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要积极防治工业污染。近年来，我国工业污染防治、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重点定区域和流域污染治理、有害废弃物和核污染防治以及对突发环境事件的防范，均取得了一定成效。2005年以来，关停污染严重、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钢铁、水泥、铁合金、炼焦、造纸、纺织印染等企业8万多家，并对水泥、电力、钢铁、造纸、化工等重污染行业进行综合治理和技术改造，使这些行业的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基本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纲要要求的单位GDP降低、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的指标任务。在此基础上，“十二五”规划首次对减排任务较重的重点工业行业、城镇居民生活污染、农业污染源等提出了具体目标要求：到2015年，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2347.6万吨、2086.4万吨，比2010年的2551.7万吨、2267.8万吨各减少8%，分别新增削减能力601万吨、654万吨；全国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238万吨、2046.2万吨，比2010年的264.4万吨、2273.6万吨各减少10%，分别新增削减能力69万吨、794万吨。同时要求，火电行业二氧化硫削减16%、氮氧化物削减29%，钢铁行业二氧化硫削减27%，水泥、造纸、纺织印染行业污染物削减10%以上；农业源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分别按8%和10%的总体削减水平确定行业减排任务；城市污水处理率提高8个百分点，到2015年达到85%。为了完成上述指标任务，提出了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强化重点领域污染治理、加强污染减排能力建设三项主要任务，确定了提升脱氮除磷能力、继续加大水污染深度治理和工艺技术改造、推进脱硫脱硝工程建设、开展农业源污染防治、控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五个方面的主要污染物减排重点工程，力争使工业污染问题得到根治。
第二，大力实施自然生态修复工程。所谓生态修复是指对那些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受到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实现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我们党和政府针对我国资源环境的严峻状况，不仅强调要控制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更强调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巩固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等成果，保护好草原和湿地；继续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加强自然保护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海岸带的保护和管理，治理水土流失、增强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能力，构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生物多样性，把生物资源有效保护和利用结合起来。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APEC会议上作出了我国森林覆盖率逐年提高的承诺，提出了各国联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四点建议：坚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合作应对；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公约主导地位；坚持科技创新。并倡议建立亚太森林恢复和可持续管理网络，树立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协调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原则，积极探索与加快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系统功能恢复与重建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确保到2020年实现我国成为生态环境良好国家的目标。
第三，要加强国际合作。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课题。加强国际生态环境合作，共同应对能源、矿产、水资源以及全球大气变化等问题，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生态无国界”，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家园。全球性的资源和环境危机，要求世界各国采取一致行动。合作才能取得共识，合作才有力量，合作才能共谋发展。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我国面临严重的资源环境危机，必须努力解决自身的问题，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另一方面，积极倡导和支持全球领域的资源环境国际合作，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的前提下，广泛开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各种国际规则的制定，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机制。全面有效参与各种多边、双边气候变化合作，利用国际资金和技术，增加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我国已加入多项环境公约、议定书及修正案，内容涉及大气、危险废物、自然保护和陆地生物资源等各方面。同时，不断拓展和深化我国的双边环境，已同美国、日本等国家签署了双边环境保护合作协议或备忘录，同一些国家签署了核安全合作双边协定或备忘录，双边合作已遍布全球各大洲，合作范围涵盖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核安全等所有重要领域。特别在区域生态环境合作中始终坚持“睦邻、安邻和富邻”政策，大力加强和推动与周边国家或相关地区的生态环境合作，参与区域合作机制化建设，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建设美好和谐的新世界。
五、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制度是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石。制度缺失和体制机制不合理，是导致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包括法律、法规、政策、公共管治、市场和国际管理的制度体系等。
第一，加强立法，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制定和实施节约和环保的法律法规方面已经作了一系列工作：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有关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初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综合经济与环境核算（绿色GDP）体系框架；逐步开始对有关资源环境的财政金融税收政策、法律规定进行调整等。这些法律法规，对保护资源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发挥了重大作用。但现有的法规制度还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有许多法规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依据世情国情变化和现实需求，及时研究制定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法律法规，及时做好现有法律法规的“修、改、废”工作，形成较为完备的生态文明建设法规体系。要尽快把实践中形成的生态环保经验上升为法规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完善主要工业耗能设备、家用电器、照明器具、机动车等能效标准，制定主要耗能行业节能设计规范、建筑节能标准、建筑物制冷采暖温度控制标准等，加大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保护力度。
第二，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建设生态文明，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必然要求有一整套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来保障。一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落实用途管制。健全能源、水、土地节约集约使用制度。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二是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和海洋资源超载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三是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稳定和扩大退耕还林、退牧还草范围，调整严重污染和地下水严重超采区耕地用途，有序实现耕地、河湖休养生息。建立有效调节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合理比价机制，提高工业用地价格。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四是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健全国有林区经营管理体制，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及时公布环境信息，健全举报制度，加强社会监督。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建立完善生态环境容量控制制度。严格控制和约束单位污染物排放量、排污行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要以排污问题安排项目、配置产能；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限期达标和强制淘汰制度，坚决淘汰那些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益的落后生产设施；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实行“一票否决制”；要建立健全灾害预警系统，构建生态安全保障体系。要不断强化政府责任，积极推动节能减排目标和国家中长期能源战略的实现，加强节能减排管理，形成“目标明确、责任落实、奖罚分明、一级抓一级、一级考核一级”的节能减排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
第四，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就是“指挥棒”和“风向标”，决定着干部努力的方向。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要坚持注重考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是否协调统一、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是否协调统一、当前发展与永续发展是否协调统一的原则和方法，坚决纠正只关心招商引资和经济增长速度，疏于考虑生态承受力和资源消耗度的倾向。同时还要注重干部考核评价结果的价值运用，对那些自觉坚持科学发展、善于领导科学发展，既实现了经济发展又保护了生态环境的优秀干部表彰奖励、提拔重用；对那些只顾眼前利益，造成环境污染，破坏自然生态的干部批评教育、督促整改，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健康发展。
第五，大力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表现形式是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面临的矛盾，本质上是文化危机，其根源是由于旧的文化价值观念、活动行为方式和文化体制机制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造成的。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这一论断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规定了具体要求。我们必须在全社会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建立完善生态文明教育机制，形成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会的全方位生态文明教育体系，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和各种创新宣传手段广泛宣传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普知识和价值取向，从而将生态文明的理念渗透到生产、生活各个方面，增强全民的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和责任意识，树立全民的生态文明观、文化价值观，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营造关爱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
总之，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挑战和机遇并存。只要我们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就一定能够开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局面，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