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高处不胜寒，要常反躬自省
天地间万事万物都会由盛而衰，在极盛时露出衰败凋谢的预兆。所以人在平安无事时，要保持自己的清醒头脑，经常反躬自省，以便能防患于未然。洪应明说：“衰飒的景象就在盛满中，发生的机缄即在零落内。故君子居安宜操一心以虑患，处变当坚百忍以图成。”意思是说，大凡一种衰败的景象往往是在很早的繁茂时就种下了祸根，大凡一种机运的转变多半是在零落时就已经种下善果。所以一个有德行修养的君子就应当在平安无事时保持清醒的理智，以便防范未来某种祸患的发生，一旦处身于变乱灾难之中，就要拿出毅力咬紧牙关，坚定信念继续奋斗，以求事业成功。
汉代名将周亚夫以治军严谨有方而被后人称颂，然而当他官爵大至权倾一人时，也面临煞星。
西汉文帝时，匈奴进犯云中，诸将受命出征。周亚夫军细柳，刘礼军霸上，徐厉军棘门。汉文帝亲临慰劳各军，轻驾至霸上和棘门军营时，都长驱直入，无人敢阻拦。当文帝到细柳军营时，其前锋高呼：“天子驾到！”军门都尉却回答：“军营之中，只听将军命令，而不问天子诏书。”文帝无法进军营，只得让使者持皇帝的信符去见周亚夫，周亚夫才令开门。当文帝车驾进军营门时，守门士兵又告诫：“将军有令，军营中不允许急驰。”文帝只好让侍从拉着辔绳，让车缓缓而行。到了中军大帐，周亚夫全副武装来参见，并称：“身着军服的人，是不向皇帝行跪拜礼的。”文帝到此，不由自主地肃穆庄严起来。
以后，周亚夫官位几次升迁，官到丞相，很受景帝器重。每有重大国事都先与周亚夫商议，而周亚夫也累次提出异议，阻止景帝的行动。
后来，周亚夫从景帝的言行中终于意识到自己权倾一人，已面临煞星。于是谢官称病，并放弃丞相职务。
《列子·说符》中有一段狐丘丈人和孙叔敖的对话。
狐丘丈人对孙叔敖说：“一个人有三种被怨恨的事，你知道么？”孙叔敖说：“是什么？”狐丘丈人答说：“爵位高的，遭别人妒忌；官位大的，被人主厌恶；俸禄丰厚的，所招的怨恨便来了。”孙叔敖说：“我爵位越高，我志向越低；我官位越大，我心越小；我俸禄越多，我施舍越广。拿这个避免三种怨恨，可以么？”狐丘丈人说：“如此甚好。”
人际之间的矛盾，利益之争，都是由于这三种怨恨引起的。所以做人处事最重要的是把握尺度。
孙叔敖病了，将要死去，警戒儿子说：“王几次要分封我一块地方，我没接受。如果我死了，王就会封你。你一定不要接受好地方。在楚、越相交之处有个地方名叫寝丘的，这地方没有多大出息，名字又丑恶，楚人相信鬼，越人不信楚忌，可以长久保持的只有这个地方。”孙叔敖死了，楚王果然拿一块好地方封给他的儿子，儿子推辞不接受，却请求寝丘这块地方。楚王给了他，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由他家管理着。
61.忠言逆耳，正视他人的批评
每个人都有三分薄面，每个人都有自尊心，当我们受到别人的批评时常常感到难堪、紧张，自我保护的本能会下意识地让自己采取防御性措施以保护自己，但这是否理智呢？那么我们又怎样来应付他人的批评呢？
别人对你提出批评的时候，兴许是因为你自己真的有缺点，对这种批评，我们应该认真听取。我国历史上唐太宗有三面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唐太宗正是以魏征等名臣为镜，虚心听取他们的批评，才使得自己统治清明，江山稳固，国力强盛，史称“贞观之治”。西周的周厉王，则不愿听取大臣的批评，甚至用严令酷刑来禁止平民百姓议论他。但是防民之口比防河川还难，周朝的平民终于举行了暴动，推翻了暴虐的国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正是通过他人的批评来了解自己的过错，修正自己的行为。当别人诚心诚意地提出批评时，自己如果不虚心接受，而盲目地反驳批评，往往挫伤他对自己的感情和积极性，甚至在两人之间筑起心理长城。
有的时候，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并不一定正确，但他的用意却是善良的。这时，我们应该对他的这种善良表示诚挚的谢意。这种有礼貌的行为往往被认为是知恩图报，从而赢得对方对自己的信任。
有些人提出批评时不负责任，甚至就是存心在恶意攻击。面对这种批评，一定要保持冷静，因为对方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紧张，穷于应对，让你大失风度，扰乱你的情绪和思维。你只有保持冷静，才不致于中了对方的圈套。同时，冷静地分析对方的意图，常常会获得意想不到的信息，反客为主。中田就是善于从恶意批评中获取有利信息的成功商人。一次在与一家不知名的山茶制造企业谈进货的过程中，他对对方茶叶的品质没有太大把握，还在犹豫不决，这时，另一位茶叶批发商当着茶叶制造企业经理的面对中田的人格提出了恶意的批评，中田感到恼怒，但敏感的商业意识让他从批评中捕捉到如下信息：即这批茶叶将成为抢手货，于是中田在这批茶叶上猛下功夫，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我们知道，面对别人的批评，保持冷静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我们要有客观评价自己的标准，要有自己的主心骨，否则我们将很难判断别人的批评是善意还是恶意，是正确还是错误。没有主见，面对别人的批评，我们常常会乱了方寸，不知所措。
席拉在一次宴会中认识了一位男士，他们很合得来，分手的时候彼此交换了电话号码，答应保持联络。席拉给他打了电话，并留了言，但一个星期后依然得不到他的回音。她把这事告诉了好友贝蒂，贝蒂嘲笑席拉是个大傻瓜，现在的男人都是到处拈花惹草的，没有几个踏实的了。席拉并不以为然，但又过了一个星期，她还是没收到回音，于是便开始怀疑自己真的很笨，已经跟不上时代潮流了。但是席拉并没有就此罢休，她冷静地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这位男士并不像那种轻浮的人，自己也并不是一个大傻瓜。他没有回电话，兴许是因为有事出去了，兴许是因为忙得抽不开身来。过了一段时间，席拉再给那位男士打了一次电话，他们终于联络上了，事实也证明了席拉的判断是正确的，后来他们俩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他们成了一对幸福的终身伴侣。
要是席拉在一念之间就放弃了，断了这次缘份，岂不是很可惜吗？
面对批评，我们要有容忍批评的气度，否则一味地血气方刚，逞匹夫之勇，最后倒霉的还是自己。诸葛亮在中国老百姓中是智慧的化身，他善于利用批评来攻击敌人，不战而屈人之兵，诸葛亮三气周瑜的典故家喻户晓，一句”赔了夫人又折兵”活活地把周瑜这位少年英雄给气死了。而另一次在与魏军的对垒中，诸葛亮也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把魏国的大司马王朗气得从马上摔下来，气绝而亡。面对批评，我们要有开阔的胸怀，方能从容不迫，应付自如。
62.知行知止，掌握做人分寸
做人做事勿待极致，用力勿至极限，悬崖撒手，适可而止，才能确保平安。做事是这样，做人也是如此，知行知止，掌握分寸，才是做人处世的良策。《菜根谭》中说：“笙歌正浓处，便自拂衣长往，羡达人撒手悬崖；更漏已残时，犹然夜行不休，笑俗士沉身苦海。”意思是说，歌舞娱乐兴味正浓的时候，便毫不留恋地拂衣离去，真羡慕这些心胸豁达的人，能够临悬崖而放手；在夜深漏残时，还有人在不停地奔走忙碌，这些凡俗的人在苦海中挣扎真是可笑。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颇有将才，主持西北军务多年，战功日着，权势日盛。
康熙末年，由于太子被废，诸皇子见机，都加紧忙于争夺嗣位的斗争。胤禛（即雍正）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很清楚，除了用精明务实的办事能力博取父亲的信任外，必须集结党羽，拉拢拥有兵权的朝中重臣，所以极力拉拢年羹尧和隆科多。当时隆科多统辖八旗步军五营两万多名官兵，掌管京城九门进出，可以控制整个京城局势。而年羹尧管辖地正是胤禵驻兵之所，处在可以牵制和监视胤禵的有利地位上，西安又是西北前线与内地交通的咽喉所在，可谓全国战略要地，所以后来史家也认为：“世宗之立，内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尧。”
雍正即位之初，年羹尧和隆科多便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恩宠有加，雍正将西北军事“具降旨交年羹尧办理”。
雍正元年十月，青海厄鲁特罗卜藏丹增发生暴乱，雍正帝又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也不负圣恩，率师赴西宁征讨，平定成功，威震西南。雍正帝诏受年羹尧一等公爵。
雍正不但对年羹尧加官晋爵，赠予权力，还关心其家人，笼络备至，甚至把年羹尧视为“恩人”，非但他自己嘉奖，且要求“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对年羹尧“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又口口声声对年羹尧说：“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得如我二人之耳！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己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这类甜言蜜语出自皇帝之口，实在罕见。
年羹尧就这样陷入雍正的甜言蜜语之中，天真的以为皇帝是真的要与他做知己，他就这样以雍正皇帝为后台，居功自傲、骄肆蛮横起来。年羹尧凯旋还京，军威甚盛，盛气凌人。雍正亲自到郊外迎接，百官伏地参拜，可年羹尧却不为所动，与雍正并辔而行。这时雍正心中甚是不快，哪能容臣下如此不恭，始有嫌恶之意。
雍正三年四月，皇帝仅以年羹尧奏表中字迹潦草和成语倒装，就下诏免其大将军之职，调补杭州将军，以解除兵权。而臣僚们见年羹尧失宠，便纷纷上奏，检举揭发年羹尧的种种违法罪行。此时雍正又听说年羹尧在西北之时，曾与胤禵等人有所交往，密谋废立等谣传，生性猜忌的雍正便决意要杀年羹尧。
最后议政大臣等罗列了年羹尧几十条罪状，拟判死刑，家属连坐。雍正以年羹尧有平青海诸功，令其赐死自裁。其父以年老免死，其子年富立斩，其余15岁以上男子具发往广西、云南极边烟瘴之地充军。族人全部革职，有亲近年家子孙之人，也亦党附叛逆罪论处。
从这个事例中不难看出，年羹尧的悲剧就在于他不懂得功高震主的危害，不明白一个人臣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明哲保身。身处官场中，首先是要保护自己。明哲保身不是懦弱，而是智慧。
63.处顺境不骄矜，处逆境不颓唐
大丈夫不论得不得志，皆能恬然处之。孟子说：“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观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在不得志的时候也不忘记义理，在得志的时候更不违背正道。孟子还认为君子是不受外界动摇的，只要不做欠缺仁德，违反礼义的事，则纵使有什么突然降临的祸患，也能够坦然以对，不以为祸患了。
孟子本人不仅坐而言，而且早已起而行，达到那种境界了。有一次，公孙丑问他，“倘若夫子做到齐国的卿相，得以推行王道政治，则齐国为霸诸候，称王天下，也就不算什么稀奇事了。可是当您实际担负这项重职时，也能够做到毫不动心的境界吗？”孟子回答：“是的，我四十岁以后就不动心了。”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个境界呢？孟子列举了两个方法，即“我知言”与“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所谓“知言”是指能够理解别人所说的话，同时也能明确地判断。《孟子》中讲，“听到不妥当的话，就知道对方是被私念所蒙蔽；听到放荡的话，就知道对方心里有邪念；听到邪僻的话，就知道对方行事有违反正道的地方；听到闪烁不定的话，就知道对方已经滞碍难行了。”换言之，拥有这种明确的判断力，就不会被那些无关痛痒的小事所愚弄，更不会因而动摇自己的心意了。
第二，“浩然之气。”公孙丑问孟子，何谓浩然之气？孟子说：“难言也。其力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谦于心，则馁矣。”这段话的大意是，这种气极其广大，刚健，若能对自己所行的正道抱着相当的自信，以这种方法来培养它，就能充塞于天地之间。但它只是配合着道与义而存在的，若缺乏道与义，则浩然之气也就荡然无存了。只有在反复实行道与义时，才能够自然而然地获得，如果仅是偶一为之，就不可能获得。总之，首先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合乎正道之事抱着坚定的信念，然后才能产生“浩然之气”。
在《论语》中有“孔子绝礼于陈”的故事。孔子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时，在陈卷入政治纠纷中，连吃的东西都没有，连续几天动弹不得。最后，弟子子路忍不住大叫：“君子也会遇到这种悲惨的境遇吗？”孔子对于子路的不满视而不见，只是淡淡地回答：“人的一生都会有好与坏的境遇，最重要的是处在逆境时如何去排遣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