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的伦理思想也与此理念观点一致，他运用形而上学的机械论方法分析社会，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产物，把外物作用于感官产生的苦乐作为道德来源，认为凡有利于生命运动、产生快乐的即善，不利于生命运动、产生痛苦的即恶。
在没有国家和法律的自然状态下，人人有追逐私利的平等自然权利，这必然导致彼此树敌、互相残杀。为了安全和共同生存，每个人都必须放弃部分权利，交予国家，订立契约，用自然法约束自己。一旦人们进入社会状态后，就会产生法律和道德。道德由自然法规定，自然法是理性的普遍准则，它要求人们自爱自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霍布斯把判断道德的根本标准归之于国家法律，强调君主的绝对人格和法律的绝对权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和否定，反映了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竞争状况，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剥削的强烈愿望，也体现了对封建贵族的妥协。
霍布斯回国后，便同布朗霍尔主教展开了关于自由和必然问题的论战，批评了意志自由论；尔后，又与牛津大学的教授们进行了关于数学问题长达20年之久的争论。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尽管霍布斯宣布效忠国王，但他的思想倾向于资产阶级；故而，一方面他受到学生查理二世的礼遇，另一方面又遭遇教会和贵族王党的攻击、迫害。
不言而喻，霍布斯是近代第一个在自然法基础上系统发展了国家契约学说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的《利维坦》是一部体系完备、内容翔实、论证严密的学术著作，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该书被誉为可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相媲美。
值得注意的是，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描述，与其说是他对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设想，不如说是他自身心灵的投射。
霍布斯性胆怯，他的大半生都在不安中度过。大家知道，16世纪的英国同当时的意大利和法国一样，经历了深切的动荡，整个社会常常处于无序状态，个人生命安全毫无保障。霍布斯生逢风雷激荡的革命年代，无不时刻感受到来自暴力和动乱的威胁，人类似乎回到了人人自危的自然状态。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使霍布斯矛盾交织，行为乖离。
或许，正是这种无法摆脱的恐惧阴影成全了他。事实上，没有这种与生俱来的恐惧感，霍布斯对人性的理解不可能如此深刻，也不可能为他所处的时代孕育出冲破神学牢笼的新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霍布斯的恐惧心理还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使他的国家契约说建立在现实的根基之上，而非飘浮于半空的“假说”！
到了晚年，霍布斯重新把兴趣转向文学和历史，以87岁高龄将（《荷马史诗》译成英文，于1679年12月4日去世。
我思故我在
——笛卡儿（1596-1650）
1596年3月31日，笛卡儿出生在法国图兰省莱耳市的一个地位较低的贵族之家。这个新生儿咳嗽得厉害，原来是母亲把肺结核遗传给了他。医生说他已经没有存活的希望了，可他竟然一路跌跌撞撞、病歪歪地活了下来。笛卡儿的父亲是布列塔尼地方议会的议员，同时也是地方法院的法官。笛卡儿14个月大时，母亲便在生第五胎时不幸死去，给他留下了一笔遗产，为他日后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提供了可靠的生活保障。父亲再婚后，两老夫妇长期住在布列塔尼省的雷恩。体弱多病的笛卡儿一直由外祖母抚养长大，外祖母去世后，除了与姐姐让娜有联系外，他就很少与其他家人有联系了。自幼失去父母的关爱，也许是造成他性格孤僻的原因之一吧，这给他的一生都带来了深重的影响。
从小，笛卡儿就对周围的事物充满了好奇，父亲见他颇具哲学家气质，便亲昵地称他为“小哲学家”。父亲希望很有天分的笛卡儿将来能够成为一名神学家，于是将8岁的笛卡儿送入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创立的当时欧洲著名的贵族学校——耶稣会的拉夫勒希公学接受传统教育。
在校8年，他学习了古典文学、历史、拉丁文、希腊文、诗学、物理学、数学、逻辑学、道德学、形而上学、神学、哲学、法学、医学等课程。神父们的教育可以说是全面的、高级的，这给笛卡儿的学术生涯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而他一生也没有放松过自己的宗教信仰，始终不渝地以一个忠实的天主教徒自居，即使后来长期居住在新教国家荷兰，他也非常骄傲地自称“我是天主教徒，身上流着法国人的血”。当然，校方也为照顾他孱弱的身体，特许他可以不必受校规的约束——早晨不必到学校上课，可以躺在床上自学。因此，他养成了早晨卧床思考问题的习惯，一直到老。他废寝忘食地阅读大量的课外杂书，接触到了一些新思想，于是对中世纪学说越来越失望。在他看来，教科书中那些微妙的论证，其实不过是模棱两可甚至前后矛盾的理论，使他顿生怀疑而无从得到确凿的知识，唯一能给他安慰的就是数学。
1612年，笛卡儿以优异成绩毕业，随后进入法国波瓦蒂埃大学，并于1616年被授予法学硕士学位。学了很多知识的他仍不满足，也深感闭门读书的无用，于是他在结束学业时就暗下决心：不再死钻书本学问，而要走出校门，向“世界这本大书”讨教，用自己的理性来解决问题。
由于经济富足，不需要他开业做律师，笛卡儿便背离家庭的职业传统，走出书斋，走上社会，去接受时代的影响，去探索人生的道路。
机缘凑巧，正值尼德兰北部的几个省联合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战争爆发。法国是荷兰的同盟国，同盟军由莫里思·德纳索亲王率领。和当时许多贵族青年一样，22岁的笛卡儿带着一个仆人，自费到荷兰参军，充当一名文职志愿人员。
驻扎布雷达期间，1618年11月10日，笛卡儿在街上散步，偶然间看到了一张数学题悬赏的启事。在观看公告栏时，他请身边的人翻译佛莱芒语，没想到，这人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毕克曼。靠着毕克曼的帮忙，笛卡儿把那个问题解答了出来。两人很快发现在数学上的共同兴趣，他们都从未碰到过能以如此精确的方式将物理和数学结合在一起的人。毕克曼成为了笛卡儿的师友，二人进行过一段时间的合作。毕克曼向笛卡儿介绍数学的最新发展，提出问题和思路，再由笛卡儿来解答。毕克曼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物理一数学家是非常少见的。”而笛卡儿给毕克曼的信中说：“事实上你是将我从冷漠中唤醒的人……当我的心正在偏离重大问题时，正是你将我引入正途。”在毕克曼的鼓励下，笛卡儿开始从事理论数学的研究，认真探寻是否存在一种类似于数学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方法，以期获取真正的知识。
1619年，笛卡儿脱离了新教徒德纳索的军队，到巴伐利亚加入了日耳曼人的军队，并参加了巴伐利亚公爵的天主教军团攻打波希米亚国王的战斗。
那年冬天，笛卡儿在乌尔姆度过。11月10日的夜晚，为了躲避寒冷，笛卡儿把自己关进一间用小火炉取暖的房间，陷入了深深地思索。
他产生了一系列的幻觉，几乎开始怀疑自己的信念，几小时的紧张努力终于驱散所有的困惑。
笛卡儿做了三个奇特的梦。在第一个梦中，他看见自己在旋风里蹒跚，而其他人似乎没受什么影响。他被惊醒后便祈求保护，折腾了大约两个小时重新入睡。在第二个梦中，他找到了打开自然宝库的钥匙。一阵刺耳的喧闹再次把他惊醒，他看到房间里充满光亮。眨了几次眼之后，他又睡着了。第三个梦更为复杂：有几本书，其中一本是百科全书，笛卡儿认为它代表了众多科学的统一；还有一个陌生人给了他一首以“是与否”开头的诗，即毕达哥拉斯的“YesandNo”，那代表了真理和谬误。笛卡儿将这些梦结合起来，理解为一种启示：
上帝叫他开辟通向真正知识的道路。
这一天可以说是笛卡儿思想上的一个转折点。他投笔从戎，不过是想借机游历，开阔眼界。笛卡儿好像并没有实地作战过，却一直注意“收集各种知识”，“随处对遇见的种种事物注意思考”。退伍后，笛卡儿定居巴黎，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企图把自然科学各学科相互协调起来，以建立起新的科学体系。但他总感觉到，在法国进行研究和著述容易担受风险，于是决定避开战争，远离社交活动频繁的都市，另外寻找一处比较适宜研究的环境。
他又到处旅行，几乎走遍了整个欧洲。他到过德国、匈牙利、奥地利、波希米亚、丹麦、英国，后来又到过瑞士、意大利。1629年，他迁居到资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荷兰，在那里隐居了20年。
笛卡儿尽管保持了对耶稣会一生的忠诚，但他却是最彻底破坏封闭思想的先锋。无论如何，天主教神学究竟与科学水火不容。即使在与世隔绝的荷兰，笛卡儿也频繁地更换寓所。1633年，伽利略受到宗教裁判所的严厉处分无异又给了笛卡儿一个严重警告，他在给好友的信中说：这个事件“使我大为震惊，以致我几乎决定把我的全部手稿都烧掉，或者不拿给任何人看。我承认，如果‘地球是转动的’是错误的话，那么我的哲学的全部基础也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些基础显然都是由它证明的，而且它和我的论文是紧密相连的，去掉它则其余部分都将不成体统了。”笛卡儿还是希望他的哲学能够在不违背宗教信仰的前提下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但顽固势力始终也没有停止对他的敌视。
不管怎样，波希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曾改变了他的生活。伊丽莎白两岁时，她们一家被流放到荷兰。找不到政治上门当户对的婚姻，公主终生未嫁。她求知欲极强，一直与笛卡儿保持书信往来。笛卡儿在写给她的信中有时流露出令人吃惊的亲密，也许，他早已爱上了这个将他视为精神和知识导师的年轻公主。1646年8月，伊丽莎白的哥哥杀死了一名法国官员，她们一家就离开了荷兰。公主的搬迁使笛卡儿心绪不宁，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伊丽莎白不会再回来了。
这时，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读了笛卡几的《心灵的激情》后，三番五次地邀请笛卡儿去瑞典。而法国驻瑞典的联络官、后来成为大使的沙尼，是笛卡儿的朋友兼崇拜者，在他的斡旋和劝说下，犹豫不决的笛卡儿最终还是接受了邀请。女王派遣一艘战舰和一位海军上将去接他，1649年10月1日，笛卡儿来到斯德哥尔摩，女王打算册封他为瑞典贵族。
开始，笛卡儿几乎没有什么工作可做，他不得不对尚未完成的一些资料进行整理，并着手准备组建瑞典皇家学者研究院。然而，从1650年1月起，他给女王讲授哲学，每周三次，共五个小时。他必须早晨4点半乘马车到达王宫，这显然打乱了他从小养成的习惯。瑞典的冬季又特别寒冷，沙尼得了肺炎，笛卡儿帮忙照料也不幸染上。1650年2月11日，笛卡儿在这片“熊、冰雪与岩石的土地”上去世。即使在死后，他仍然受到非议，因为克里斯蒂娜女王于1652年改奉了天主教。笛卡儿和沙尼均遭到瑞典路德会教友的指控，罪名是企图改变女王的信仰。
笛卡儿出殡时，仅有寥寥几位友人前来送葬。1667年，他的遗骸被运回巴黎，隆重地葬在圣格内弗埃一蒙特的圣堂中。1799年法国大革命后，政府将他的骨灰送到了法国历史博物馆。1819年以后，他的遗骸又被安置在柏雷斯的圣日尔曼教堂中供人瞻仰。墓碑上写着：“笛卡儿，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为人类争取并保证理性权利的人”。
孤独的幸福一生
——斯宾诺莎（1632-1677）
1632年11月24日，斯宾诺莎出生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他的全名是巴鲁赫·德·斯宾诺莎，那个“德”字是他爷爷因经商成功而获得的贵族称号，整个家族一直将它承袭了下来。
斯宾诺莎的父亲也是一名商人，而且比上一辈更显成功，他曾被委任为犹太人公会会长，还做过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学校校长，并在海运中大牟其利。
可是，生意场上的成功却无法保证家庭生活的圆满。他先后娶了3房妻室，前两个年纪轻轻就死了，哲学家斯宾诺莎是他第二个妻子所生。
斯宾诺莎刚刚6岁，亲生母亲便去世了，这无疑给他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和打击，成年后那种深深的孤独感也许就从这时候开始养成。
不过，斯宾诺莎的继母对待小斯宾诺莎相当温柔。这位血统上的犹太人改奉了天主教，并把自己的宗教思想也传了一些给她抚养的继子。
与继母不同，斯宾诺莎的父亲可是个顶顶虔诚的犹太教徒，他把将儿子培养成未来的拉比看做是自己神圣的使命。打斯宾诺莎能听懂话开始，一有机会，他就要对儿子讲述犹太先祖们的故事。从伟大的摩西如何带领他的子民逃出埃及人的魔掌，到大卫时代的美好生活，当然也免不了犹太人遭受的种种苦难。多年以后，斯宾诺莎还清晰地记得他童年时所听过的每一个故事，并常常以此举例。
稍大一点，斯宾诺莎在传统守旧、封闭刻板的犹太教会学校里得到了两位教师的欣赏。一位极力维护正统礼教，督促学生多多阅读犹太人的传统宝典；另一位则很开明，还把一些愿意同犹太人来往的基督徒介绍给学生们认识。他们俩对年轻的斯宾诺莎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尤其是前者，他成功地将斯宾诺莎塞进了故纸堆，而斯宾诺莎对那些散发着霉味的羊皮纸书也表现出了极高的领悟力，这让老人家既惊又喜，并公开宣称斯宾诺莎将会成为阿姆斯特丹最出色的拉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