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青年，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称谓，一个温暖得发烫的记忆。他们是一群身体单薄、头发直立的年轻人，他们意气风发，激情澎湃，就像一群虔诚的教徒，在有些昏暗的小屋里，大声谈论文学，心底充满了隐秘的幸福。
在我尘封的记忆里，文学青年好比精神卫士的浮雕。
那时，我为这个称谓感到幸福。小小的书斋因为笔记本、稿纸、书籍、信封的挤压，变成城堡，而我就是城堡里拿着剑矛修炼的忠诚武士。
那时，我没有正式的稿笺，是从镇供销社买来的白纸，或者中学时代的作文纸，它们像一艘艘小船儿，托负着一个文学青年的灵魂远行。那时，手里拿着一本文学刊物，走在大街，或在树阴下默读，常常遇到知音。
有一次，我刚买到最新一期的《星星诗刊》，碰见有个面容清瘦的青年，熟人似的说：“哟，来了！”然后，我同那位青年一起到附近的公园读诗。他告诉我，他每天至少写一首诗，现在已有了三本厚厚的“诗集”，但是没有一首能够发表。我也说起自己对四川省成都红星路二段85号的神往，那里是《星星诗刊》的大本营。
年华如水，我们再没有相逢。但共同走过的路，我仍深深记在脑海中。
填志愿时误打误撞地就报了中文。好友笑说，从此诗词歌赋，不是学者就是作家了。毕业后，才知道中文可以学到博大精深，也可以学个百无一用，全在个人了。但我偏就是平庸之人，既不落后，却也带着对文学的畏惧之心徘徊在它的边缘，始终靠它不近。
大学期间，系里的文学青年就让我相形见绌，动辄引用尼采与《圣经》的思想，从哲学角度透视社会和世界，用文学的激情追问理想与现实。有一次，我无意间谈起做学生干部时的一些琐事，却被才女们上升到“女性是否可以决定政治的性别”的话题中去了。那段时间，觉得文学就像哥特式建筑刺向高空的尖顶，而我只有仰视跪拜的份儿了。我喜欢池莉笔下世俗又热情的真实生活，可是这不能声张，太“俗”。
作为一个以学习文学为业的人，应该具有更高的层次和个性的眼光。常常对着那些国外经典巨著冥思良久，唯恐挖掘不出更深的禅机，对于前卫先锋的著作，更多的是触目惊心或抓耳挠腮不知所云。面对着评论中动辄出现的“解构”、“话语权”、“颠覆”之类的激情评价，哪敢有半句怀疑。一次，一位知名作家在报告会上讲述自己的写作过程，充满深情地讲述了他所经历的农民生活的艰难，他们善良、朴实，一代又一代在贫困中挣扎，走向妻离子散……这是他创作素材的源泉，也是他写作动幸福为什么离我这么远。
我桌上摆着一本书，书名叫《丧家犬在远方嚎叫》，作者是日本人酒井顺子。“丧家犬”一词在日本当今流行语中指的是尚未成家或已失去家庭的大龄女性。说实在的，我实在没有勇气翻开它，因为单单是书的名字，已让我巨受打击，产生了两种感觉，一是“恼羞成怒”，二是“忧心如焚”。因为，按它的说法，我便是在北京城中漂泊的“丧家犬”中的一条了，是属于大龄未婚的那一种。
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我的男朋友与别的女孩结婚了。我悲伤地离开了家乡，来到了北京。从前，我一直生活在相对安稳的环境中，不晓得打理生计。而现在，我必须面对拮据的现实。我第一个工作每月的薪水只有1000元，除去房租和交通费已经所剩无几了。我只能在饮食起居上算来算去，小心地处理每一分钱，甚至连卫生巾都要买最便宜的那种。生病和失业都构成了一种威胁，毫无依靠的我必须要有所准备。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换了不知多少单位和住处，北京的东南西北方向都有我蜗居过的地方。“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嘛，又有什么办法呢。
孤独和寂寞是外乡人的伙伴，若干年打工的艰辛使初恋早已淡去，属于我的那颗星星在哪里呢？我相信，人年轻的时晕了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拒绝了他，回到住处，心头苦涩得很。我在异乡，没有钱、没有户口，饱尝漂泊和孤独的苦闷。我苦苦寻找着真爱，但这爱的外层却附着了太多的沙尘，让人触摸不到它的内在。在北京漂泊的独身女孩很多很多，年轻的日子不难走过，可10年、20年以后呢？我不敢想。真的年长以后，如果生活没有改善就会惶惶如丧家之犬了吗？我一直不放弃追求自己的幸福，可是幸福怎么就离我这么远呢？
为了躲避我，为了逃避感情的纷纷扰扰，一个人跑了出去，一连几天没来上班，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我急了，四处打听，终于从他的一个朋友那里得知他一个人去了黄山。我心寒，可我不能放弃，我一定要找到他，我独自一人踏上了火车。我平凡简单，可是，人总得坚持点什么，比如爱情。
后来的事情就不用细说了，总之我拯救了我的爱情。我们是这个城市里最不起眼的一对夫妇，但我的清茶一样芳香四溢。
我们结婚一年就有了儿子马琪，马哥疼他疼得把我都快忘了。我们的日子紧巴巴的，可是我们有我们的幸福。我歇了产假在家带孩子，马哥一回家就忙着给我们娘俩洗衣做饭。闲暇时我们抱着马琪到他父母那里我父母那里看看，老的小的都乐融融。
原本以为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平静而美丽。但茶终究还是苦的。1996年，工厂减员，我被动员下了岗，这对于我们贫寒的生活无疑是雪上加霜，马琪当时已经4岁，花销也日渐加大。但再穷日子也总要过呀，下岗的人又不只我一个。那两年郑州市几家国营大厂纷纷减员，一大批和我一样的工人面临着生活的困境和挑战。我们筹了点儿钱，租了一个八平方米的小门面，我乐呵呵地看着马琪和他爹在小店门前乒乒乓乓放了一挂鞭炮，从此小店就成了我们的家。
我的小店从早上六点开到晚上十一二点，马哥下了班就跑来和我一起看店，马琪天天围着小店跑着玩儿。我们没钱买房子，小店离双方父母家又远，我们就在小店楼上租了个单间。每晚马琪他爹看店，我在楼上单间里给他们爷俩把饭做好端下来，我们一家三口就在小店的冰柜上开饭。在别人眼里，我的日子过得穷困可怜，然而我却觉得生活充满了欢乐，我有老公有孩子，有自己的小店，我又有什么不快乐呢？这是我自己选择的爱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生活，这杯茶再苦也是我自己选的，况且我也并不觉得我的生活有什么不好的。
现在想想，也许是命吧，那天早上我就觉得心跳，晚上就有人跑到小店里通知我马哥出事了。那是1997年夏天，马哥被车撞伤了。当时马琪还在他奶奶家，我听到信儿心猛地一跳，忙安慰自己，我当家的福大命大，不会出什么事儿的。的确，也没太大的事儿，只是一条腿粉碎性骨折，肇事者逃逸。
那段日子是我们最艰难的岁月，马琪已经上学，马哥的医药费又极为昂贵。为了省钱也为了有更多的精力照顾马哥，我将马琪送回老喝喝小酒打打牌。我的弟弟也出来了，找了工作交了女友。
日子就是这样，都市里灯红酒绿，有多少有钱人不屑于我们贫寒却快乐的生活，然而我们依旧不声不响地快乐着，幸福着。前几天一个女人到我这里买彩票，正赶上我们三口围在冰柜旁吃火锅。天气很冷，小店的玻璃门上挂了一层厚厚的雾水。门外下着雪，人们在城市的车水马龙、灯红酒绿间行色匆匆；门里红红火火热气腾腾，马哥和马琪吃得一头汗，我乐呵呵地往电火锅里添菜。女人见了，一下子眼眶湿了，我们邀请她坐下一起吃，她摇摇头，说她做房地产生意的丈夫好久没有回家吃过饭了，她的儿子去了加拿大，她好多年没看到这样围坐吃饭的场面了。生活啊，怎么说呢？我想我是幸福的吧！
是啊，生活是各色各样的，我的生活就是杯清茶。今年马琪9岁了，我和马哥结婚整十年了。这十年来，我就是这样饮着我的清茶一天天过来的。生活的路还长着呢，我们的马琪将来想当省长哩！我的清茶甘醇而甜美，愈久愈香，我们的生活是美好幸福的。
品的常客。我必须学会做饭。
我已经学会按着德国的节奏生活，在接近这个民族的某个欢乐节日时，体味着兴奋与期待，把自己的心情布置得尽量和德国人一样。
一切都可以顺其自然，但自己的语言却水土难服。
我每周会安排很多时间和德国学生或者几个要好的外国朋友在咖啡馆、小酒馆度过。我想让自己对德语更熟悉、更接近。也抱着这样的幻想，从而得以更近德国和德国人。从某一方面来说，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在很多次的聊天逗趣后，心里依然会升起那么一种陌生的感觉，好像我和对面那个熟悉的德国同学之间，依然存在着一道看不见的、通过语言无法逾越的障碍。那是什么呢？从哪里来呢？到底有多高呢？
而最重要的也许是，我们希望终有一天越过这面墙进入一个无碍的交流空间吗？
我选择了文化学作为我的主专业。我能够想象大多数亲朋好友们的反应：他们一定很可惜在国外的我没有选择经济或者计算机之类的专业作为自己以后赚钱的工具。而我常常坦然于他们的讶异——如果大家都理解我的选择，岂不是更不正常？生命于我，是一段旅程，一段不急不缓的求索旅程。有时候，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要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此的寻找之后，我是否能寻求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但有时候我想这就是生活的乐趣所在：你可以决定你的行为，却无法决定事情发展的结果和方向，未来总是充满想象的。
从进入慕尼黑大学的那一天，我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计划，我要上很多有意思的专题课，参加出游，加入语言旅行团，提高英语，完成拉丁文考试……我这些自认为近于完美的信念曾经把自己压迫得几乎无法呼吸，以至于有种对自己、甚至对自己的选择的深深失望和无限烦恼。我开始怀疑我所选择的道路，我流着眼泪问自己为什么要把生活搞得如此艰难。但时间和生活却给我展示了宽容的一面——原来宽容不仅是对别人，更是对自己的。在一个有阳光的下午，我坐在英国公园的靠背椅上，远处隐约传来自由音乐人的鼓声，头脑中慢慢呈现出自己最想要做的事情、在我生命里最有意义的事情。我把它们依次写在白纸上，挂在书桌上父母相片的旁边。当我注视给予我生命的两个人的微笑时，曾经的失望与烦恼就会烟消云散。
一个人内心深处最想做的是什么呢？和什么人一起分享过这个也许连他自己都不清晰的秘密吗？一部关于非洲的纪录片里，一个南非黑社会的小头目在静寂的海滨夜晚，和他的同伙对着迎面的海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