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说：1949年，随着西北解放，父亲任平凉军管会副主任兼工商局长，母亲带我和哥哥告别家乡亲人，启程赴平凉，随行有父亲，大伯要做买卖去平凉，我们坐的是当地人称之为架窝子的交通工具，即像一艘带篷的船架到前后两头骡子的背上，人坐在篷里，路上可挡风遮雨又保温，路上我第一次见到大汽车，前面棚子里只露个头，后面车箱很高。
有天晚上，父亲的警卫员带我去看戏，是古装戏，这是我第一次看有布景的戏，台上的武将站在船上，下面的水波浪滚滚，我一直不明白那水是怎么弄上台的？流下去又流到那里？因为我看戏时台下都是平的，这是平凉给我的唯一印象。
我说：你慢点说，我打不及了。
润说：1950年，父亲又调到刚解放不久的酒泉工作，任西北贸易公司分公司经理兼酒泉专区工商局局长。
酒泉我们住在鼓楼往东向北的一条叫卫生街的地方，那座住宅，说原来是一个山西大商人的，解放时，他带着大老婆跑到新疆，小老婆带个女儿留下来，解放后，被父亲工作的单位占用，大院有个大黑门，里面是前后两院，后院南边有个跨院，后院和跨院间有个小二楼，其它全是平房，单位多数人在前面办公，我家先开始住在后院，后来又搬到跨院，但出入都走单位大门，单位街对面是座二层楼的医院。
酒泉是甘肃河西走廊著名三镇之一，大走廊最西端，汉朝以前就有称肃卅。
我问：肃卅，是否有个甘卅？
张掖是甘卅。原来甘肃的合称是这么来的，这下子我明白了。
传说汉朝名将在与匈奴作战中大胜，领兵返肃卅大摆宴席庆功，因皇帝赐的酒不够，便命令将酒倒入一泉眼中，一起畅饮，从此泉水一直有酒味。
他讲述这个传说中的故事。我也被他那神情所感染：那是他久远的记忆，也是美丽的回想。
我说：我把你的回忆记载下来，我当你的秘书，每天都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让我们共同分享。
润说：那好，我给你提供素材。
润说：“肃卅也就有了酒泉这一名称被一直衍用下来，酒泉城以鼓楼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中规中距，东西略长，南北略短，土城有条大河，水宽而浊，河上有座桥，小河水小而清，城西也有河，从东大街往东走，先路过泉湖，出城门是农村。
初到酒泉的前一二年，因为未到入学的年龄，每天就是在父亲的工作单位到处玩，有时也自己跑出去，我听说南城外有个飞机埸，我想看飞机，一天，我就自己一个人去了，走了多半天的路，终于到了机埸。
我说：你胆大包天，家里找不到你，现在可是要报警了。
他笑着说：“到了机埸，有卫兵把守，我不能近前，只能在铁丝网边看了一会，看到一架不很大的飞机。
有时也去城北的小河边去玩，河水很清澈水不深，河的对面是戈壁滩，有很长的杨树林带。
有次，父亲单位的人去那边植树，我也跟去了，我说我来这里玩过，他们问谁带你来的？我说我自己来的，还不止一次，他们听了认为小孩一个人跑这么远觉得惊奇。
有次，我听城东外要开公判大会，镇压反革命抢毙人，我一个人又跑去了，开完大会，要抢毙的人被绑着跪在前边，我和很多人站在远处看，抢声响过，大家都往被抢毙的人那边跑，我也飞快地跑过去，结果看到几个人被大绑着躺在地上，头都被打烂了，人们跑过去，有的拿着馒头醮着死人头上的血吃，有人干脆拿死人的脑子吃，据说能治什么病？
我说：吓人！愚昧无知，如果说人脑能治病，那么狗脑猪脑都能治病了，可见那时候的社会是多么落后。
有次，父亲单位的人带我去看戏，在戏院看到几个人拥着一个人，身上都穿着红色的袈挲，许多人身前吊个盒子，走到被拥的那个人面前行礼，那人摸他们的头，那些人显得对他很尊敬，带我去的人告诉我，那是藏教的活佛。
有次，我在大街上看到，大轿车上下来许多苏联人，其中，一个年轻的妇女打了一个小男孩两个嘴吧子，小男孩大哭，我心里想，原来外国人也打孩子？
最惊险的一次，妈妈带我去南大街逛商店，这时，大街对面父亲单位的一个人喊我，我也没看街上有没有车就往过走，刚走几步突然冲过一辆大卡车，我没往后退，硬是冲在车前跑过去了，卡车贴着我身后冲过，两边的大人们都惊呆了，妈妈吓得两腿发软挪不动步，我自己却不觉得害怕，虽然有惊无险，可大人们反复地给我讲交通常识。
有次，我去父亲的战友那里，酒泉税务局局长的高伯伯家里玩，因父母常带我去他家里玩，我表哥又是他的警卫员，算是很熟悉的，我去后他们家里有客人在喝酒，那个伯伯给我喝了一点，就把我给喝醉了，我觉得两腿软软的站不稳，大人们都笑了，说我醉了，是表哥背着我回家的。
我哑然失笑：也许从那时你就沾上酒瘾了。
父亲单位在大街上有几间商店，我有时也去玩，帮营业员取东西给顾客，我们住的街边有个小摊贩卖水果小吃等，我清楚的记得煮熟的鸡蛋买200元，就是现在的二分钱，我最喜欢吃的是挑担卖的酿皮，特别是里面拌的面筋。那时刚解放不久，敌特到处搞破坏活动，听大人们说往新疆的路上经常有土匪出没袭扰。
我们就像吃水密桃，越吃越甜，真希望这样的日子就这样继续下去。我把这些都记录下来，等到我们满嘴没有一颗牙的时候，拿出来一同享受。你是我可靠的保姆，我是你忠诚的秘书，孰不知天下有多少恩爱夫妻，世间有多少美好的搭档，有人说我们的生活有名无实，可心灵的结合才是最重要的结合。
我坐在电脑前记录他的故事。
润说：有一次土匪抢劫运输队，记得父亲单位的运输队在哈密被土匪包围，押车的战士都牺牲了，物资被抢车辆被烧，公司带队的一个干部被活活烧死，尸体运回来后，我晚上一个人偷偷跑去看，人被烧成一团黑炭装在麻袋中，放在一个大汽油桶中。
1951年，我上小学，离家不远，是酒泉第一完小，乱跑惯了的孩子，从小没什么伙伴，加之从农村出来时间不长，不敢到学校，旁边有解放军在修电影院，到学校后我就偷偷跑去和战士们玩，帮他们搬砖头，他们也喜欢我，每次放学时，我就加到放学的孩子队伍中往回走，后来，大人们才发现我并没有上课，采取了接送我的办法，才使我的心慢慢收住。
我搞到一个解放军的帽徵，缀到我的小帽子上，有次放学的路上，被两个巡逻的解放军战士叫住，问我帽徵那来的？当时，学生娃娃多，我乘乱赶快往家跑，跑到大门口，我告诉门口两个站岗的卫兵叔叔，说有人找我别让进来，，我到家后，急忙找剪刀把帽徵拆下藏了起来。
当时上学，印象最深的是写毛笔字，大楷小楷记得很清，父亲对我的毛笔字抓的很紧，父亲对我说写字要认真，横就是横，竖就是竖，一笔一划要工整，做人也是一样，规规矩矩，不可走歪门邪道。老师讲团结才有力量的道理。
我说：我8岁就生活在军区大院，可在班里数我最土，穿着母亲给我缝的粗布衣和棉鞋，鞋上还有用丝线绣的桃形。我心里总是感觉比别的同学矮一截，自卑感有那么一点，还有些逆反心理，导致我性格不合群，也许你那时也有着和我同样的心理。
我们分享着儿时的快乐，时光好像倒回到童年。
他讲述：筷子的课文，讲的是一根筷子和十根筷子的故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我适应了学校的生活。
记得哥哥在酒泉中学上学，嫂嫂有段时间也在我上的学校读书，有次，哥哥报名参加酒泉的运动会，家里人都去给他助阵，山里跑惯的孩子穿着老布鞋得了第二名，我们都为他高兴，可能从那时起，他和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也接触一些政治活动，如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打老虎的批斗会，许多人围着一个人叫他交待问题，反贪污的展览会等，我在父亲的办公室看到一些收缴的东西，其中有一把蒋介石赠给国民党员的佩剑，是把短匕首，上面刻着不成功便成仁，一面刻着蒋介石赠的字样。
我看到墙上毛主席的像，一边写着毛主席万岁，另一边是共产党万岁，却没像片，我纳闷怎么没有共产党的像，我问大人，大人们笑着说以后你就知道了，这个疑问缠绕了我好一段时间，斯大林逝世后，我听了中央广播，参加了酒泉各界举办的追悼会，第一次看到摆放的大量花圈。
1954年春，父亲工作调到兰州，除哥嫂外全都迁往兰州，那时，我己读到小学三年级的上半学期，酒泉是我童年启蒙的初始地，生活环境为我的好奇探索和认识世界、勇敢独立的个性打下了基础，也养成了我任性自由散漫、好动浮躁学不求精的毛病，但酒泉和那段童年的生活记忆都是美好的。
我们到兰州坐的大卡车，沿途有印象的有张掖、乌稍岭打柴沟等，当时乌稍岭上施工，说是在修铁路。看到陆海空战士的宣传画，我向往以后能当一名海军。
刚到兰州时，我家住在中山路北双城门到南关什字之间的一座院子，临街是座二层楼，一楼是店铺，上边有霓红灯招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霓红灯，一闪一闪变换着颜色和字样，我觉得很神奇，店铺旁边有个门，进去是个二进的院落。我家住在后院的上房，角落有个楼梯可以上到房顶，我经常跑到楼顶去玩，大门的东墙隔壁是砖砌的大院门，有做水果糖的作坊，我常看做糖的过程。
有一天，突然听到抢声和爆炸声，人们说有个反革命跑到有部队住的南关城楼里，那个人绕开哨兵，跑进去拿手榴弹住城楼下扔，拿枪向小院乱射，后来调来部队攻占了城楼，抓住了那个反革命。枪声中，我跑到房顶上往城楼那边看，大人们看到，喊我赶快下来，说流弹会打死人的。
有一天，我正在房顶上玩，突然地震，妈妈急着叫我找我，我答应说在房顶上，大人们叫我赶快下来，我说房顶在摇，我下不来，地震停了，我才下来，人们说是山丹地震了，影响到兰州。
同院住着一位阿姨对我很好，她说你好好上学，等你加入少先儿童队，我给你买条绸子的红领巾，后来，她的丈夫因为重婚罪判刑，她搬走了。
有一天，家里来了个女的，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妈妈告诉我，是爸爸在庆阳的战友，带孩子到我家住了一段，后去了新疆父母家。
酒泉那个大商人的女儿，也由大人带着到我家来，酒泉儿时的玩伴兰州见了觉得亲切。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后，又搬到马路斜对面南西的一个院子，西隔壁解放前是交通银行，这个院子比原来住的院子大，是三进，前面二院是办公室，后面一个小院有几间平房，我家住的院子紧挨着城墙，当时父亲是省食品公司的经理，公司在这办公，住了一年多。
55年，父亲调省贸易公司工作，全家又搬到中山路东头南关什字东南面的一个院子，这个院子也很大，前面和东面两面二层楼，我家住在东面的一楼，单位大门口挂着甘肃贸易公司的牌子，隔壁一个院子门口，挂有甘肃省盐务局的牌子。
我家从酒泉到兰州大约是三四月份，当时兰州的学校都早己开学，我转学遇到困难，在家玩了两三个月，记得是父亲找了他的战友，兰州一位姓吴的市长才得以解决，那个小学叫民国路小学。
入学时，学校对我进行了考试，因为玩了几个月，学的东西都记不清了，语文算术都只考了几十分，学校考虑我的情况，怕我跟不上，我继续读了二年级的后半期。
学校是个大院，东西两面是教室，学校后面通过天桥，小院也是教室，学校大门外是个操埸，操埸的东北角有个大水坑，操埸东南角有个小门，我每天穿过中路往北的一个小巷，从这个小门到学校上课，清晨，门边常有个人端着尿盆让我往盆里尿尿，说是童子尿能治病，由于在外边玩了几个月，上学后一直不能适应，贪玩逃学不守纪律，学习不用功，有时和同学打架，但我一直想加入少先儿童队，写了好几封申请书，随着学校生活的逐步适应，我有了进步，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55年6月1日我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
记得有次吴市长来学校视察，特意向老师询问我，让老师叫我去，教导我好好学习。
记得父亲单位有苏联专家工作，来了几位部队转业的工作人员，他们对我很友好，我也常找他们玩，街上常搞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人们积极捐钱捐物支援抗美援朝，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捐了一架飞机，我随父亲看了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的演出，华纱公司的人推销花布，身上披着花布在大街上扭秧歌，那时没有冷库，我随单位的人到红山根的山洞里存放猪肉放冰块。常听到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口号。
经历了三反五反和公司合营运动，那时，修建康藏公路，大喇叭上经常放二郎山的歌曲。有次我上厕所，出来后从厕所的高台上跳下来，脚踩到一块骨头上，骨头穿透了我穿的胶鞋，脚被扎了个洞，大人们背我上医院，有好多天我也不能乱跑了。
55年国庆节，兰州市在盘旋路举行国庆大会，学校也组织我们去了，我看到在部队工作的姨夫郭子瑞穿着藏兰色的军礼服站在观礼台上，很觉得很自豪。集会后，姨夫带着我和他的儿子照了张纪念照，姨夫的大儿子和弟弟那时在保育小学学习，星期六经常到我家，星期天晚饭后回学校，学校在中山林，我有时送他回学校。
1956年，父亲工作的单位搬迁，我家也搬到民主东路。那是个大院，院子靠后有个独立的小院，我家和商业厅厅长家住在小院，小院后面有单双杠荡板等运动器械，西隔壁是百货公司的仓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