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农村的生产关系改变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周恩来在高度关注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他坚持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1961年9月，他接见西欧一位外宾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是生产关系而言，同时也表现在生产力上。”“我所说的三个要素，即所有制、分配、劳动关系，组成了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发展会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逐渐发展，产品和物资逐渐增加。”他特别强调：“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指导思想是一切为了有利于生产关系的改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如果政策收不到以上的效果，即就应该予以纠正。”1962年初，周恩来根据上述原则，对刘少奇为党中央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起草的书面报告中补写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农村“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这条意见针对性很强，这是周恩来为纠正自1958年以来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所推行的脱离生产力水平、盲目变革生产关系的错误的一种努力。
二、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
同农业密切相关的林业建设，也是周恩来一贯关注的事业。他把植树造林作为百年大计来抓，他提出的我国林业建设方针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我国林业建设必须坚持以下四点：
第一，首次确定“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的指导方针。周恩来深知国民经济发展迫切需要木林，不采伐是不行的。没有木材，钢、煤、矿都上不去。但是采伐必须同育林相结合，不能多于育林。他说过：“用剃光头的办法采伐森林，采光了就走，修一条林区铁路废一条，这怎么得了！营林是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吃光了就算，当败家子。16年来，全国砍多于造，是亏了”。“20世纪还剩下三十几年，再亏下去不得了。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他认为林业工作要面向全国，依靠全党全民。林业部主要任务是造林，而不是采伐。周恩来从发展国民经济的全局、从子孙后代着想，把造林的重要性提到这样的高度，他指出：“工业犯了错误，一二年就可能转过来，林业和水利犯了错误，多少年也翻不过身来。我最担心的，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林子砍多了。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说你。”这是想得多深、看得多远的见解。他回顾建国十余年间，全国砍林多于造林，而全国森林覆盖率只有10％多一点，对这种现状决不能掉以轻心。他强调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坚持到21世纪，华北大有可为，西北更是大有可为。
第二，提出林业要统一管理。1950年8月周恩来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林业由于缺乏统一管理，砍林、毁林情况严重，因此，他尖锐地提出：“从林政、林业观点来看，保林、育林、伐林如没有统一计划、统一管理，只从地方经营和收入着眼，其害与水利不统一相等，而时间性更过之。”这是周恩来为林业问题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写的一封信，可见，他对林业管理早在建国之初就摆在何等重要的位置上。
第三，提出造林要两条腿走路，要依靠6亿农民。周恩来向林业部提出要把主要力量放在南北方造林上。他分析北方八省地区大，人口多，树林少，造林工作搞起来能很快发展。南方各省条件好，更要做好。南方本来有林，现在一些地方也有水土流失的现象。所以，南方造林、护林、用林都很重要。在造林工作中要抓好重点。他提出，国营与群众营林，重点放在群众；伐木与育林，重点放在育林；前方与后方，重点放在前方。重点放对了，才能用得少，造得多。要求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摸出一套林业工作的经验来。周恩来强调，在西北地区造林要集中在黄河泥沙主要来源地区，不要孤零零地分散搞。分散了，投资很大，功效很小，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来还坦率地批评林业部，到处提倡造林，可是在眼睛鼻子底下，就是到北京机场这一段路好，而北京到天津的路上最难看了。十多年了，要你们在铁路两旁植树，就是不种，可难看了！他提出与公社结合，委托给他们，分段负责，就能种好管好。
第四，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发展造林事业。周恩来中肯地提出：“面对黄河流域二十八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区，只要有雄心壮志，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就能战胜它。黄土高原是我们祖宗的摇篮地，是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但是这个地方的森林被破坏了。我们不仅要恢复森林面貌，而且要发展得更好。”这是周恩来的宏愿，也是我们乃至我们的后代坚持不懈长期努力奋斗的一大事业。
三、兴修水利一定要治本
1972年11月21日，周恩来在听取葛洲坝工程汇报时曾讲：“二十年来我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一个水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可见，我国的水利建设在他的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
首先，确定治水的正确指导思想。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还不到两个月，周恩来接见了以当时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为首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部分代表。周恩来对他们说：“战争尚未结束，国家正在草创。”他用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的故事，勉励水利工作者为人民除害造福。周恩来这次讲话告诉大家一个信息：在草创国家的蓝图中，治水将是一项重要内容，次年8月，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国家建设计划中，首先要做的几件基本工作，头等任务是农业方面。在当时主要是完成土地改革，解放生产力，然后求得发展。配合农村土改，要同时着手做的工作，第一是兴修水利。周恩来正确提出：“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我们今天必须用大力来治水。”周恩来鼓励科学家们为我国水利建设多作贡献，他说：“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周恩来深知，中国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与治水分不开的。在我国历史上，治水往往成为能够安邦定国的重大课题。新中国建立起来了，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约有1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依靠江河湖海的堤防保护，经常处在水灾威胁之下，而这些正是我国人口最集中、工农业最发达、各大城市的所在地。旱灾更是普遍威胁着全国国土。所以，大禹治水的传说能世代相传正是反映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同自然界灾害斗争的成功经验。治水同发展经济、同社会稳定、同人民生活改善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绝不能掉以轻心。周恩来从我国实际出发、牢记历史经验，把治水放在治国这个大局中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个指导思想十分正确，而且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其次，制定治水的科学指导方针。
大地接受的降雨量是不均匀的，河流输送的径流量也是不均衡的。每条大江大河在千百年的流淌中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对人类生活发生的利与害也是各不相同的，这些在全球都是如此。周恩来深知治水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他要求水利工作者面对每条大江大河的治理，必须抱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缜密从事，万无一失，兢兢业业，为民造福。1964年12月18日，他在治理黄河会议上讲话中指出：“任何经济建设总会有些未被认识的规律和未被认识的领域，这是恩格斯说的，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不断地去认识，认识了一个，解决一个，还有新的未被认识。自然界中未被认识的事物多过人们已经认识了的。”周恩来以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教诲水利工作者，坚持从实际出发，要努力认识水利建设的客观规律，并按照其要求来改造自然，造福人类。
周恩来从我国的气候条件、水资源布局等实际情况出发，自古以来，旱则赤地千里，河流干涸，涝则洪水泛滥，一片汪洋，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饱受水患之苦。自1950年发生淮河水灾之后，毛泽东发出了要根治淮河的指示，周恩来借鉴我国古代治水中堵水与疏导的成败经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在1950年11月3日提出了治理淮河的原则：“统筹兼顾，标本兼施。”其理由：一是根治淮河工程巨大，一下子做不出根治的计划，因淮河的水文没有很好的历史记载，制定根治方案有困难；二是淮河不能不治，因为淮河是一下大水，一下干旱，本身水量不多，但山洪很多，水的流动又慢，因此调节水量很重要。统筹兼顾，标本兼施，即要治标又治本。周恩来说明：“治淮总的方向是：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水为主。从水量的处理来说，主要还是泄水，以泄洪入海为主，泄不出的才蓄起来。”这个治淮原则，准确地表达了治水中处理蓄与泄的辩证关系。“蓄泄兼筹”和“标本兼施”的治淮原则不仅适用于淮河，同样适用于治理其他河流，这个原则被水利部和广大水利工作者所接受和理解，也为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所赞许。
但是，1957年以后，由于“左”的思想不断膨胀，对“蓄泄兼筹”“标本兼施”的正确方针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个别地方领导提出“蓄、小、群”的“三主”方针（即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武断地认为这才是治水唯一的正确方针。要在全国推行。甚至对坚持“蓄泄兼筹”和“标本兼施”方针所制定的治淮计划，扣上“排、大、国”（排水为主、大型为主、国家举办为主）的帽子。在“大跃进”运动期间，一度错误地实施了那个“蓄小群”的错误方针，在淮北平原、冀鲁豫平原，片面强调蓄水灌溉，不注意排水，甚至层层堵水，造成了严重的涝碱灾害和地区间的水利纠纷。这些失误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经过水利部和有关省委进行调查研究、现场查勘，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耐心地摆事实、讲道理，分析和澄清那些违反科学的水利措施，这样才逐步纠正前一段水利工作瞎指挥的错误，使水利重新走上健康的道路。在水利建设的实践中，进一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不断克服以蓄为主的片面性，水利部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水利工作方针，建议为“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加强管理”，周恩来肯定这一方针，并加上“水利工作要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这个方针在1965年9月的全国水利会议上讨论通过，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大家简称为通俗易懂的“大、小、全、管、好”的“三五”方针。到此，大家以为，今后可以按照“三五”方针一心一意搞好水利建设，不再纠缠于“三主”方针的论争了。但却并非如此，“文革”爆发后，蓄泄之争又重新被挑动起来，甚至认为“三五”方针是对抗“三主”方针的，要求恢复“三主”方针。周恩来总理指示当时水利部军管会的同志：“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要展开辩论了。”随后，1970年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第四个五年计划文件时，周恩来总理将“蓄、小、群”的三主方针，改提为“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这个文件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后，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来。无数的水利建设实践的成功经验反复证明了“统筹兼顾，标本兼施”“蓄泄兼筹”的方针是正确治水的方针。
再次，指挥治水，抓得很紧，抓得很细。
长期担任水利部长的钱正英回顾周总理治水的业绩时写道：“敬爱的周总理在任的27年中，他亲自领导我国的水利事业，指挥我们治水。他的足迹，遍及我国的江河。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总理亲自主持审定。在‘文革’前，每年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他都要另外安排时间，听取水利工作的汇报。他说：‘水利计划很复杂，要专门研究。’即使在‘文革’那样艰难的岁月，许多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总理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时做出正确决策。由于他的领导和支持，我们才有条件克服各种干扰挫折，避免一些重大失误。现在，我国的主要江河，已初步建成具备一定标准的防洪体系，灌溉面积从解放初的两亿多亩发展到7亿亩，水力发电从解放初的16.3万千瓦发展到2700多万千瓦，机电排灌设备从解放初的9万多马力发展到8000多万马力。可以说，江河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改观。”这是真实而全面的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