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单元的路上，我再次停在了玛丽安办公室前，这回她的门开着，正在桌旁背对着我写着什么。打招呼前我停顿了会儿，环视了下房间，去沉浸到氛围之中。我一直很喜欢她的办公室，不同于其他大部分职工的那样，她没有屈服于死板的制度和无趣的环境，她被医院分配到这个小小的、四四方方的、刷得惨白惨白的办公室，然后魔术般改变了它——两张大地色系的壁毯替代了空空如也的墙壁，暖色白炽灯取代了悬在头顶的刺目荧光灯，书架上放满的不是教科书和无尽的日志，而是全家福、瓷器、干花还有叶序，再有一张从她祖父那里继承来的老旧木桌子，代替了很多办公室里出现的像是饥饿滴水兽那样的怪异金属怪物。在这里所有官僚主义，权利主义，还有医学的痕迹都被逐离，她的办公室是避难所，是家。
“进来，托马斯。”她没转过身来就说道。
“你怎么知道是我的？”我惊讶道。
她在椅子上回过头来笑道：“不过是猜的准。你没事吧？看上去有点苍白。”
“我想我感冒了，或者什么其他的毛病。不要紧的，至少我希望自己没事，我可病不起。”
“坐下吧，我帮你倒杯茶。”
我坐到了她桌子旁边的填充椅子上，玛丽安从架子上取出两个杯子，每个里都放了一包草本茶包，然后用一个小小的电水壶往里面倒热水。她的动作很慢，很平稳，很细致，仿佛早已习惯于备茶把它当做了喜爱的仪式。薄荷的香味充斥了整个房间，她走向我将其中一杯放到了我空空的手中。温暖从我掌心传来，传过手臂抵达躯体，将所有的紧张都驱逐出去——原来我囤积了比想象中还要更多的紧张。我想其小时候生病时妈妈会给我一杯红茶，里面对了牛奶还有糖。
“这里影响到你了，对吗？”她问道。
“我觉得我刚刚经历了糟糕的一天。”
“在这里想要避开糟糕可难得很，伊丽莎白那儿有什么新消息了吗？”
“没有，我想我应该给她丈夫打个电话告诉他都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没机会。你知道的，我今天忙疯了，都没时间考虑她的事——我想大概还是想过一两次的。那很悲哀，不是吗？我真的应该打电话给她丈夫，至少要吊唁一下，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没有抽空做好这件事。”
“也许你需要那些麻烦事和一些时间来不想她的事情，她的死可能比你意识到的对你影响还要厉害。”
“你觉得我是不是太早让她出院了？我是说，被邮车撞了！能有多少人死在邮车的轮子下？很有可能是自杀的，她离开时抑郁症没有完全治愈。也许我让她出院的决定是过早了。”
玛丽安的语气很坚定：“是整个团队决定让她出院的，不是你一个人作的决定。而且我们都认可她的进步非常明显，已经可以离开了。你不用对这个意外负责。”
“我想，她离开时身体条件仍没有达标，她的行动还是很缓慢，她的语速也是。可能她的反射没到100％，我应该在她出院前在再安排一些身体测试，来确认一下。”
“托马斯，你能做的恐怕还有好几百件事儿呢，但你不可能排除所有的可能性，你不可能保护别人逃离不可避免的事情。”
“可是这样很不公平。”
“这事对她不公平，对你也不公平，对我们所有人都一样。生命本就不公平，而我们无能为力。你努力消弭不确定性和痛苦，但是作为一个心理学家你有你的局限性，作为一个人也同样。如果说我们从这儿能学到什么，便是这件事了。”
“你是怎么办到的？你在这个医院里，从事这个职业比我们任何都长久，难道你不会感到沮丧吗？”
“当然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来从事精神健康职业，相信他们能够帮助每个病人，相信自己能治好哪怕是最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他们可能没有说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点。一两年后他们发现有些病人反反复复地入院，都还是同样的问题，那时候他们才意识到他们能做的可能只是避免这些人变得更糟，而有时候这件事他们都不见得能成功。因此，渐渐地，他们失去了热情，或者是耗尽了精力跳槽做别的工作去了，甚至换了职业领域。我知道的，我经历过这个过程。但是之后我发现只要不期待太多就会感到安慰，那是知道了自己能做到什么之后的一种平和。我明白了哪怕是最糟糕的精神病人有一点点好转的机会，那所有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就算是那个病人最后没能好转，至少扔给他在坠入抑郁或混乱的下一个阶段前一个机会去经历生命的小小愉悦。”
一时间我沉默了：“你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吗？我对谈论此事几乎感到害怕，但我还是必须告诉别人。是我为这个边缘病人诊疗的，她很快就发展成了情欲移情，边缘症病人很多会如此——就在今天的会面中……那个，她脱光了衣服。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知道我一定是做错了什么才会让她走到这步的。”
“哦，听着像是谢莉尔。”
我瞬间震惊了，她怎么知道？我的大脑飞速旋转，玛丽安和我是一个住院小组的，但是谢莉尔是非住院病人，玛丽安不知道门诊病人的事。
“你……你知道谢莉尔？”
“她来这里已经好多年了，她有次给住院医师送花还在晨会上朗诵情诗，你能想象主任的脸色。还有一次，是另一个住院医师，她开车到他的楼下拿着吉他坐在车里，在他窗下弹唱情歌。”
“上帝啊，他一定窘迫死了。”
“你更厉害。是的，谢莉尔做过些很出格的事，但我必须承认，今天她对你做的事才是脱颖而出。”
“我在指导会上告诉亨利时我就知道他要说：当一个病人公然冒犯了治疗的边界时，你一定从头就做错事儿了。”
“噢，我不知道这个，亨利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心理医师，但是他在处理这类病人上还有点不熟练。你在和边缘性人格病人打交道一定要圆滑，再说谁知道呢，说不定谢莉尔今天的举动是个好兆头也不一定。不管怎么说，她向你展示了自己，卸掉了防备，难道这不是要达到的目的吗？当然她用了个不恰当的低级方法。可是那就是边缘性病人能表达的唯一方法，也许在她表面做出的情欲举动之下有着其他更深层的，也更重要的东西。”
我忽然觉得现在是一天中我最放松的时刻，大大松了口气：“有时候谢莉尔对我那么迅速和强烈的依赖让我害怕——她有多爱我，同时又有多恨我，她对我有多少期待。我怎么知道？我只是苦苦挣扎着的一个无发言权的实习医师，尽力去搞明白我见鬼地都在做什么。这对她不公平，这对所有去这些教育医院的边缘性病人都不公平。他们对治疗师产生了极端的依赖，他们甚至开始期待有奇迹能更进一步。之后又会怎么样呢？一年到头后，我们的实习就结束了，我们离开了。这个制度将边缘性病人又重置回最初的境地，深深创伤了他们，他们人生中重要的人们无视了他们的需要然后遗弃了他们。接着这些病人又被转手给新的实习医师，然后再次重复这个循环。你所爱之人是不可预知的，不可信赖的，他们不再在乎你，他们离你而去。这可能对医师而言是很好的学习经历，但对病人而言却是灾难。事实上，这个机构没能意识到这点，或者不想去改变，这本身就是病态的。”
“你说得对，对那些病人这确实是个糟糕的状况。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年我还是看到他们慢慢好起来，就算是实习生和住院医生更替不断，病人和其他职员说话，通常和社工们聊天，这些人都经年陪伴在他们身侧，他们是稳定和持续的人群。有时候一个实习医师或者住院医师会给病人解惑，病人们因此好转了。所以治疗师们渴望去相信自己所做之事是有效的，是能对疗程有贡献的，然后最新理论就此形成了——通常一次干涉的效果并不大，但是这些病人因受到周围那些长期存在的人们的照顾和关注的效果是会累积起来的。”
“真可笑，”我说道，“我内心中有一部分是真的希望我在谢莉尔的人生中是特别的，我是那个能够拯救她的人，而我内心的另一部分却惧怕着我会犯错而真地伤害到她。但是最糟糕的是我担心我对她毫无影响，我所有一切的努力都是彻底无用和无意义的。”
“汤姆，不要低估你自己对病人有多少重要，我知道我们都有这个倾向，特别是似乎事情毫无进展的时候。我有时候觉得，就算病人们埋怨我们对他们毫无作为，其实潜意识里他们的感觉恰恰相反，我们正是影响他们太多才吓到了他们。他们惊恐于会因此变得依赖我们的帮助，而他们也许会真的好转。甚至有时我们犯了明显的错误——那些暂时伤害到他们的错误——病人也会宽恕我们，因为他们感到了我们的关心，也明白我们竭尽了全力。”
我盯着茶杯，紧张得握紧了手柄。停下来决定不说话，但是马上就改了主意，我的声音碎裂开来：“有时候，有时候我都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在乎我的病人们。”
寂静，极难熬的寂静。我不敢抬头，我能感到她看着我，看穿我。我不该说出口的，现在是无地自容了。
最终她开口了，但声音却出人意料的温暖，让人安心：“你究竟是怀疑对谁没有真心关心？”
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但是却正中我要害，从中涌上阵阵悲伤，一股孤身一人、满怀被弃感的悲伤。我的眼泪充盈着眼眶，房间也因此看上去摇曳起来。我想说什么，随便什么，但是从喉口吐不出一个字来，只有感觉迅速生长起来包围了我，我努力压抑着它。
一声敲门声毫无预警地撕破了沉默，惊到了我。我的防护系统瞬间回归，眼泪也镇压了下去，它们不得不再等待下次机会了。
“汤姆在吗？”是弗里德的声音。
“是的。”我清清喉咙道。
门被打开来，弗里德的脑袋伸了进来：“很抱歉打断你们，但是使命在召唤你，理查德·摩宾来了——你的新病人。”
“我马上来。”
“美国喜剧电影《震撼性教育》。”弗里德说着脑袋再次消失在了门外。
我将空杯子放到了玛丽安的桌子上：“谢谢。”
她和煦地笑着回答：“随时欢迎来，汤姆。”
门把手灵活地转动了下，通向单元的门干净利落地咔哒一声打开了，菲尔最后是成功了的样子。我一边走进单元里，看见卡罗尔向我走来，她正扣着外套的扣子。
“你今天走得很晚。”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