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它提供了多少值得仿效的人物和行动，而在于它能否为人生开拓出新的天地，或者它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以及它所蕴涵着的洞察、启迪和教育的力量。事实证明，波德莱尔的诗在七月王朝时到处碰壁，受到冷遇，在第二帝国时受到法律追究，被视为洪水猛兽，它更不能为资产阶级所容。《恶之花》的意义恰恰在于：它以一把锋利的解剖刀，打开了一个在资本主义制度的重压下，在丑恶事物的包围中，渴盼和追求着美、健康、光明和理想但终未能摆脱痛苦和沉沦的人的内心世界，那里面既有着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立的东西，又有着悲观的结论，从而暴露出这个社会的黑暗、腐朽和不合理，反映出正直善良的人们在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念的范围内寻求出路是不可能的。（郭宏安）
诗人的楷模
一个对诗不大敏感的人，去理解波德莱尔并非是件易事。
诗人往往代表着某种不幸的，即其个人的命运。这种不幸使得他们的内心痛苦，而恰恰是这痛苦使得他们内心充满了力量。诗人就是具有这么一种神奇的能力，即将痛苦转化为另一种东西（诗、艺术等具有永恒色彩的东西）。
从一般意义上说，诗来自于痛苦，这是事实，但是诗本身并不是显示了诗人内心的痛苦，它往往是给人向上的力量的。而对于波德莱尔来说，他就是这种意义上的诗人。他内心痛苦，喜欢写诗，但是写出来并不是世人所谓的“高尚的作品”。他的痛苦是那么直接，完全在诗的字里行间里，似乎还没有转化成另外一种东西，那么赤裸，仿佛是直接的痛苦。他承认自己内心一片黑暗，并不承认自己幸福，也不承认自己是个圣徒，要为人类要承担什么不幸。他说内心是恶的，而且有一种变态的心理，沉湎于恶所带来那种乐趣。这样写也是他的一种勇气，或者说他内心是真实的、坦诚的。
过去的文学作品可以这么说，他们总是为了说明自己是多么多么的纯洁、善良，充满正义感，仿佛“举世浊，唯我清；举世醉，唯我醒”一样，一副无辜的让人来同情的样子。而波德莱尔是这样，我这个人其实是一无是处的，因为我存在着恶，与恶纠缠在一起，没有彻底战胜了恶，恶与我的命运或者说人生贯穿起来。他说过，“透过粉饰，可以掘出一个地狱来”，他首先掘出了自己内心里的那个地狱。
正是这种直接切入事物本质的文风，让恶的本性暴露在阳光下，说出自己在为恶，与那些口口声声自己在做某种伟大的事业，而内心一片黑暗的人比之起来，更是一种勇气，一种率真。他这样做才真正宣告了文学的现代性到来了。
为恶——承认乃是一种勇气；为恶——饰非乃是一种虚伪。
他写《恶之花》并不是想引人入歧途，而是出于某种道德诫赏的。他希望这些诗的良苦用心能够得到人们的理解。波德莱尔是要人们理解他的用心，他是想让人面对自己，坦诚地面对自己，不假模假式，从他的坦诚中寻找到生命的本原，从而走向真的天堂。
因此也不难理解他从生理上厌恶那些一本正经的正派人士。他们总是遮遮掩掩，无法使自己真实起来，赤诚地面对生命的本原。而这些正派人士也无法容忍波德莱尔的诗作。正是这双方面的原因波德莱尔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让人理解。后来，波德莱尔才越来越为人所称道。兰波是步波德莱尔之后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他是这样称波德莱尔是“第一具慧眼者，是诗人之王，一个真正的上帝”。而写了那著名的《荒原》的艾略特说波德莱尔已经成为“现代所有国家中诗人的楷模”。
《恶之花》本身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波德莱尔的坦诚。（佚名）
夏尔·波德莱尔不仅是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而且是现代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瓦雷里说：“波德莱尔是光荣的顶点”，兰波尊他为“最初的洞察者，诗人中的王者，真正的神”。
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1821年4月9日生于巴黎。他的父亲出身农民家庭，曾经在巴黎大学受过教育。他在60岁的时候和一个26岁的女子结婚，两年后生下了波德莱尔。波德莱尔6岁时，父亲去世。年轻的母亲很快就改嫁给一个思想古板、褊狭的军人欧比克。波德莱尔不愿顺从继父的意愿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官场人物，而是向往过“自由的生活”，因此父子矛盾重重。1839年，波德莱尔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他热爱文学，力求挣脱家庭的束缚，终日沉湎于酒吧间和咖啡馆，和一群玩世不恭的文学青年结交。继父为了改变他的生活，决定让他出游。1841年，波德莱尔从波尔出发，开始旅程，但不久又返回巴黎。1842年，继父去世，给他留下约10万金法郎的遗产，波德莱尔开始过起了挥金如土的浪荡生活。他处处标新立异，藐视资产阶级传统观念和道德价值。这时，他认识了在一家小剧场跑龙套的女子冉娜·杜瓦尔，并且关系亲密，她对波德莱尔今后的生活和创作有很大影响。波德莱尔的挥霍使家庭对他进行了严格的经济管制，定期发给他少量的生活费。从此，波德莱尔就在债主的追索下生活。1845年，波德莱尔发表了画评《1845年的沙龙》，以其新颖的观点震动了评论界，第二年，《1846年的沙龙》更以一套相当完整的文艺观，奠定了他的艺术评论家的地位。从1847年开始，波德莱尔对美国作家爱伦·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着手翻译他的作品。
1848年革命使波德莱尔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愤怒和反抗找到了喷火口。他也登上街垒，参加战斗，但是他并不理解这次革命的意义。
1852年以后，波德莱尔的创作进入高潮，到1857年《恶之花》出版前，他先后发表了20多首诗、10余篇评论以及大量译作。1857年6月25日，《恶之花》出版后，立即遭到第二帝国的卫道士们的攻击和诽谤，同时也得到了包括雨果在内的许多著名作家的赞誉。4年后，第二版问世，获得成功。之后波德莱尔先后出版了《1859年的沙龙》、《人造天堂》以及不少散文诗，巩固了他在文坛的地位，并成为魏尔仑、马拉美等一代青年诗人的精神领袖。
但是与此同时，波德莱尔的处境仍然艰难。他不仅要同债主们周旋，向母亲讨钱，照顾病中的冉娜·杜瓦尔，而且自己也病魔缠身。虽然他勤奋写作，但是终未摆脱贫困和疾病，直到1867年8月31日去世。参加他葬礼的只有他的母亲和一些老朋友，没有一个官方人士肯去和《恶之花》的作者作最后的告别。
波德莱尔另一部重要的作品是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包括散文诗50首。作品主题与《恶之花》是一致的。诗人自称这些散文诗是要“描绘现代的生活，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现代的生活”。诗人在散文诗中表现了自己眼中的巴黎生活，欢乐与痛苦、豪华与贫困尖锐对立的生活。整个诗集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愤世嫉俗的情绪，弥漫着悲观主义的思想。《巴黎的忧郁》可以被看成是《恶之花》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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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瓦雷里被认为是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他的创作高峰作品《海滨墓园》被译成世界各大语种，广为传颂。这首长诗的主旨建立在“绝对”的静止和人生的变易这两个题旨的对立上，通过对自然的永存和人生的无常进行对比，表现出肯定现实、面对未来这样积极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