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底，我国职工人数已达到2451万人，旧中国遗留下来大批的失业人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安置。职工的工资收入1957年比1952年增长42.8%。农民的生活也逐步得到提高，1957年全国农民的收入比1952年增加近30%。5年间，城乡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提高23%，全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卫生保健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证明了党中央确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举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党中央在领导全国人民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谨慎从事，有很大的创造，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三）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失误和继续探索
探索者的道路从来是不平坦的。寻求和迷误、成功与挫折经常是交织在一起。1958年到1960年，我们党在探索的道路上，工作指导方针偏离了八大正确路线，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左”倾错误曾经严重地泛滥起来，使国家和人民遭到了重大损失。
这3年中，总的说来，“左”的指导方针在工作上居于支配地位。但是，也需要作具体的分析。1958年上半年，“左”的指导方针还处于酝酿形成的过程，“大跃进”运动尚未全面展开。因而，这时生产秩序就全国来说，还没有受到大的破坏，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的指标还在建设中起作用，从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到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决定钢铁指标翻一番和开展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了。然而，到了1958年11月党中央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的前期，毛泽东首先提出要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在这过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理论上、政策上提出了一系列纠正“左”的错误的重要意见。这样，使得曾经泛滥一时的“左”倾错误有所纠正和受到约束。如果纠“左”的部署坚持下去，被动的局面将得到及时的扭转。可是，到了庐山会议的后期，却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等同志的所谓“右倾反党集团”。随即又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结果，使9个月来纠“左”的成果被抛弃了。曾经被批判过的许多“左”的错误观点和政策，这时又被重新肯定下来。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对形势缺乏正确的估计，决定1960年继续大跃进，致使“共产风”更严重地泛滥起来，纠“左”的进程被中断了，使错误延续了更长的时间。
这3年党的历史是曲折的。但是，在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这一切，至今对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第一，“大跃进”运动的酝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不可能一望而知，运用自如。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经济情况的认识上，还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集中反映在，对于像我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要经历比夺取政权更加艰巨和更加长久的奋斗，缺乏充分的、深刻的思想准备。因而，突出地表现为党内自1955年底开始萌芽的“左”倾急躁冒进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极大地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出现了片面强调高速度，进行不切实际的“大跃进”，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失误，造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严重挫折。
认识上述两个方面的基本情况，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形成，绝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这条总路线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普遍愿望；同时，也同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发展是密切相联系的。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形成到确定，是一个交织着正确与迷误的错综复杂的过程。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最早的、也是最基本的思想是多、快、好、省。这个思想出现在反右倾保守斗争的情况下，我们党在开始提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候。1955年12月6日，毛泽东在一次关于反右倾保守的讲话时提出，要加快速度，完成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各项工作均又快又多又好，可以更多、更好、更快地进到社会主义。接着，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中强调，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完全有必要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要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工业化的速度和各项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与此同时，中央已经开始着手听取中央一些工业部门的汇报，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寻求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提出，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要做到又多又快又好。李富春补充说，还要省。他们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随后，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便把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方针向全国人民提了出来。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政治报告》中指出：“现在，摆在全国人民的面前的问题，是要把各项建设事业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以便使各项事业的发展，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适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这个思想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对当时在一片反右倾保守的声势下，对已经抬头的急躁冒进的倾向加以警惕和纠正是有积极意义的。同年9月党的八大，正确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坚持了5月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根据这个正确方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及时纠正了1956年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的倾向，保证了1957年的经济建设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发展，胜利地全面实现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可是，到了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经济工作中“左”的倾向重新抬头。毛泽东对反冒进作了错误的批评。他说：
“去年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提出要恢复这三个东西。在这种情况下，酝酿形成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不能不带有“左”的色彩。
八届三中全会后，同年11月间，毛泽东在出席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问，提出了我国要在15年超过英国的奋斗目标。他说，我们现在生产力还很低，钢只有520万吨，再过5年，将有1000到1500万吨，再过5年，可以有2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吨钢到4000万吨钢。15年后，英国约能生产3000万吨。那么，15年后，我们就超过英国。薄一波说过：这“实际上，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转向‘以钢为纲’了。”根据八届三中全会批判反冒进的精神，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肯定1956年是正确有跃进，而不是冒进。号召大家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提出用“跃进”一词代替“冒进”的提法特别赞赏。接着，12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一再肯定1956年经济建设战线是一个大跃进，继续批判反冒进的人，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经济战线上的懒汉。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号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上作，要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保守的暮气”。毛泽东特别赞扬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提法。他说，这两句话很好，将来要把它写到总路线中去。这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是对1956年经济工作反冒进的一个反命题，即反对反冒进，带有明显的“左”的色彩。
1958年1月，党中央在南宁召开有九省二市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这是一次影响重大的会议，这次会议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反冒进，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毛泽东在讲话中，认为反冒进是政治问题。反冒进，6亿人民泄了气。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的口号。右派一攻，把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这次会议是一个转折点。此后，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日益发展，党内民主生活开始不正常了。接着，2月中、下旬在北京召开中央和一部分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这次会议是1月杭州会议、南宁会议的继续。会上，毛泽东再次批判反冒进。他说，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他还说，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
同年3月，党中央在成都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继续批判反冒进的基础上正式形成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这次会议对反冒进的批判更进一步上纲上线。武断地认为，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换句话来说，似乎高指标，“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量力而行的指标，“慢”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会议期间，毛泽东在3月19日为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部分按语时，写了书面说明，把1956年反冒进看成是造成右派猖狂进攻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认为：“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毛泽东还特别强调速度问题。他反复说过：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进行得快些和好些，另一种方法是进行得慢些和差些。我们在二者之间将如何取舍呢？斗争是存在的。党内出现了两次争论，一次是社会主义改造速度的争论；一次是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争论。这次会议认为，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是速度问题上的分歧。在“左”的指导思想之下，会议同意了国家经委的作为实现大跃进的1958年计划的第二本账。工农业生产各项指标比2月份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五次会议所通过的第一本账要高得多。这次会议号召全党，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独创精神。并拟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要作出适合于“跃进”形势相应的决定。
1958年5月，党中央召开八大二次会议。这次会议，一方面正确地提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认为，现在已经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务的时候了，已经是提出技术革命以及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时候了。”另方面，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错误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错误地提出“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论断；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错误地对1956年反冒进作了不公正的结论。在正确与错误交织的复杂情况下，会议正式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并规定“在继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积极地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争取在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争取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不同意指标过高的意见，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他要求各个山头、村落，各个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