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青山
我出身于陕北清涧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给地富揽了27年长工，哥哥从七八岁就开始给地富放羊，受尽剥削压迫，因此，我的父母很支持儿女参加革命，1932年就送哥哥当了红军。由于我年龄还小，那时还没有女孩子当红军的。我的三堂兄白雪山为革命英勇牺牲后，为他报仇和为穷苦大众谋解放的决心，使我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家，走上了革命道路，开始了我的战斗生活。
1934年我刚参加革命时，是在清涧县东城区妇女部工作。当时我只有14岁。部长是白凤鸣同志。清涧县苏维埃主席的代号叫“工人”，县委书记是高峰同志，东城区区长是党国栋，书记是王国华。当时，我们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贫农团、赤卫军、少先队、儿童团，动员妇女参加革命工作，为红军做饭、洗衣服等，向妇女宣传男女平等，反对买卖婚姻，宣传和动员妇女放足，小女孩不要缠足，要妇女们自己起来反对封建压迫。
苏区人民革命情绪非常高，虽然敌人的力量比我们强大，但是由于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和红军，掩护红军，给红军通风报信，使红军游击队到处打击敌人，所以敌人很孤立，只敢盘踞在清涧县城和城周围20多里的地方，清涧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为苏区。我们在山头上放了哨，随时监视着城里敌人的活动。敌人要来苏区抓人，马上就会有消息传出来。敌人出城门，马上又会有第二个消息传出来，一个村传给一个村，一直传到100多里外的黄河畔。我们得到消息，就会和群众立即转移。使革命力量得到保护。
1935年春天，我们妇女干部随新的红二支队到清涧县城附近大佛寺、马家川等地开辟村庄。原来的红二支队改编成了红二团，新的红二支队的队长是惠世恭。我们每到一个村庄，由红二支队的战士们放哨，我们召开群众大会。这年3月，我加入了中国共青团。
1935年夏秋，陕北苏维埃政府指示要在苏区扩招一批男女红军，我在清涧县几个村做动员工作，共扩充了五名女红军，其中有曹玉英、白九儿、惠云华等人。我自己也要求去当女红军，经区妇女部同意后，我与她们一起由县苏维埃政府介绍，到省红军招收委员会朱子修同志那里报到，正式当了红军。这次我们清涧县共有20多人当了女红军。那时党团员不能公开身份，把县委开的组织介绍信缝在衣服底边里，由于女红军连队还没有建立党团组织，所以我把组织介绍信一直藏在衣服里，直到进了被服厂，才交给了组织，直到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党团组织才可以公开了。党中央正式通知，1936年以前加入共青团的团龄按党龄算，党龄从入团那天算起。
我们参加红军后，在永坪镇附近接受军事训练，准备上前线。原来计划训练三个月，但学了不到两个月。9月间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派人到连队讲话，要解散女红军连队，他们说：“你们都是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怎能打仗，会被敌人俘虏的。”这样一宣布，许多人都哭了，不愿意走。当红军是我久已盼望的，可现在刚当上红军，还没有去打白军就要解散，我心里非常难受，可共青团员，要自觉服从组织，不能像别人那样闹情绪。后来，我们女红军连队有100多人被送到了红军被服厂，大部分又成为工厂的第一批女工。还有一些人被送到了鞋袜厂和红军后方医院。当时被服厂的女工全是红军家属，她们都是因为丈夫是红军，白军经常抓红军，抓不到本人就迫害家属，所以，他们就把家属带到工厂，为红军缝衣服。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李静波的夫人林秀贞等都在被服厂。被服厂的厂长是刘则西。被服厂只有四架缝纫机，大部分是要靠手工缝制。原来被服厂有女工几十人，加上我们100多人就近200多人了。由于女工多，住房困难，不好管理，就从被服厂分出一部分人成立了女工厂。我被分到了女工厂，成为女工厂的领导人之一。
女工厂成立于1935年11月，是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第一个女工厂，100多名女工，大部分是原来的女红军。我们和被服厂没分时，住在延长县永坪镇冯家坪村，村里还住着陕甘晋军委供给部、鞋袜厂等工厂和机关。红军打开了瓦窑堡后，我们搬到瓦窑堡南门里，住老百姓的窑洞，在瓦窑堡我们和被服厂分开了。
1936年元月女工厂单独搬到郭家坪村，春天又搬回张家坪村，后来又因张家坪住不下，搬到张家沟小村。
工厂的领导机关是陕甘晋红军供给部，部长是白如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红军供给部和陕甘晋红军供给部合并成中国工农红军总供给部，有时也写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是叶素花，副部长是白如冰同志。工厂直接归他们领导。
女工厂的负责人是我、杨芝芳和曹玉英，被称为“三人团”。我是厂党支部书记兼政治指导员，杨芝芳是厂长，曹玉英是工会委员长。我当时只有十五六岁。
女工厂的任务是给红军缝军衣，每次下达任务都是由总供给部召集会议，直接通知各工厂的党支部书记参加，有时厂长和工会委员长也参加。
接到任务，我们经“三人团”领导和生产小组长商量后，召开全厂工人大会讨论，由工人自报自己一天缝几套，然后再由我们把任务落实到每个工人。工人在报任务时都争着多报，都争着要为红军缝衣服。干部也和工人一样，每天也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女工厂成立时是冬天，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缝棉衣。没有机器，全靠手工千针万线地缝制。被服厂有四台缝纫机，只能把棉衣的里子面子扎到一起，然后交给我们，由我们装上棉花或羊毛绒，再缝起来。最快的工人每天能缝五套棉衣，最慢的也能缝三套。十人为一个生产小组，小组长每天把要做的活发给工人，晚上再把做好的衣服收起来。小组长收衣服的时候，都要一件一件地仔细检查，凡针线缝过的地方都要用手使劲拽拽，看看结实不，有缝得不结实的地方立即返工，保证每件衣服质量都好，然后才能交给总供给部。我们女工做活都非常认真，所以很少有返工的。
我们缝制的都是列宁服，领子上有红领章，帽子是八角帽，帽徽是红布做的五角星。
我们缝制军衣的原料，主要是棉布，以土布为主，只有少许棉花、羊毛绒。由于敌人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物质条件很困难，因此棉花很少，多用羊毛绒代替棉花。被服厂有专人把羊毛绒赶制成棉衣棉裤的样子，由我们絮进衣服里。缝衣服的线是老百姓纺的三股线，扣子主要是我们自己用布包的，还有部分是通过各种关系买的。原料由总供给部想办法，我们只管缝。我们每天去被服厂领回几百套活，再把做好的军衣交给总供给部，由总供给部和苏维埃政府动员民工送到前线。
在中央红军快到陕北和到陕北以后，我们主要是为中央红军赶缝棉衣。中央红军的战士们经过一年多长征，爬雪山过草地，餐风宿露，日晒雨淋，衣服破成了絮絮，战士腿上的皮肤就跟树皮一样。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陕北已经进入冬季，天气非常寒冷，急需棉衣。我们为了让红军战士尽早穿上棉衣，白天黑夜赶着缝制。那时我们没有规定工作时间，除了吃饭、睡觉，都是工作时间。鸡叫头遍大家就起来缝衣，一直缝到天黑，点上麻油灯，四个人围着一盏灯，还要继续缝，经常缝到半夜。谁瞌睡了谁就先睡，有的人睡一会儿不瞌睡了，又起来接着缝。那时我们都非常自觉，没有人嫌累或偷懒，大家的革命情绪非常高，觉得谁为红军缝的军衣多谁就光荣。干活的时候都很认真，精心缝制，把对红军的热爱都凝结在一针一线里。女工们之间非常团结，像亲姐妹一样，大家互相帮助，做针线快的把自己的任务完成后，主动去帮助别人。这样由互相帮助发展成互相竞赛。
为了鼓励工人们，我们按总供给部的要求，评选过两次模范。我们先在小组会上酝酿，再经过全厂工人大会评定。评选的条件是：革命坚定、政治可靠、缝衣服缝得好、能帮助别人、团结同志、能起模范作用。干部还要工作积极、负责。
我们的模范工人有：杨芝芳、白青山、曹玉英、白爱民、林秀珍、康兰娥、相占清、王玉英、杨桂芳、马凤梧、惠桂莲、王翠花、白利飞、刘香亭等人，我们没有物质奖励，也不发奖状，只在每个人的帽子上用红线绣上“模范工人”四个字，这就非常光荣了。
因为我们的工作非常努力，女工厂每次都能很快完成任务并超过计划，解决了红军的穿衣问题，保证了红军东征和西征的棉衣供应，特别是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保证了每人一套棉衣，完成了光荣任务。我们不仅完成了自己的生产任务，还经常帮助鞋袜厂缭鞋口和袜筒，每人每天缭一打，最快的能缭16双。
我们女工厂的工人们生活很艰苦，20多个人住一个窑洞，睡一个大炕。晚上睡觉四个人盖一床被子，一头睡两个人，没有褥子，直接躺在席子上。夜里冻醒了，就起来烧烧炕。因为冷也因为害怕敌人突然袭击，大家都不脱衣服。白天做活，没有椅子，大家都盘腿坐在炕上，一边做着活，一边唱着妇女解放的歌曲。我们吃的是高粱、小米饭，一星期吃一次馒头或豆面。菜是土豆、南瓜、白菜，有时也能吃上一点肉。但大家的心情非常愉快，谁也不觉得苦和累。我们没有时间去搞娱乐活动，但因为心里高兴，天天唱歌，做起活来歌声不断，从早做到晚，从早唱到晚，一心一意为红军战士们多缝衣服、缝好衣服，盼着他们多打胜仗，早日打败反动派。
我们女工厂没有发过衣服，唯一的一次还是在被服厂，那是1935年冬天，为了迎接毛主席朱总司令率领的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陕甘晋红军供给部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套棉衣。
我们女工厂也没有交通工具，我们去总供给部开会都是步行，没有马骑。每天我们都要去被服厂领几百套要做的活，还要把做好的军衣交给总供给部，都靠人背。有一段时间我们和总供给部不在一个村里，领活和交活仍靠人背。一般都是干部背。因为杨芝芳是小脚，我和曹玉英是大脚，所以主要靠我和曹玉英背。
我们女工厂不发津贴，直到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可能是1936年2月才开始发津贴，但到了五六月东征回师后又不发了。因为汤恩伯、李仙洲的军队联合进攻陕北，战争开始了，不可能再发津贴。我们发津贴共分三等，头等是三元，二等是二元五，三等是二元。发的是苏维埃票子，是用白土布印的，上面印有镰刀、斧头、麦穗等。评选的条件是：缝得又好又快，头等每天缝五套，二等每天缝四套，三等缝三套，经过工人大会民主评议。
为了军队，我们举行过两次大的生产运动，一次是1935年冬天，为了给中央红军赶制棉衣，还有一次是1936年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女工厂和兵工厂、被服厂、鞋袜厂，在总供给部的号召下共同举行的，我们四个工厂制定了共同的比赛项目：
第一条是超额完成任务；
第二条是革命坚决、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政府；
第三条是卫生好、窑洞和院子打扫得干净整齐，个人服装清洁；
第四条是唱歌、跳舞、演节目好；
第五条是优待红军家属。
在四个厂的竞赛活动中，由于我们女工厂各项工作都搞得好，得了第一。
我们女工厂成立时没有俱乐部，1936年搬回冯家坪村后，才建立了俱乐部。我们工厂的文化娱乐生活很活跃，工人们很爱去俱乐部，大家用各种彩纸把俱乐部装扮得五彩缤纷。晚饭后，就去俱乐部，唱唱歌、跳跳舞，然后再回去做活。俱乐部归工厂党支部领导，总供给部有专人管各工厂的文化娱乐活动，我去那里跟她学唱歌和跳苏联工人舞。然后再回厂教给大家。我们自己也排练了一些节目，有宣传模范红军家属自己种地、不要政府代耕的，有歌唱妇女送郎当红军的，有歌颂前方战士打胜仗的。星期天搞小型的文艺演出，请本村的红军家属来看，再请她们和我们一起吃顿饭，给我们讲红军消灭白军的情况，也讲苏联的革命故事。
1936年六七月间，红军东征回师瓦窑堡后，蒋介石调动汤恩伯、李仙洲的军队，还有东北军和西北军共几路人等“围剿”陕北苏区。陕北人把他们统称满满军，意思是敌人很多，满山遍野都是。因为敌人逼近，我们工厂奉命撤离冯家沟，连夜出发，向保安方向前进。我们白天黑夜地行军，一面走，一面听着敌人的枪声，蒋介石的飞机就在我们头上飞，不停地扔炸弹，但因为是山沟，敌人的炸弹投不准。路上，我们把年龄大的女工安排到老百姓家中，因为她们都是小脚，实在走不动。我们走了几天后，到了保安，供给部指示我们把女工厂分成前方工厂和后方工厂。分到前方工厂的都是年轻力壮、大脚、跑得快的，由我和曹玉英领导。分到后方工厂的都是小脚和体弱的，由杨芝芳领导。后方工厂留在保安，前方工厂到了关旗镇。不久，我被全国总工会刘群宪同志调离女工厂，担任陕甘宁省工会女工部部长。前方工厂就由曹玉英同志领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