林纳的名。康生说：林纳是“坏女人”，是“苏修特务”，你们还有一派保她，应该联合起来揪她。叶群说：林纳是苏修特务，我在延安就审查过她，我找她很久，现在她自己跳出来了，咎由自取，你们要狠狠地斗她。我们善良、淳朴、忠诚的林纳同志恐怕在这时候才真正认识到康生、叶群之流的真面目。
我的好领导！亲爱的林姐！我们女大的同志们都深深地怀念着你，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