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7日
“自由不是用来改造人的，也不是单单地要释放人，它帮助我们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大家互不干涉的背后是大家对人性真正放心——这种放心，就是在‘自由’的护航下，人性被较完整地检阅过了；没有自由，便只能对人情放心去了。”
——《闲话自由》
闲话自由
中国人写文章俭省的传统源远流长，“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除了书写工具限制，想必受政治之严苛的连累很大。——城池以外皆为禁区，城里的事说来说去也说不破大天，直落得没什么可写的地步。这种传统到现在还能见到，就在学者中间。海外很多学者不理解：为什么我们就一些早已研究滥了的问题持续地使劲，甚至鼓捣出“党权立宪”之类啼笑皆非的玩意儿。沾上“中国”俩字，简单问题容易无限复杂化；还因为除了这片地，别的地埋了地雷，刨？炸死你。不能怪现在一些宪政学专家炮制出的中文篇章难读，更不必去埋怨古文献里某些句子横竖都含糊。戴着镣铐走路试试？何况这些不安分的人还要起舞。
这些年也参与一些大讨论，刚开始还能好好说话，后来就各种陈谷子烂芝麻全给你翻出来，言论没有边界。随便一点事情挑一挑，谈兴——继而怒火、怨念，“姓‘资’还是姓‘社’”、“谁的天下”，“活不活”、“死不死”； “本质问题是……”、“你们怎么这么幼稚”等等。感觉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话，但很少有几个能较完整地说出来，一旦试图表达，前几句过去后面的马上不堪入耳。我以为：有“谬论”不可怕，怕的是连“谬证”也没有。且去看微博之类的地方，只言片语随意撂在那里，没有任何依据和论证，你接不接受？接受便罢；不接受你就是“五毛”、“五分”、“汉奸”、“屁民”。唯独做一个“人”难，而做一个“我”难上加难。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自由。
这不奇怪。不要以为“自由”才意味着眼花缭乱；失去自由之后，人世的种种啼笑皆非、蛮荒冷酷轻松裹挟你而去，更其眼花缭乱，不辨所以。没有自由，连起码的边界也没有。任何一个口子都会被死死揪住，言论无休止地喷薄出来，那意思：可逮着机会了，我得把我爷爷那辈起埋在心里的不平和愤恨都倾诉出来。大家都成了倾诉者，以致于台底下的观众稀缺起来。倾诉缺乏回应，恼羞成怒，本来有点内容的话也成了完全空洞的誓词、宣言，只为配合心中锣鼓点密集的情绪。——不要试图与他们争辩，你以为他们拉你过来是讲理？他们是拉你过来做观众，一弛其深心里的死寂。
这也就好解释为什么自由越少的地方，社会上的主流言论越凶煞，人人倒生着一副大嗓门，如义和团时“洋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万万年”；而看BBC摄制的朝鲜纪录片，节日的活动之一就是把美国扎成一个小丑，大家伙拿棒槌把那假人砸坏，“向美国开战，开战”。自由相对较多的地方，主流言论越温和，麦卡锡主义最厉害的时候，总统竞选也不敢公开嚷嚷：“让那些共产分子都上断头台吧”。——原因很简单，人的本性是向往安稳平和的。如果他有选择，一定朝这方面去努力；除非他要么做鞭子下的奴隶，要么做挥鞭子的奴隶，才要么大声喊疼，要么大声宣讲毒打你是对你的洪恩。哦？还有人怀疑人的本性不是向往安稳的，非要替人辩解说我们哪里有这么没出息。——且把这等人发配到阿富汗，还不说打仗，且做一做救护员，没事儿捡捡残肢、擦擦脑浆什么的；“载誉归来”的话，再发配到某个夫妻反目的家庭当儿子。——然后再听此人的议论。
比自由更重要的是宽容。长期的自由往往不是一炮轰下来的，是让出来。现在逐渐有人说“为了自由，哪怕妥协”，什么叫“哪怕”？不妥协就压根儿没有自由。这正因为妥协是对不同人群有利，而一炮轰下去，起码屁股着火的那方没什么好处。自由是相互的，是基于所有人，所以惠及所有人的，包括你不喜欢的人、仇恨的人、恶心的人等等。它固然是智慧者、勇者筚路褴褛经营出的，其目的却在于服务哪怕世界上的最后一个王八蛋。自由不是用来改造人的，也不是单单地要释放人，它帮助我们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大家互不干涉的背后是大家对人性真正放心——这种放心，就是在“自由”的护航下，人性被较完整地检阅过了；没有自由，便只能对人情放心去了。——无所谓对自己负责的话，更不屑于对别人负责；也就缺少负责的言论，以及言论的边界。
为什么当今的一些争论总觉得乱糟糟的，因为没有言论的边界，没有起码的共识。共识是斗牛士足下的土地，可以和公牛没完没了，怎么热闹怎么折腾，但没有脚下的土地，轻功斗牛闻所未闻。有共识，才有可能发生理性，正如脚踩在地上才有可能行走。有种说法是“价值观是我们在地球上唯一的家园”，价值观哪来的？不是筑城把人挡出去，也不是筑城把人硬拉进来。产生价值观的人群不筑城，他们把各家城门打开，甚至把那些木头板子摧毁，让不同的人互相辨认对方，寻找自己。
给予自由会不会乱？会乱上一阵，但上文说了：人们是向往安生日子的，最终都会消停下来。这种消停不是被赐予的，不是被强逼的，是自我诚恳的选择。有没有做戏和谎话？有，难免；但把自由关起来试试？《一九八四》中“战斗就是和平”、“愚昧就是力量”、“奴役就是自由”、“专制就是民主”，就是典型的自由不许在场的后果。自由决定了边界，边界决定了争论的气氛和幅度，而争论决定了是非。没有是非的人间连动物园都不如。
那为什么还有如此之强的限制自由的力量？只有一个原因：仅听说过自由为何物的奴隶、奴才，好管。就当权者使用权力的直接需要来看，“好管”意味着有效。自由和权力是很复杂的一对关系，权力可以从自由里来，也可以从对自由的剥夺里来。在自由的前提下，权力接受谈判，表述为权利和义务；或者不接受谈判，也不做继续表述。——这是个问题，也不太是个问题。认识到不难，难的是令那些今天好不容易爬上了摇钱树的猴子什么也不摘就光着屁股下来。
写于Swansea University法律图书馆
2013年1月9日星期三
人们需要真相，还是别的什么？
中国人民及邓爷爷的“老朋友”撒切尔夫人逝世，紧接着，她的那段说中国人只出产裤衩背心、家用电器，而不输出思想、价值观的名言被打了假（综合几个版本，我对这段话如是概括）。这一事件，或称现象，有两点非常有趣：其一，若证据确凿不是她的名言，怎不趁着她健在把这个假打掉？其二，抛开此名言的原作者争议，这段话说得对不对？
为什么类似的言论教人特别愿意相信并拿去教训别人？把曾署名撒切尔夫人的这段话略拆解一下，我们可给出一个炮制“名人名言”的公式：煽动的修辞，精妙的比喻等等+一点点实话=一切之一切，总之特别可信。
制作这样的“名人名言”，最关键的是语言修为。拿老太太的这段话来说——“中国是一个无需重视的国家，它只生产洗衣机和冰箱，不生产思想”——上来必须是直打“中国”，没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客套话及政客本有的圆滑；家用电器对比思想，一实一虚，却一小一大，衔接处完全拧巴，示人以胁迫感。拿“不客套+实对小、虚对大”的办法可做一些造句练习，如“某地是一个差劲的城市，它只堆起钢筋水泥大玻璃蛋，全无审美的见解”等等。
“一点点实话”虽不是伪名言的灵魂，其重要性也是无疑的。如果一段话只知骇人听闻，但紧张感完全不落地的话，至多拿去做一个小报新闻的标题。之所以“撒切尔夫人”的这段话会有传播效力，那一点点实话是必备的。开头我便提出：抛开此伪名言的作者身份，它说得对不对？起码不全错。近代中国输出给世界什么思想吗？可以说：我们用短短的几十年、十几年，在马不停蹄地消化世界抛给我们的东西。餐桌上、书架上，满目琳琅。我们的大趋势是不停对世界打开，让食物、书籍一批一批地进来，然后期望着餐桌、书架，甚至食谱、作者也跟着进来。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大发了一批入场券，也派出不少保安把一些好心、歹心的叩门者扔出去，自己虽有一套尺度，但几乎所有对现代化的测量单位都是舶来的。
不是中国不想输出给世界思想、价值观，实在这些工作要等到喂饱了十几亿人之后。还轮不到你中国人来指责现代化、现代性，来抢着扛德国社会学家乌里希·贝克所谓的“第二次现代化”的大旗。黄纪苏在《反思现代化：竞争与不平等》里说：“在这条‘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的跑道上，中国一直不是跑在头里，而是跑在后面。在这样的位置上，你既没本钱也没那闲工夫奚落奔跑、挑剔跑道，你唯一的应当是迎头赶上，唯一的应分是改进跑鞋提高跑技，争取两条腿跑出四条腿的速度。”
也有人说：孔子学院之类不是在国外有一些影响吗？《老子》不是二战后欧洲人的必读书吗？中国在现代化的跑道上再怎么样推后起跑线，也是昨日文明的一块巨大拼图，于文化的大格局中圈出几块地方是不稀奇的。“中国存在”是一回事，“中国影响”又是一回事。我觉得：孔子学院、老子必读书什么，只能用以探讨“中国存在”。未来也许会导向为“中国影响”，但现在不是。
假托撒切尔夫人说中国只输出商品，不输出思想的人的确是说出了一部分实话的。没说出的那部分是什么？要知道：对这种伪名言来说，一点点实话已足够；对愿意信服并愿意传播它们的人来说，那一点点实话更已足够。这一点点实话，也许为了真的说出点什么，但主要意图是拽住“煽动的修辞，精妙的比喻等等”的灯笼纸，让语言的架子在风里不至于太飘。
现在常听人拿“真相”说事，动不动“真相，就是一种力量”，“我们就是要听真话啊”，可人们真的需要真相吗——还只是需要那托出纸灯的一豆真相的火苗？人们并不非得通过真相取暖，而只需要彼此靠得更紧。再者说：不完全的真相算是真相吗？而完全的真相究竟该是什么样子？以上可概括为：真相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这基本是个认识论问题。
认识的标准应有两个：其一，真相的先验性；其二，真相的功能性，也可直接说是功利性。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概括洛克的学说的旨趣：“真理难明，一个明白道理的人是抱着几分怀疑主张己见的。”洛克在《人类理智论》里更说：“抱任何主张时不怀有超出这主张依据的证明所能保证的自信。”且不谈真相应具有哪种先验性，它起码应具有一种先验精神，即心平气和，并以理服人——心平气和里就包含了自我怀疑、自我批判的准备。所以真相并不应激动人心，它作为结论出现的话，并不很能取悦大众，因为它所必定运用的说话方式是排斥煽动性和过度修辞的。我们猜测：即便撒切尔夫人说过类似的话，她的目的也不是传递一个真相，不是为了让人们看清：哦，中国没有思想。她在任时的话必服务于她所代表的国家利益、政治目的，而为了实现这些，只有手段最优原则。真相也许偶尔被作为最优手段，即便如此，也不会呈现为“不客套+实对小、虚对大”的话语方式。看看那些政治人物偶尔说真话时的吞吞吐吐吧！
同时，真相应具有功能性，而不是单一的理论上正确。真相是一种理性成果，但它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成果，不仅要浑圆地挂在树枝上，更要採下来做成苹果派、苹果酱。尤其对大众，纯观赏性的真相几乎无价值。有的真相即便只有盖然性而缺乏确实性的支持，但实践上以承认它为聪明，我们仍应对它表示欢迎。就好比那个苹果在采摘时被碰上一个伤疤，或欠几天才达到它糖分最大的状态，我们难道就彻底不考虑拿它做苹果派、苹果酱了吗？我们应温和地对待彼此间的无知，一旦采取剑拔弩张的对话方式并乐于观赏这种大声谈话的表演，真相的质量势必大大受损，而对真相的主张必雷同而渐渐虚伪。
人们需要真相，还是别的什么？
在传播的角度，合格的真相不亚于系统的理论，是绝难达成传播效力的。这也启示我们：对那些媒体上听来的只言片语，要始终保持警惕。过一过耳朵，再浸一浸唾沫——是多数“真相”和伪名言的一生。不宜夸大真相对大众的价值。正义的价值要大于真相，追求正义的方式可不止捍卫真相这一种。事实上，捍卫真相对追求正义往往杯水车薪，且极度消耗人们的关注度、同情心。真相是一种心肠，它并不很统一于最优手段。当人们的要求得以满足——经常不过是看热闹的要求，或一纸许诺、小恩小惠的——对真相的迫切骤然散失。人可以很高尚、高贵，但人群总是势利的，并不惮以最粗陋的方式判断问题、拼接结论。
所谓传播，就是利用人群的这些缺点，佯作喜爱地捋这匹烈马的鬃毛。而人群，一次也不缺席地成为先驱者的绊脚石——只要我们睁开眼读几页历史。
写于Swansea山中寓所
2013年4月10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