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根据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1963年1月29日首次公开明确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已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所证实。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周恩来进一步提出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他说：“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八大规定的经济建设发展战略的具体化，对当今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战略部署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三）坚持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正确地选择经济建设方针是实现经济建设战略目标的重要保证。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是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并用以指导经济建设的基本原则。对此，周恩来有过许多重大的创见和决策上的贡献。
1956年6月，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1956年上半年经济工作的情况和问题。在经济建设中，由于齐头并进和急于求成的倾向，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会上，周恩来介绍了情况，并提出要继续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的意见。为此，党中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这个方针，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符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它正确地提出了要注意经济建设中反对“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它突出了经济建设中一个根本的问题——综合平衡。只有真正综合平衡，经济建设才能稳步前进。在八大会议上，周恩来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方针的精神，他认为：“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对客观情况作全面的分析。”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
但是，党内对这个经济建设方针的认识是不一致的。随着1956年反冒进遭到错误的批判之后，这个正确方针也被抛弃了。1958年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比例的大失调，爆发了危机，不得不进行调整，费了五年时间。纠正“左”倾冒进调整国民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它是同周恩来、李富春在1960年秋正确地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是密切相关联的。实行“八字”方针的正确决策成为我党停止“左”倾冒进方针，恢复和发展八大所坚持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的重要转变。实践证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三面红旗”，在指导思想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经过比较，周恩来等同志比较早地认识到改变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局面，必须“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大幅度的调整。”突出以调整为核心，是周恩来在正确分析当时我国经济形势而作出的判断。1962年3月8日，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讲话时指出：“今年的计划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今年计划还要大调整，是我向中央提出的。原来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大幅度调整的要求，就是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真正实现综合平衡。周恩来还具体地说明为达到这样的要求，必须把经济建设的规模和行政管理的机构缩小到同我国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城市人口减少到同农村提供的商品粮食副食品的可能相适应的程度。总之，要使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从失调到协调，把超过国力的生产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退下来，把超过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退下来，变波动为主动。实践证明。“八字”方针是正确的。实际上，它是八大坚持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的继续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凋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个新的“八字”方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吸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基本思想和实践经验而形成的，也是八大经济建设方针的重大发展。
（四）提倡以实事求是作为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毋庸讳言，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指导思想。历史表明，周恩来始终遵循和实践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作为指导经济建设的唯一思想原则。在顺利时是这样，处于逆境时也是这样。他能够善于采取各种方式方法，同“左”的指导思想作斗争，并能严以律己，作出郑重的、认真的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周恩来担任我国政府总理工作的26个春秋，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都是同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不开的，凝聚了他的心血、智慧和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他堪称是我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经济建设的典范。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认识和掌握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1963年1月，周恩来强调：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要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指出：“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个基本观点，对我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也是周恩来一如既往坚持的一条根本原则。他认为任何经济建设总会有些未被认识的规律和未被认识的领域，这就是恩格斯说的，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不断去认识，认识一个，解决一个，还有新的未被认识。共产党人靠什么来不断认识那些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呢？只能靠辩证唯物主义。周恩来说：“为了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主要的问题是自己积累经验，自己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第二，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周恩来认为，要坚持实事求是，必须重视调查研究；而调查研究又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乱搞。无论是实事求是还是调查研究，从根本上来说是遵循群众路线的问题，“群众本质上是实事求是的”。周恩来把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对指导我国经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如同他在八大所说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情况的变化很快也很多，随时随地都有新的问题出现，许多问题又是错综复杂地联系着。因此，我们就必须经常地接近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情况的变化，对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对顺利的方面和困难的方面都要有足够的估计，便使及时地做出决定，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方面的活动，避免发生互相脱节或者互相冲突的现象。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域辽阔、情况复杂而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因此，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我们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些精辟的见解和论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指导意义。周恩来根据亲身实践的丰富经验，1961年3月间特别强调：“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意见，这样才有利于综合。这是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他还重申：“我们下去调查要坚守毛泽东同志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第三，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必须实事求是。早在1950年8月，周恩来就指出；现在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这是准备工作，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础工作。他认为要使全国规模上的经济建设卓有成效，对于制定国民经济的长远计划和年度计划都必须注意实事求是。1956年2月，他明确指出：“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周恩来在主持编制的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都是非常严谨，非常细致，力求精确地拟定计划中的各种数字指标，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切实地从实际出发，注意综合平衡，留有余地，使计划既不是急躁冒进，又不要裹足不前，真正准确地把握全面的客观情况并科学地反映到计划中，使主观愿望和客观可能统一起来，把计划建立在稳妥可靠、切实可行的基础之上。他还强调执行国民经济计划也要实事求是。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计划规定的指标，实际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符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自己。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
第四，实事求是，就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周恩来痛感“大跃进”运动中那种讲假话，鼓虚劲，搞浮夸，不讲实效，对我国经济建设事业发展的严重危害，在1962年中央（扩大）工作会议福建组会上深刻指出：“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他认为不能重犯“旧社会的官场习气”，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现在被搁在一边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通通要恢复起来。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实事求是，要按照党章办事。”这样，才能够使党正确地领导经济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五，要全面地辩证地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周恩来认为，“做好工作决定于处理各种关系，看出工作的重点所在。”在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历程中，一些重大的成功的决策，都同周恩来对客观实际情况的周密调查研究和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自建国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从领导经济工作上说，要正确处理国家建设总方针与各部门业务的关系，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中的需要和实际财力、物力、人力的可能之间的关系，全面安排和重点建设的关系，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关系，经济事业和文教、国防事业的关系，经济与财政的关系，财政、信贷和物资的关系。此外，他特别强调要处理好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和根本目的问题。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应当是：
第一，国家的一切建设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改善人民生活，不仅要增加人民的货币收入，而且要使他们能够买相当数量的和符合要求的商品。”
第二，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是互相一致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从任何一方面把这两件事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因此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不顾目前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二是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