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自然会引起晋平公的注意，并要问个清楚，从而使得这个厨子有了陈言的机会。
一本正经的悔过中寄寓着强有力的辩解和说明，正话反说，闻之令人觉得奇异有趣。晋平公当然也听出来话里有话，虽然没有交代晋平公听了这番话以后的情况，但可以设想这位厨子很可能从死亡线上逃回来了。
总之，顺其说不是真心附和他、顺从他，而是先以“顺”博得他的好感，最终达到“防”的目的。
4.以虚实之道防范心眼几小的人
心眼儿小的人也是各有不同。所以与这样的人打交道固然要多加防范，但也不能一成不变，以一种方法对付所有心眼儿小的人。要根据具体情况，喜欢实者以实对之，喜欢虚者则虚对之。弄混了次序会出大乱子。
清朝雍正帝是一个只相信自己，而不相信任何人的帝王，对手下的大臣，他采用特务政策，派人监视，防止他们的反叛。
有一年元旦，状元王云锦退朝，回到家中，与几位朋友相约，玩起一种叫作“叶子戏”的游戏。大伙兴高采烈，玩得十分痛快，玩几局后，忽然失去了一叶牌，众人都起身寻找，桌上桌下找遍了也没有找到。次日上朝，雍正问王云锦节间干些什么，王如实回答了玩“叶子戏”。雍正点头并赐一锦盒。王云锦跪下谢恩，高呼万岁，接过盒子。
“不要打开，回家再看吧。”雍正说。
王云锦心怀疑虑，回到家中，急忙打开盒子，不看则罢，一看吓了一身冷汗，盒子中放着一叶牌，拿出昨晚的牌一对，正是丢失的那叶牌。
“好险哪！”王云锦心中自叹，多亏今天讲了实话，否则脑袋可就搬家了。
雍正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小心眼儿皇帝的典型之一，他上台后，不仅尽诛兄弟、功臣，驭下也是极苛极严，大臣们稍有不慎就会触犯天威。他又为政极勤，见事极明，容不得臣下有半点不实之词。所以在这样的人手下“打工”，不实不行。有喜欢实的，也就偏偏有喜欢虚的，此人不是旁人，正是雍正的继承人乾隆。
乾隆即位的时候，经过康熙、雍正70多年的锐意经营，国力显著增强，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在乾隆的不懈努力下，清朝发展到了极盛时期，他开办博学鸿词科，优容知识分子，笼络读书人，又组织编纂了空前绝后的《四库全书》；武功方面也卓有成效，不断平定叛乱，安边固防。曾两次平定准噶尔，又经历了回疆之役、大小金川之战，两次廓尔喀战役以及缅甸、安南战役等大小十余次战事。他天资凝重，以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把整个国家整治得妥妥贴贴，社会秩序井然，统治基础稳固，就连他自己也声称是文治武功方面的古今第一人。乾隆曾志得意满地夸自己为“十全武功”，自称“十全老人”。在他自己总结治世成功经验时，以为在位期间共举两件大事，一是西师，二是南巡。前者指平定准噶尔和大小金川的叛乱，统一新疆，后者分量似乎超过前者，是乾隆最值得骄傲的行动。
一方面，他对自己的才干和政绩有极高的估价，另一方面是他喜怒哀乐等性情上的特点，因而影响了对反对意见的反映和态度。就性格而言，他比康熙、雍正更加敏感，自尊心和虚荣心更强。虽然在他即位之初曾实行了一些宽松的治政方针，那是因为要改变其父苛严政治所带来的紧张气氛，改变官僚人人自危、百姓人心惶惶的不安定环境，所以，当他的一系列改弦更张的措施产生了实效，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以及朝廷内外的僵滞关系时，官民无不欢欣雀跃，颂声如雷。
那时的乾隆比较注意听取臣下不同意见，并且鼓励人们直言进谏，献计献策。即位之初，他就说：“论才德和年纪，我赶不上皇考（雍正帝），但是，自从我即位以来已过半年，群臣中竞无人指出我的过失，难道说我所做的一切都能上合天理，下协人情吗？今后务必请大家直言无隐。”乾隆还多次表示要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一时间，委婉温和的规劝、直率尖锐的指责、苦口婆心的诱导纷纷出现，有些进谏着实让他难堪，但他仍加以容忍，并对进言者颁以奖赏，专司监察弹奏的御史在这种环境中也显得非常活跃。但是，随着经济、政治、文化日趋繁荣，面对稳固的基业和日盛的国力，他开始为自己的才干自豪不已，开始暴露出对进言者的厌烦情绪，认为他们的意见太琐碎，不屑一顾。同时，敏感的性格也使他越来越受不了臣下不留情面的指责，自尊心受不住这等“不敬”的刺激。，他的厌烦情绪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中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对进言者日益缺乏耐心，经常寻找借口，挑剔反驳乃至斥辱进言者。他在上谕中责辱言官说：“因为我要广开言路，所以宽待言官，以收进言之益。不料这些人却见我不加谴责变得肆无忌惮。试问，近来进谏的大臣中，有几个真心诚意地提出了有益于国家政治的主张？我留心观察他们的用心，无不是在处心积虑地追逐名利，即使提出建议，也不是出于为国为民的考虑，无非想博取虚名，指望能得到我的赏识，有望升迁，多得养廉（指报酬）而已。”在他眼中，进言者全是追逐名利的不齿之徒。
更有甚者，为了阻止百官进谏，他还想方设法寻找机会整治进言者，其中不少是玩弄政治手腕，以计谋玩弄性情直率、直言无隐的人。
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他召见太常寺卿陶正靖，希望他指出治政得失，并劝诱他说：“你不必有什么顾虑，尽管如实讲出，这才有益于我反省修身。”陶正靖不敢贸然直言，惟恐言多语失，触怒皇上。乾隆则摆出一副大度而坦城的姿态，鼓励他说：“我看你还是位骨鲠之臣，所以才向你询问政务得失，你姑且据实惠奏。”陶正靖于是上奏说：“现在的政治环境很好，只有工部尚书魏廷珍身负众望，本来没犯什么大错，却在近日被赶回原籍。在对他的态度上，皇上言辞峻厉，根本不像是优待老臣的样子。”乾隆听了话后和颜悦色地说：
“你是我专门选用的大臣，将来还要升迁进用。”陶正靖连连叩头谢恩，高兴而去。谁知没过几天，乾隆就降下旨书，将陶正靖的进言驳斥了一通，指责他为魏廷珍辩护是营私之举，必须严加惩处。就这样，悲愤失望的陶正靖只有弃官回家，以课徒为生，不到两年就郁闷而死。
陶老先生本来熟知乾隆的为人，早存防范之心，可惜在乾隆“开明”外表的诱导下，防心不坚，还是中了暗算，足为后来者戒。
5.看得清才能防得住
心胸狭窄肚量小的人多半是天生的，爹娘给了他一幅小肚鸡肠，他自己想改也改不了，这种人与大家相处时间久了，了解了他的脾气秉性，平常注意一点以避免与他发生冲突还是相对容易做到的事。有另一种小心眼儿却是最难对付的：他本身算不上小心眼儿，有的从本性来说还相当有气量，不大计较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会偶尔耍耍小心眼儿，目的一旦达成，他又会表现出一贯的大度。这里，小心眼儿，表面看来的心胸狭窄成了一种手段，这种手段他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收，你只有看得清楚，才不至于成为其牺牲品。
主持公司销售工作的副总经理郭总是个弥勒佛式的人物，平常总是笑眯眯的，连开会的时候也喜欢开上几句玩笑，私下里跟大家更是打成一片。小罗因业绩突出，最近刚提升为销售一部经理，有一天郭总召集十来位销售负责人开会。郭总讲到有些业务人员在外面过于散漫，晚上出去疯玩，大白天睡懒觉，这样怎能开展好业务？小罗笑着插嘴说，这也是工作需要，咱们出去不也这样吗？搁平常，大家嘻嘻哈哈几句就过去了，没想到郭总却突然大发雷霆，指着小罗的鼻子痛斥：不管谁这样，以后都得改。看你小罗成个什么样子，平常大家可以随便，但工作上怎么能没大没小？你小罗升了经理要翘尾巴了是吧？这一番话说得不光小罗，连大家都目瞪口呆，心想今天郭总是怎么了？会开得不欢而散，事后郭总趁大家一起吃饭的机会，酒酣耳热之际向小罗敬酒道歉：
小罗别往心里去啊，那天我有点小家子气，看来，我也有心眼儿小的时候，呵呵。
事后大家慢慢回过味来：郭总觉得平常大家太随便了，以至于工作都难以开展，业务上的一些设想在嘻嘻哈哈中轻易被否决了。他是借这件事告诉大家：你们的行为我也是很在意的。明白了这一层，大家确实收敛了不少。而小罗的“不幸”在于没摸清人家的心理动向，正好碰到了点上。
知史者明。类似的事情在历史上可没少发生，武则天的“明知故问”就是一例。
武则天时代，对于宰相一直采取残酷打击的政策，大都罗织罪名，以酷吏加以制约和镇压，使这批世袭贵族、豪门，尤其是李唐时代的功臣勋旧，遭到了重大打击。
公元684年9月，武则天临朝称制，公元690年即位称帝，在位16年。自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至长寿二年（公元693年）10年之中，共有宰相46人，被杀、自杀、被流放者占全数的75％以上，比之汉朝武帝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下面仅就狄仁杰七臣之狱来看一看，“明知故问”奸术在武则天时代的应用。
此时正是长寿元年一月，也是恐怖政治达到高潮的时期。武承嗣一来俊臣联盟达到鼎盛。
由于武则天临朝称制、称帝已有10多年，李唐贵族势力已遭到重大打击，武则天两个儿子中宗与睿宗已被“束之高阁”。因此，武则天的侄子仗着武姓宗族与亲信的便利，开始着手建立武姓王朝的准备，武来联盟乘着铲除李唐旧臣的机会，一方面试探自身力量强大与否，一方面借巩固消灭旧势力集团的成果，再次把行动矛头指向七位素享声誉的大臣。
这7人是三位宰相：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四位大臣：司礼卿崔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和潞州刺史李嗣忠，而尤以狄仁杰、魏元忠最卓声望，是朝臣中李唐贵族的领袖级人物。
武来联盟打出的寻罪王牌仍如同以往构陷他人一样：谋逆罪。这正是武则天最为忌讳、最为警觉，也最具杀伤力的罪名。
来俊臣亲自主审狄仁杰，他首先进行诱供，说，如果狄宰相首先承认犯罪事实，不仅可以去免死罪，还可免除酷刑。来俊臣残酷的刑讯逼供，天下尽知，尤其是惩罚大臣之重，更是令人毛骨悚然。
狄仁杰当然深知来俊臣用刑的残毒，就来了个缓兵之计，首先承认犯有谋反大罪，但内容非常空洞，没有所谓的谋反事实。大而化之是狄氏“认罪”的原则，为以后翻案作准备，这是他的过人之处。狄仁杰说：“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仅仅作为李唐旧甩，就对“大周革命”有谋反之罪，显然是自欺欺人的被迫之辞。来俊臣根据以往经验，只要承认反罪就行，其他再说，就坐等则天皇帝批斩或北流。
狄仁杰在狱中还晓以大义，进行策反活动，在人身自}}=1稍有改善之际，就以书信秘缝于绵衣中，送达家人，让儿子狄光远上书鸣冤。
实际上，武则天以酷吏制旧臣，其中冤假错案何止千万，武则灭早已了然于心，但在其根基未稳的非常时期，她便听之任之；一旦灭下进入正常运行轨道，君臣和睦、上下一心的局面当是武氏王朝能够昌盛、延续的重要条件，这一点她也是知道的。因此，假装从前受到蒙蔽的武则天抛出“掩耳盗铃”伎俩，借此案祭出“仁慈君主”手段，对来俊臣把持的监狱系统进行审查。
武则天首先在宫中召见来俊臣，问狄仁杰所称“谋反罪”是否是酷刑逼供得来的，遭到来氏断然否认，认为他们都处之甚安，朝衣朝冠都披挂在身，根本没有用刑。
武则天此举是“打招呼”，是告诉来俊臣不可过分行事，我已知道监狱中的残酷行径，以前只是不明言而已；现在若再如此，我还是要管的。
随后，武则天又派使者通事舍人周琳到狱中巡视，虽然来俊臣的淫威使周琳在狱中望而却步，但狄仁杰等臣还是被去掉囚衣，披上朝服，等待检视。
虽然周琳之行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但它散发出来的政治信息使两方面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态度：狄仁杰等人知道武则天已动恻隐之心，知道女皇帝已对监狱刑讯逼供产生了怀疑，就更加起劲四处活动，寻求更多的同情与支持；来俊臣之流则是慌了手脚，看出武则天的不满，于是也加紧活动，恫吓朝臣，极力掩盖真相。
武则天既然已有变通监狱中大臣命运的想法，就需要一个朝臣的奏章和谈话作为引子，让话从他们口中说出，自己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以便不给群臣完全改变从前的决定——朝三暮四、出尔反尔的口实，这于皇帝尊严是非常有害的；而且对于突然之间改变朝臣生死命运，也必须给他们恩重如山的感觉，否则反而生怨，起不到效果。
正好这时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奴隶的上书给了武则天以契机。这个姓乐的小孩采取“以毒攻毒”的策略，以告密来反告密，因为只有告密者才能得到武则天亲自的接见。小孩在武则天接见时放胆畅言，指出了来俊臣制造的惨无人道的冤案遍地，武则天于是决定亲自讯问狄仁杰，于是此案得以真相大白。
后来的故事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断出：武则天以圣明的样子决定，从宽处理七大臣，武则天在朝座之上，堂而皇之地对群臣说：“古人云以杀止杀，我今以恩止杀，就群公乞（任）知古等，赐以再生，各授以官，伫申来效。”于是，此案得以戏剧性结局，七大臣居然全部保全了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