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计划经济可以“无妓”，市场经济必然“有娼”，那么，我们就只能够在两难中抉择了：要禁止娼妓，就必须放弃市场经济体制，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要坚持市场经济体制，就不能禁娼，而必须“容妓”。这样的战略思维显然是荒谬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坚持市场经济体制，又要坚决彻底禁娼。市场经济绝不是与娼妓现象保持必然联系的经济。60年前的中国，能够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创造一个“无妓时代”的现实，60年后的今日中国，也完全能够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再创造一个“无妓社会”的奇迹。
解决就业压力——需要一个“娼妓行业”吗？
“新娼妓文化”认为，实现卖淫合法化，使现有地下“性产业”公开化，为妇女增加一种合法而正当的职业，能够解决就业压力，制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你看，这又是一个为妓女着想、对社会有利、为国家分忧的思想。
但是这个靠妓女解决就业的思想，实在是害国害民。
首先，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能允许有一个“妓女行业”存在。
一个靠妓女解决就业、靠妓女行业带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本身就是对于社会主义这个称号的玷污。
其次，在一个法制国家，就不能允许妓女行业合法化。所谓娼妓合法化，看起来是对妓女权益的保护，实际上，法律对于妓女地位的保护，是对于整个妓女群体作为“性劳工”的被压迫地位的定位，就是法律允许一部分妇女处于被“性”压迫、性“剥削”、性“歧视”的地位，这不是对于妓女利益的保护，而是对于组织、指挥和支持娼妓活动以牟利的娼妓利益集团的利益维护。换言之，娼妓合法化，在本质上是对娼妓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合法化，是对娼妓群体“性迫害”的合法化，是对“以娼谋利”的特殊利益集团之特殊利益的合法化。
其三，在一个坚持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国家，就不能允许大批妇女以充当娼妓为职业、以进行“性出卖”和“性交换”维持生存。一个社会，娼妓行业的存在，是妇女没有得到彻底解放的标志。妓女的出路，不是使其职业公开化、合法化，而是把从事卖淫活动的妇女从妓女行业和职业中解脱和解放出来。一个良性社会的责任，恰恰不是把妇女变成妓女，而是把妓女变成良女；恰恰不是把妓女合法化，而是把妓女“非妓女化”。
其四，在一个坚持一夫一妻制的法制国家，在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如果实行娼妓合法化、公开化，那么必然要实行嫖妓合法化、嫖妓公开化。这样一来，中国的婚姻制度将不是一夫一妻制，而是“一妻制为主、娼妓制为辅”，中国的婚姻制度和价值观就要发生彻底改变，导致整个社会的“性混乱”。
其五，对于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来说，并不是能够增加就业的行业，就可以允许它合法化、正常化，让其成为一种职业。靠增加妓女解决就业，就如同靠增加小偷解决就业一样，是荒唐的。把娼妓变成一个行业，就如同把小偷变成一个行业一样，危害社会。妓女行业看起来不偷不抢，实际上对社会造成的伤害更大、更深。
一个国家要靠娼妓来解决就业问题，要靠“妓女行业”缓解“妇女就业”，这个国家就是很可悲的。“新娼妓文化”，把禁止娼妓和妇女就业对立起来，炮制了一个禁止娼妓就是破坏妇女就业的逻辑陷阱，让人们相信，中国妇女就业的出路是当娼妓，政府不让我们的妇女当娼妓，就是绝了妇女的就业之路，就是端了妇女的饭碗。这个逻辑就是“只有当娼妓，才能救妇女”。何其荒谬！
拯救“中国光棍”——需要一支“娼妓队伍”吗？
“新娼妓文化”认为，中国最近几十年来，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未来若干年，将有几千万适龄男青年找不到配偶，中国光棍大军将面临严重的“性饥饿”。女人不足，妓女来补。如果没有一支可观的妓女队伍，中国男性中的这部分“性无产者”，会发生“性不安”、“性动荡”、“性造反”。因此，中国妓女合法化，有利于解决中国光棍问题，有利于社会稳定。
这又是一个“光棍乌托邦”。
在中国，“光棍军团”是一个贫困群体，是一个弱势群体。那些连娶媳妇成家的财力和能力都不具备的光棍汉们，他们会有能力在娼妓那里满足自己的性消费吗？中国的娼妓群体本身是一个弱势群体，但是这个弱势群体的主要服务对象，却不是弱势的光棍群体，而是那些有妻室、有财力、有地位的“体面群体”。中国的娼妓资源，主要被中国强势群体、富裕群体、权势群体占有和消费。尤其中国大中城市的高档性服务场所，有多少是“私款泡妞”，又有多少是“公款消费”？中国娼妓群体，不是为中国光棍群体的“性饥渴”服务的，而是为中国强势群体的“性奢侈”服务的。所以，把中国娼妓公开化、合法化，并不能解决中国光棍大军的“性困扰”问题，而只会为中国强势群体的“性奢侈”、“性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有一个地方的公安部门，贴出了这样的条幅：“强奸不如去嫖娼”。
这个口号丝毫没有号召力。一些人之所以去强奸，而不是去嫖娼，并不是因为不懂这个道理，而是因为他们无钱嫖娼、无力嫖娼。因此应该打出这样的条幅：“嫖娼不如娶妻”。政府的职能，不是鼓励男人去嫖娼，而是要帮助男人们去娶妻，要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娶妻。包括：科学计划生育，改变男女比例失调问题；让妓女摆脱娼妓职业，结婚成家；改变中国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让更多的中国男性特别是农村男性具备娶妻的能力；政府投资，组织跨国婚姻，像外国政府出资帮助本国农民海外寻偶一样，综合解决中国光棍的问题。
中国禁娼——给社会带来灾难吗？
“新娼妓文化”认为，现阶段，卖淫具有现实和必然的意义，主张绝对不可能用“无娼”的方法，去实现“无娼”的目标。必须放弃打击制裁的禁娼政策，代之以卖淫合法化的“曲线禁娼”策略。如果我们把“无娼”的理想运用于现实的社会，那么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实现卖淫的完全合法化，是“建设性”的观点，是“合乎理性”的最佳方案，唯有如此，才可以解决中国的妓女问题。
这样的治娼药方，不是“治病”，而是“致病”。
卖淫合法化，只能发展和扩大娼妓队伍，鼓励和制造更多的娼妓，使更多的中国妇女成为妓女。而且，卖淫合法化，嫖娼也要“合法化”，才能够与之平等和配套。卖淫合法化，那么组织卖淫、指挥卖淫、投资卖淫、支持卖淫的黑恶势力、贪腐势力，他们在这方面的行为，也就统统合法化了，法律就会成为他们的保护伞，这将带来灾难。
自古以来，都是娼妓为患、娼妓为灾，没有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把禁止娼妓说成是“可怕的、灾难性”的事情。而在社会主义中国，却有一种颠倒黑白的新思维出现，把娼妓泛滥说成是社会稳定繁荣的需要，把禁止娼妓说成是可怕的灾难。到底是娼妓泛滥危害社会，还是禁止娼妓危害社会，在今天的中国居然成为一个热门问题。当代人在娼妓问题上的新思维，其政治智慧是高了还是低了？其道德水准是升了还是降了？其执政能力是强了还是弱了？
近30年来娼妓制度的复活和恶性膨胀，影响恶劣，危害极大。娼妓问题破坏国家形象，助长腐败，败坏风气，毁灭道德，破裂中国家庭，毒害下一代。
卖淫嫖娼对人身体的伤害触目惊心。中国大陆重新出现性病之始点是在1977年，此后，中国大陆性病患者迅速增加，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仅被报告的发病人数/病例就增加了十几万倍。中国艾滋病从无到有，迅速蔓延。有人认为，如果娼妓制度恶性膨胀的趋势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单单性病和艾滋病就足以给中华民族带来灭顶之灾，更不要提其衍生的犯罪、腐败等诸多问题了。
中国抢险救灾，面对的不仅有“水灾”、“震灾”等天然灾害，而且有“娼灾”、“妓灾”、“嫖灾”这样的人为灾害。中国，正在被“娼灾”折磨。要像抢险救灾那样抢险救娼，坚持彻底禁娼，创造“无娼中国”、“无娼社会”。
禁娼焦点不在娼——“性产业”养肥了哪些人？
最近30年来，中国禁娼一路坎坷。政府决心很大，禁娼战役不断，但是效果不够理想。而反对禁娼的呼声却越来越高，抵制禁娼的力量越来越大，原因就在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娼妓利益集团”。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扫黄禁娼越来越猛，而中国卖淫嫖娼愈演愈烈，产生这种现象的症结，在于目前的禁娼策略治标不治本。
标，就是那些直接交换和贡献身体的“小姐”们；本，是已经形成的“娼妓利益集团”，就是那些组织、指挥、投资、支持这个黄色产业的特殊获利群体。在中国娼妓利益链中，那些充当娼妓的小姐们，是“性劳工”，是被剥削、受压迫者。
禁娼，应该禁谁？最主要的，不是去打击那些娼妓小姐，而是要狠狠打击那些娼妓老板，打击站在老板后面支撑老板的“老板”。多年来，中国扫黄的主要打击对象是妓女群体，而对于中国黄色产业的组织者，特别是控制黄色产业的涉黑者、涉腐者，惩处力度不够。中国暗娼产业树大根深，不仅与黑恶势力结合紧密，而且在实权阶层中也有一些腐败分子牵涉其中。不解决这个黄色利益集团的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娼妓问题。所以，中国禁娼运动不能只是把矛头对准“小姐”，要找准病根。在建国初期的北京扫黄行动中，对于妓女行业的老板进行了严厉处罚，当时对于组织者和妓女的逮捕比例是l：3。而现在一些城市在禁娼行动中，对妓女群体出重拳，而对于娼妓产业利益链上的组织者、控制者、支持者，则力度不够。
中国禁娼，有两个关系要把握好，一个是在禁娼中“禁小姐”和“禁老板”的关系，禁娼的重点不是禁小姐，而是禁老板；再一个是在禁娼中“禁卖淫”与“禁嫖娼”的关系，禁娼的关键是禁嫖，不能禁娼不禁嫖，不能重禁娼、轻禁嫖，处罚嫖客一定要比处罚娼妓严厉。
科学的禁娼，是对于“老板”的惩罚，是对于“小姐”的解放。在这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当年在北京指挥扫黄行动中，罗瑞卿就要求扫黄队伍要尊重妓女，“不得有讽刺、看不起的态度”，并在以后的工作中一直遵循这一原则。
新中国建国初期迅速清除卖淫现象，靠的不是对妓女的罚款和羞辱，而是把妓女视作受苦受难的阶级姐妹，采取改造思想、医治性病、指导帮助她们从事生产的方针，培训她们的劳动技能，免费给她们治病，教育她们自觉转变思想，使之成为健康正常之人，靠劳动吃饭的人。正因为新中国把妓女当成一个平等的人看待而没有歧视、仇视和侮辱她们，才取得了迅速改造妓女工作的胜利。而今天一些警方在禁娼过程中，却强迫妓女赤着脚、带手铐，用绳子牵着游街示众。有的地方将妓女实名制公布，甚至将拍摄的妓女裸照外泄。这些，都表现了一些地方在解决娼妓问题上政策水平和文明禁娼素质的退步。
中国娼妓利益集团，不仅是组织、控制和支持娼妓者的利益联盟，而且是这个娼妓利益联盟与某些禁止他们的部门和打击他们的力量之间的特殊利益联系，这种特殊的利益联系形成心照不宣的默契配合。中国的扫黄行动和禁娼机制，是通过经常性大大小小的突击行动，对卖淫者进行罚款和劳教进行的，这种打击和禁止的机制，虽然对于遏制娼妓泛滥收效不大，但是对于一些职能部门，却收获不小，成为一个开源增收的渠道和途径，能够带来收益和福利。一些专家学者指出，这种机制和方式，“已经在全国各地形成了利益驱动机制，这个机制并不打算真正消灭卖淫，而只是希望从中得到自己的一部分利益。”在一些地方，扫黄罚款、禁娼处罚，已经成为增加政府和有关部门经济收入的公开秘密。
有专家指出，娼妓问题必须综合治理，简单的打击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只能在警察腐败、官员腐败和黑社会控制卖淫业的恶性循环中，使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有的执法机关打击卖淫嫖娼不是为了帮助妓女使之成为健康的人，而是通过罚款来增加收入。有的执法机关为下属制定“罚款任务”，执法人员兼业务员，根据完成的“罚款任务”拿提成。有的地方执法机关大楼有“嫖客打的桩，小姐上的浆”之说，有的地方一名小姐的贡献“顶二十头生猪”。为了“细水长流”，这些执法机关并不真心禁绝卖淫嫖娼。
建设“无妓社会”的目标，考验中国政府的智慧，检验各级领导的能力。在与娼妓利益集团的博弈中，中国各级政府必将走出一条科学的“禁娼”之路，再创一个“无妓中国”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