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建设要避免再走过去的“老路”，要打破两个最大的障碍，即进一步推进土地改革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镇化建设，必须重视人的全面发展。2014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指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坚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遵循发展规律，积极稳妥推进，着力提升质量。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一、城乡二元体系现状及一元化体制机制的健全
随着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业税等相关税费的陆续取消以及相关的政策补贴的实施，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保持相对持续稳定的发展，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得到稳步提高，农村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不断突破。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依旧存在，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已严重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进程，最终会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
（一）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经济发展缓慢
近年来，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某些方面已经有了初步的改善，但是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受到限制，城乡工农体制分割明显，乡镇企业产业升级和资产重组也受到严重制约。农村市场化程度不高，资源配置不能在广阔的农村市场得到改善。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富余的剩余劳动力没有从简单的粗放型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农村经济发展主要以小农经济为主，机器工业不发达，没有形成规模化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受阻，依然没有形成集约化经营之路，由此导致农业生产率极低。从社会资本的总投向来看，城市资本投放率占国家总资本投放率的比重非常高，绝大多数的资金、技术和服务都投向城市，为工业化进程增加动力。虽然改革开放后发展至今，国家政策已经向农村倾斜，但是实际资本投放率仍然很低，农村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比重相差甚远，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如果不建立有利于逐渐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既会影响城市活力的增强和城市辐射作用的进一步发挥，也会影响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
（二）城乡户籍制度导致城乡居民差别化待遇
城乡户籍制度也是阻碍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的原因之一。早在1958年，我国户籍制度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起初禁止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将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改革开放以来，为推动城乡经济发展，国家将户籍制度做了一些调整，但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仍然存在，这阻碍了劳动力资源合理流动，农民工利益无法按照社会分工和社会生产受到公正待遇，歧视政策没有根本消除。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程中，他们不愿意放弃土地，并且原有土地使用权长期保持不变，这样，农民工进城造成土地资源浪费，也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城市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生产建设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大部分只能从事没有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作和粗放型的生产活动，抗风险能力差，存在潜在的失业风险。城市劳动力市场处于二元分割的状态，这无形中增加了转移剩余劳动力的成本，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市场转移。同时，城乡体制差别导致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的受教育机会不均等。教育程度影响就业，也就影响收入，这是个恶性循环。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就会造成代际之间农村就业、收入不平等。政府对农村的公共财政政策投入和基础设施投入也受体制约束，盲目地投向城镇。农村的基础教育资源贫乏，与城市教育设施和师资力量相比，明显处于劣势。
（三）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趋势并未扭转
农民增收缓慢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障碍，也会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3.10∶1，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预计到2020年，城乡收入差距有可能达到4∶1。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有很多，生产方式和经营理念、政策投入倾向、科技投入含量和自然因素都会影响农民增产增收，影响城乡差距。我国人地矛盾突出，人均耕地仅为0.1公顷，大部分农地按照农村劳动力平均分配，农地经营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效益。我国地区之间土地资源和人口分布不均，加之各种“圈地运动”矛头指向农村，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权利不平等，城乡土地价格差巨大，导致土地资源流失和结构性失衡。土地分散经营必然造成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农产品供给层次低，农产品品种和品质的结构性矛盾明显，难以获得市场优势。而且单个农户由于主体分散、组织化程度低、获得市场信息渠道窄、缺乏市场风险控制能力，进入市场困难重重。同时，家庭生产的盲目性和农产品市场竞争的无序性，也造成农业资源的巨大浪费。这就客观上要求提高农村土地效益，增加副业培育途径，才能实现农民增产增收。但是农民知识水平低，农业生产科技含量有限，规模效应和集约化经营难以实现，因此农民增产增收非常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趋势难以扭转。
（四）农民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性建设不健全
我国从1994年农村医疗体制改革以来，从试点工程开始，逐步向全国铺开，到2000年得以全面展开。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为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断推出新方案，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化医疗制度，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改革试点的推行暴露出很多问题，实施举步维艰。目前，大部分农村地区存在医疗机构设置不合理，管理混乱的现象。到2013年3月底，全国共设立包括村办、联营、乡卫生院和私人办卫生院在内的92.2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这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缺乏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医务人员素质和能力有限。村级卫生室一般由私人以集体名义开设，大多以营利为目的，与乡镇卫生院争地盘、抢业务，致使三级卫生网秩序混乱，层级指导关系弱化，卫生资源配置得不到有效改善。卫生资源分配不均，卫生投入严重不足，农村人均享受医疗服务数额很少，农民缺医少药的问题非常严重。农村人口中约50%的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尤其在中西部地区，受经济、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制约，情况更严重。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机制也不健全，我国农村医疗卫生院是计划经济产物，是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垄断经营，观念落后，具有“一大二公”的时代特征，同时也保持了一种相对封闭、保守的运作模式。由于当时缺乏市场机制的引导，没有引入竞争机制，医院缺乏自我经营管理、增收创收的思想意识，而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使原有模式的医疗机构面临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同时令人堪忧的是，高额的医疗费用已经成为农村家庭的重要支出，几乎占农民人均收入的一大部分，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居民收益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虽然近年来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的趋势已基本得到控制，但仍然面临着很多挑战。
近几年来，新农合制度已基本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全覆盖，新农合补偿标准也有了大幅提升，但是离农民心中的目标差距仍然很大。一方面，政府担心合作医疗基金透支风险过大，把补偿范围和报销比例等规定过窄，农民得不到实惠，影响农民参合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新农合的宣传力度不够，材料不全，有些乡镇只是形式上拿到了新农合的政策通知，却没有实质上让农民了解新农合政策，导致部分医疗费用因资料不齐不能得到补偿，或因来回补齐资料（特别是外出务工人员）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费用，也极大地影响了农民参合的积极性。再者，由于当地卫生服务能力薄弱，医疗设施不齐全，重大疾病无法检测，转诊省、市大医院就医路途遥远，“远水解不了近渴”，一些重急患者因此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医疗负担沉重，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此外，虽然民政救助资金和新农合制度对农村弱势群体都规定了一些优惠措施，但是农村医疗救助制度与新农合制度整合力度远远不够，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弱势群体沉重的医疗负担，一些特困户也无法负担除合作医疗补偿以外的自付医疗费用。
（五）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城乡发展一体化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障碍，需要通过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等政策措施来解决当前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