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运动，迅猛地冲击到工农业生产和各行各业。从1966年8月开始，到11月间，持续数月之久，上千万计当时的红卫兵和大中小学的师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造成交通运输严重阻塞和国家财政支出巨大浪费。据不完全估计，到1966年底仅铁路运输积压的物资有1千多万吨，汽车运输、水上运输同样受到阻塞，大大影响各地生产建设的正常秩序，不少工矿企业和施工单位因物资供应中断而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状态。与此同时，各大中城市掀起的红卫兵所谓破“四旧”的行动，严重冲击各行各业和社会生活。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乱封乱砸商品和商店，冲击外贸工作，冲击银行，动辄抄家捕人。当年冬，各省主管业务部门的领导干部，一般都忙于应付运动和接待工作，或者受到冲击，不能集中精力于生产建设工作；在工业企业大体有5—10%的领导班子陷入瘫痪。总之，生产指挥系统已经失控，不能正常工作，开始严重影响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正常进行。例如，我国工业集中的上海市，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工业生产中出现了事故增多、设备维修差、某些产品产量下降、生产技术协作中断、基建完不成计划、干部放松生产和业务工作等等。这类现象不仅在上海出现，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展开，波及全国。
针对这些混乱现象，1966年11月召开全国计划、工交会议期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草拟《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即工交“十五条”）。(当时曾经强调工交战线搞“文化大革命”必须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进行；工交企业要坚持8小时工作制，业余闹革命；职工干部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不能搞跨地区的串联。这个文件，作为防止“文化大革命”把工交生产继续搞乱的文件，努力保证生产建设正常进行。但是，这个文件草案还没有正式定稿，就被林彪当作“右倾”的东西受到批判，他无理地指责工交系统“有一条黑线”，要克服“右倾”，要搞“文化大革命”。
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196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但是文件中只字未提工交企业要在党委领导下开展运动，相反，却主张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尽管还保留了要坚持8小时工作制度等规定，但允许工人串连，甚至必要时还可派少数工人来京向上级机关反映问题。这样，工交系统的大动乱就不可避免的了。同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农村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大革命委员会”，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这样，广大农村也开始了内乱的浪潮。
应该肯定，196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是顺利的，仍然保持着60年代开始全党全国人民致力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好势头；下半年开始发生逆转，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还只是开端。所以，整个国民经济在这年里仍然有相当的发展，完成和超额完成了196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工农业总产值为2534亿元，比上年的2235亿元增长13.4%，其中农业增长9.2%，工业增长35.8%。主要产品产量普遍都有提高，粮食4280亿斤，比上年增加390亿斤，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棉花4674万担，比上年增加479万担；钢1532万吨，比上年增加309万吨；原煤2.52亿吨，比上年增加1700万吨；发电量825亿度，比上年增加149亿度；棉纱863万件，比上年增加147万件。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91亿元。实际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186个，全部建成投入生产项目215个，新增加固定资产177亿元。社会商品零售额732.8亿元。财政收入558.7亿元，支出541.6亿元，收入大于支出，盈余17.1亿元。应该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冲击，国民经济建设必将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二）全面内战中经济陷入混乱（1967—1968年）
“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起来之后，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也鼓吹到狂热的程度，在这样的条件下，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乘机利用他们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推波助澜，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因此从1967年1月开始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使经济建设陷入全面混乱，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1966年下半年，在已经开始出现全面动乱的基础上，1967年1月，在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发生了一场夺权的斗争，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成为全国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开端，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恶劣的影响。曾被长时间肯定和颂扬的“上海一月夺权”，绝不是自下而上群众夺取所谓“走资派”权力的革命行动，而是张春桥、姚文元策划指挥、得到毛泽东认可的趁乱夺权的阴谋活动。从此开始，全国各地上上下下向所谓“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总攻击。
自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到1967年的“一月风暴”，历时7个月，人们的视野逐渐打开了，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本来面目。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种种罪恶活动，引起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极大愤慨；人们对于“文化大革命”已经带来的灾难，产生了无比的忧虑。因此，便发生了一场保卫党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保卫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义斗争。这就是1967年2月间由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领导同志发起的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对林彪、江青一伙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但是，由于毛泽东坚持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对这些老帅和副总理们进行了严厉地批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这样，在所谓反对“二月逆流”的幌子下，刮起了“揪叛徒”、“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妖风，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揪斗、被打倒，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大部分领导人“靠边站”，各级地方党组织和政府陷入瘫痪状态。林彪、江青一伙乘机篡夺了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代替了中央政治局。从1967年1月上海夺权开始到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20个月时间，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取代了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林彪、江青一伙在各地“革命委员会”中，都安插了他们的亲信。从此，全国陷入了一片混乱的局面。与此同时，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作为运动的主要方法，这是当时提倡的所谓“文斗”。但是，在“造反有理”的幌子下，已经出现了“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虐待、殴打那些所谓“走资派”和“牛鬼蛇神”，这是运动之初出现的“武斗”形式。1966年12月28日，在张春桥策划和指使下，王洪文等一伙大打出手，制造了上海康平路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开创了全面内战的恶劣先例，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首先，在上海整个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陷入极度的混乱；接着，各地先后发生了一些大规模的武斗，并逐步升级。
在武斗日趋白热化的情况下，江青在1967年7月22日别有用心地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这个口号有很大的欺骗性，实际上是鼓吹武斗的一个反动口号。
此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所谓“文攻武卫指挥部”、“文攻武卫战斗队”等名目繁多的武斗专业队。1967年夏秋之间，武斗事件急剧增长，武斗的情况日益严重，不仅动用枪炮、修筑工事、设置据点关卡；而且在极少数坏人的操纵和煽动下，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品物资、援外物资，炸毁铁路、桥梁，攻夺武器弹药库、冲击人民解放军的驻地和领导机关，甚至打开监狱，放跑罪犯，杀人放火等等。有些武斗严重的地区处于恐怖状态，人民生活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整个经济活动和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境地。
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情况下，经济建设陷入严重混乱的状态，国家和人民遭受巨大的损失。
1.领导机关陷于瘫痪，干群队伍被打乱
当时，各级领导机关，包括经济管理机关，都不同程度地陷入瘫痪；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受到批判、斗争，被剥夺了从事正常的领导工作的权力；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的正当合理要求受到排斥和拒绝；不少有才能、有成就的学者、专家、工程技术人员遭到打击和迫害。在全国来说，相当一段时间内，经济工作的领导，实际上只由周恩来等少数中央负责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努力支撑。在这样的情况下，难以维持经济建设正常的顺利的进行。
2.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遭受批判，是非完全颠倒
在左倾路线的支配下，当时打倒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妖风越刮越大，在全国范围内所谓“大批判”的狂潮恶浪汹涌而来，矛头集中指向所谓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经济建设路线”。实际上，就是把我党过去制定并行之有效的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政策和经验以及规章制度全盘否定，扣上“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管、卡、压等等罪名，一概“批倒批臭”。相反，把建国后，特别是1958年以来，我党制定和实行过的一些“左”倾错误方针全盘加以肯定，戴上马列主义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桂冠，一概“大树特树”。这样，完全颠倒了是非，把“左”倾错误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3.经济工作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
本来，第三个五年计划只有一个概略的纲要，并不完备，但是，从1966年还是开始付诸于实施。同年年底，也对196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作了安排，但是，在实际上根本无法贯彻执行。到1968年，连国民经济年度计划也无法制订了，这成为建国以来唯一没有制订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年份。
经济工作的无计划状态，必然导致生产建设的无政府状态。当时这种无政府状态，在交通运输和煤炭工业两个国民经济的先行部门最为典型。
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日趋紧张，到了1967年上半年，由于一些铁路沿线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使京广线长江以南、津浦路徐州、蚌埠地区、广西柳州、桂林、南宁、东北的长春、四平地区等许多路段，不能不被迫停止通车，或断续通车；有些地区发生抢劫货车和军车物资武器事件；有些地区发生拆掉路轨、破坏水塔事件等。此外，水运、公路运输也不能正常进行，大连曾有八条船被抢劫。厦门海关港务局因派性斗争，无人检查，致使英国商船到来后无法靠岸，而该船有三名病号，吃喝均成问题。这种违犯国法、影响祖国信誉的行动竟然发生了。交通运输半年的阻塞，直接对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了维护交通运输的正常秩序，1967年5月31日，中央决定，对铁道部、交通部实行军事管制，并且，从6月1日起，先后五次发布命令、通令、布告解决交通运输混乱的严重局势，还派了国防军担负护路任务。
煤炭工业部门自1967年“一月风暴”之后，便开始“夺权斗争”，生产指挥系统瘫痪，大批工人擅自离开生产岗位，大规模武斗连续发生，生产急剧下降。到1967年12月，煤炭部直属各矿务局日产水平只达到正常水平的一半左右，比历史上的最低水平还要低。
4.国民经济建设全面遭到破坏
工农业生产迅速锐减。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2206亿元，比上年下降9.6%，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2213亿元，比上年又下降4.2%，只为1966年的87.3%。其中，农业总产值1967年比上年增长1.6%，1968年比上年下降2.5%；工业总产值1967年下降13.8%，1968年又比上年下降5%。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普遍减少。工业方面，1967年同1966年相比，钢产量由1532万吨下降为1029万吨，减产32.8%；煤产量由2.52亿吨下降为2.06亿吨，减少38.3%；发电量由825亿度下降为774亿度，减少6.2%。1968年同1967年相比，钢由1029万吨下降为904万吨，减产32.1%；煤由2.06亿吨增长为2.2亿吨，但也比1966年减少3200万吨；发电量由774亿度下降为716亿度，减少7.5%。农业方面，粮食1967年4356.4亿斤，比上年略有增长，1968年下降为4181.1亿斤，比上年减产275.3亿斤；棉花1967、1968年的产量均在4700多万担的水平，比1966年略有增长；其他各项农产品在这两年间大多数都连续减产，尤其是1968年减产的幅度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