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1974年《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八亿人民八台戏”的特殊记忆“文化大革命”给发展中的中国带来沉重灾难，“十年动乱”中，中国电影也在劫难逃，那时我国的电影事业除了屈指可数的几部故事片和纪录片，最具有时代特色的当属“革命样板戏”。“八亿人民八台戏”就是“文革”中中国电影最为真实的写照。许多年后，当人们在怀旧的心态中再一次哼起“样板戏”中的唱段时，或许关于那个时代的荒诞已经渐渐淡去。
谢铁骊回忆《智取威虎山》的诞生江青点名导《智取威虎山》1968年儿月，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从上海来到北京“丰艮到”，全国第一部样板戏影片即将开拍。这么红的任务怎么交给我呢？是因为江青看过《早春二月》，尽管她批，但认为好像在艺术上还是可以的，另外了解我的历史，我跟上海不沾边，如果我和上海沾一点边，她就不会用了。看我是新四军，又从没到过上海，所以她才启用我。
拍摄两年反复修改开始不就以为是一个舞台纪录片吗，按说，最多我一个月就能把它拍下来，结果一拍就几乎两年。拍一拍，刚去送样片，不行，再拍，又送样片，还不行。1969年的一天，江青在摄制组忽然说要我们去东北看看，能否在大森林里拍很壮观的实景。我就问是不是要骑马，杨子荣的马鞭还要不要？结果摄制组去东北大森林勘察外景，回来后讨论又觉得实景拍摄的话，舞台上的许多精粹很难呈现。后来实景拍摄还是没有搞成。
影片经过反复拍摄，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后，终于在文化高压政策下侥幸过关。《智取威虎山》能够审查通过，多亏周总理去了，叶帅也去了。那是1970年8月底，在人民大会堂审看《智取威虎山》。影片一结束，周总理立刻带头鼓掌，并向剧组的主创人员表示祝贺。10月便在全国公映了。
八部样板戏拍五部就在拍完《智取威虎山》后未得几天喘息，就又接到江青指令：立即去《红色娘子军》摄制组，那边已经开始拍了。开机是在1970年7月，因为摄制组和样板团之间因为洪常青的出场变得麻烦起来，舞台与镜头的矛盾也显现出来。我们进组后把第一场戏重新剪接，主基调没动，认为摄制组没有错，重分镜头按原样进行。结果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庆棠非要说“不能光考虑技术，要突出最主要的英雄人物”。争了半天也没有结果，我就喊要实拍，傅杰现场执行，摄影机由钱江、李文化控制。
因为有《智取威虎山》“不走样”的教训，对《红色娘子军》中的椰子树美工都要拿尺子仔细丈量，哪怕多一厘米也要立刻锯掉。时至年底，《红色娘子军》继《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后第三个摄制完成，影片送审较为顺利，但仍然提出云彩设计拘泥于舞台的批评。1971年新年过后，《红色娘子军》得以在全国上映。
1971年5月20日，我和成荫、钱江联名给周总理写报告，反映广大工农兵群众对故事片的迫切要求，报告得到总理支持，1973年元旦，周总理批评了7年没有故事片的“大缺陷”，要求在三年之内把这个空白填补上。
1974年故事片“奇葩”《闪闪的红星》
潘冬子：非常岁月里的闪闪童心
1973年。“样板戏”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无论是普通观众还是创作人员都对“样板戏”产生厌倦心理，因为群众的要求和电影工作者的拥护，停顿了7年之久的故事片创作逐渐恢复起来。拍摄故事片是让当时的不少电影厂和电影导演颇为兴奋的事情，因为较之拍“样板戏”的“不走样”来，故事片的创作自由度大了很多。
“潘冬子”与一部戏的传奇原著小说《战斗的童年》1961年作家李心田出版了《两个小八路》很受孩子们的欢迎，三年后《战斗的童年》完成。故事讲的是江西根据地的一位红军，长征时给家中留了一顶帽子，帽子里有他的名字，后来这位红军的儿子拿着帽子找到了他的父亲，帽子上有一颗红星。李心田留下的誊清稿得以在197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恢复出版工作后出版，最后更名为《闪闪的红星》。小说流传开来，八一厂很快把它拍成电影。
《闪闪的红星》拍摄于1974年，与另一部经典儿童影片《小兵张嘎》的拍摄相隔11年，比较起60年代故事片的创作空气，《闪闪的红星》的拍摄是在“文革”时期，这部彩色的儿童影片对于八一厂，对于整个摄制组来说都更像一项政治任务。当年的电影界很流行的一个口号是“上不上是个立场问题，拍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水平低、功力不够都可以谅解，但是政治立场却一定要站稳、站高。于是在接到拍摄任务后，1973年的9月下旬，摄制组就点齐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奔赴江西外景地。
妙手偶得潘冬子一部儿童电影的成败，小演员的表演成功与否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就像当年北影厂拍摄《小兵张嘎》时选择“嘎子”一样让导演伤透了脑筋。
但是《闪闪的红星》情况有很大不同，那些孩子身上十分宝贵的调皮和捣蛋不可能在“文革”时期紧张的氛围下重现，而十分幸运的一点是，“潘冬子”浓眉大眼、胖胖脸蛋的可爱形象实在给观众留下太深的印象。
副导演师玮由导演李俊安排为负责挑选和指导小演员的工作。师玮在五六十年代就活跃在影坛上，出演过《不夜城》、《秘密图纸》等影片，这次选“潘冬子”由于剧本已经定位成塑造小英雄，并按照“三突出”的原则全片几乎所有情节都要围绕他展开，小演员成为矛盾与剧情的中心，这给选角带来很大的压力。
师玮与几位副导演在北京市内的一些小学看了一百多个孩子。但是一无所获。正巧当时赶上劳动节各校文艺活动汇演，年仅9岁的三年级学生祝新运在学校演出让电视台看中，在电视里播放时引起摄制组注意-这个孩子给人的感觉从形象和气质上都非常符合剧情中的“潘冬子”，总导演李俊更是当即拍板，就是他了！“潘冬子”笑场挨训对于一个刚刚9岁的孩子来说，离开父母身边跟随一些不熟悉的人跑到很远的地方拍电影的确是一件很害怕的事情。而拍儿童影片最难的也是引导小演员进入规定情景，让孩子们相信剧中的故事是真实的，才可能投入进入。但是一进入拍摄现场，祝新运却总入不了戏。在拍冬子妈被胡汉三率领的白狗子还乡团烧死在草房中的重头戏时，要求潘冬子望着熊熊烈火，流着眼泪阻止试图冲进去救妈妈的乡亲们。师玮启发他：因为这场戏他成了没爹没妈的孤儿，剩下一个人怎么办？说到伤心处，师玮不禁哽咽起来，没想到9岁的祝新运却觉得挺好玩，一下子笑出声来，全场顿时哗然。散场后导演李俊十分严肃地训了小家伙一顿，自那以后，祝新运再也不敢走神了。
潘冬子的“不惑之年”少年得志的祝新运因为《闪闪的红星》一举成名，虽然当时得到的“报酬”只有一本影集，上面写着：“祝新运同志留念，八一电影制片厂《闪闪的红星》摄制组赠，1975年9月11日”，但是“无形资产”却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这就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度。
那时祝新运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解放军，后来他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果然进入八一厂，从场记，到副导演再到导演。面对过去的辉煌，祝新运说：“人们对于潘冬子，忘掉也好，不忘掉也好，我觉得都是我的幸运。”或许所有的童星在走过少年、走过青年时代后都会有相似的困惑，正如祝新运所说：“当你再朝你的人生道路上往下走的时候，就有了一种束缚，就是这种东西，成了制约自己发展的障碍。”
1974年石油工人题材影片《创业》
“政治大雪”下《创业》蒙难记
1974年，一部以大庆石油工人艰苦创业的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创业》诞生。但没想到一经问世就遭到“文革旗手”江青的责难。江青为影片罗织了10条罪状后将之打入冷宫。作者张天民等人感到冤屈，便上书毛主席，毛泽东于1975年7月25日来信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由此该片得解禁。“四人帮”垮台后，《创业》由于曾遭到过江青的非议而名声大噪，风光一时。
“政治大雪”下《创业》蒙难记
“政治大雪”比零下38度更可怕1971年林彪出事之后，长春电影制片厂开始恢复创作。厂里派出四个队伍到全国各地寻找创作题材，我被派到大庆。自从文革开始后，林彪、“四人帮”一伙就把矛头对准大庆，把大庆破坏得很厉害，而当时国家刚刚恢复“工业学大庆”的运动。宣传大庆属于一个大题材。那一年，我们组织大庆人写大庆，搜集了几百万字的素材，写出剧本提纲。到了第二年，江青下发了关于拍摄大庆和大寨的批示，大意是说，大庆红旗是毛主席树立的，王铁人是站得住的。
我们拍这部电影吃了不少苦头，是在摄氏零下38度的大雪天里拍摄出来的，但是“政治大雪”更可怕：1974年这部电影拍完，在第四届人大会议的闭幕式上放映，受到了代表们的好评，而且在《人民日报》上有整版介绍，标题和其他样板戏一样，都是“毛主席文艺路线胜利万岁。”但公映不出半个月，就遭遇到了“政治地震”。
遭遇“政治地震”江青看后暴跳如雷，宣布《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之后下了三条禁令将这部电影打入冷宫：一是不许继续印制拷贝；二是不许发表评介文章，停止播放；三是不许向国外发行。后来，他们又以文化部核心组的名义，下发了对电影“创业”的十条意见，列数十大罪状，比如说这个片子塑造的周挺杉是个鲁莽的汉子，华政委暗指刘少奇等等。电影的主创人员要不停地写政治检讨。
自从1973年开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和四人帮的斗争就开始白热化，而当时正是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开始全面整顿的时期。他为了进一步整顿文艺，就要求文艺界找一个典型案例，出一篇有分量的材料。胡乔木找到白桦、张锲等人去商量，他们推举了张天民，因为电影《创业》是被“四人帮”干扰得最严重的一部片子。出面找张天民的人是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因为她对领导上层和文艺界都比较熟悉。当然，张天民主笔来写这个报告是要顶着坐牢的危险，他得到了妻子赵亮的支持，她对他说：“你如果要蹲监狱，我来带孩子。”后来，邓小平夸奖赵亮说，虽然她不是共产党员，但比我们表现更好。
上书毛泽东掀起轩然大波为了防止江青查压，他们采取了障眼法，把信复制了三封通过三个渠道递交给毛泽东，一份由邓小平转交，一份由毛泽东的秘书转交，一份投到信筒里。后来，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封信到达了毛泽东的手里，听说是他的英文教师卢荻给他读的这封信，一个星期之后，批示就下来了。毛泽东说：“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这件事情在文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1975年9月15号，我们接到通知说，江青要在大寨见我们。当天下午7点多，江青从虎头山回来，一进门，别人就告诉她说《创业》摄制组的同志到了，她第一句就问：“张天民在哪儿？”张天民走上前去，江青说：“你这个娃娃告了老娘一个刁状，老娘今天要找你算账。”张天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不过我们那时候对江青已经有看法了，知道她迟早要完蛋。江青为了给自己遮羞，就给张天民施加压力，要他再重新给毛泽东写信，说：“《创业》即使没有大错，也有小错，同意不发行。”这显然就是在否定毛泽东的批示。我们摄制组表态决定不能写，因为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当时的情况是不写信就出不了大寨，所以最后信还是写了，但出了个花招，就说我们打算继续深入生活，再拍一部反映大庆人创业精神的新影片。再后来张天民又去了大庆，剧本也写了，但没拍成电影。有人批评张天民还是有投降痕迹，但这是当时的历史，不能苛求前人。
1971年《唐山大兄》使香港功夫片开始走向世界
李小龙：终极武术是诚实表达自我
进入上世纪7O年代，影坛上迅速刮起一股个人旋风，这就是“李小龙旋风”。正如李小龙所说：“我绝不说我是天下第一，可是我也绝不会承认我是第二。”那些凌厉绝伦的功夫以及一声标志性的长啸使得无数人吓破了胆，可以说在所有功夫电影人士中，唯有李小龙把民族性的题材上升到那样的高度，也是李小龙真正将中国功夫带到了世界影坛。
围绕李小龙有太多的话题，但是“商战”的话题或许较少被提及，李小龙的崇拜者喜欢把他看做是“个人英雄”及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但是李小龙神话的诞生对于电影界或许有更多的启示，邵逸夫错失李小龙，而嘉禾却“借东风”，公司实力突飞猛进或许是电影公司商战的最完美“案例”。
邵逸夫错失李小龙嘉禾顺势而起1970年，邵氏十几年的老对手“国泰(电懋)”终于停止制片业务，邵氏本以为可以独霸香江影坛，谁知邵逸夫一手提拔起来的扛鼎重臣邹文怀居然宣布脱离邵氏，并带走大量精兵强将另立门户，成立“嘉禾影业公司”，虽然邹文怀很有办法得到了境外资金的支持但毕竟根基尚浅又无惊人业绩，好在邹文怀早有艰苦创业打算，并积极寻求机会欲创奇迹，结果机会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