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易穞园殷契拓册》：“殷契始发见，掘术未精，致多破碎，厥后渐工。甲骨出土，先曝干之，再施涤濯，乃有巨大之甲骨传于人世。其文章可诵，事迹亦然可考。当发见之时，村农收落花生果，偶于土中捡之，不知其贵也。......范贾售古器物来余斋，座上诵言所见。乡人孟定生世叔闻之，意为古简，促其诣车访求，时则光绪戊戌年冬十月也。翌年秋，携来求售，名之曰龟版，人世知有殷契自是始。甲骨之大者，字酬一金，孟氏与余皆困于力，未能博收。有全甲之上半，珍贵逾他品，闻售诸福山王文敏公。观范贾所携，知有龟甲、兽骨二种。余藏有数骨，色变黑褐，质仍未朽，疑为象或驼骨。且由卜字、上吉字，知为三古占卜之物。至于殷世，犹未能知。清季出土日富，购求者鲜，其值大削。余时读书故京师，凡京津两地所遇，尽以获得。汰其习见之文字，细屑之甲骨，最括存四千余品。拙著《殷墟征文》（即《簠室殷契征文》）所录，皆寒斋旧储。承命题记，爰将夙昔见闻连缀书之，为治契者揭其原委......”
《亡弟雪氏家传》：“殷墟出契文之年，在清光绪戊戌年。翌年，潍贾范寿轩携之来津，乡人孟定生、马景含二君及余家兄弟见之，惊为千载瑰宝。斯时，甲骨之值字索一金，弟爱之甚，意为有殷之秘文，刀笔之宝迹，资以治印不在玺印次也，捐金收其易得者数十事。逮后大有所获，弟研玩益深，故题印之款一仿殷契，殆亦学能致用之一端欤。”
文中所提及孟定生，极为重要，此人亦应是甲骨确认人之一。孟定生名孟广慧（1869—1940年），定生为字，别号 于室、问梅吟社、白云山人，祖籍安徽省寿光县，久居津门。通金石之学，擅书法，为津门临摹南帖北碑之高手，是天津近代著名四大书法家之一（华世奎、孟广慧、严修、赵元礼），壮年时游历名山大川，与天津画家马家桐合作仿古代名画，几可乱真，被称为“津门二甲（假）”。平生以鬻字为生。他的字津门多有流传。王襄与孟广慧同时识出甲骨，而且孟定生在听到范贾谈甲骨情况时，指出其为“古之简册”。王襄称孟广慧为世叔，孟广慧的判断对王襄认识甲骨有很大作用。1899年当范贾携甲骨来津时，孟广慧用其叔寄来的游湖北的旅费购置了大量甲骨，后有四百余片辗转为天津书法家李鹤年所得（后转至文化部）。1957年王襄为李鹤年编辑拓本写序，再一次述及他与孟广慧初识甲骨的经过。
从上述情况看王襄在甲骨来到京津时期，曾购置了几千片甲骨，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整理、研究、编辑、出版工作，堪称中国甲骨学的最早发现者、收藏者、研究者之一，对中国考古学有着开创性的贡献。
三、热爱华夏文化，收藏广泛
收藏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收藏者要具有财力、眼力、魄力、体力等诸多方面的条件，收藏的目的不外乎经济和精神的需要，经济方面则祈盼升值，精神方面则包括热爱鉴赏、研究考证等需要，而王襄的收藏则是在无经济实力而精神上又需求很大的情况下进行的。王襄并非达官显贵、豪门富商，而是一介布衣书生，一个文牍小职员，用现在的话讲是工薪阶层，毫无财力可言，但出于对华夏古文明的热爱，为他自己研究之便，不惜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用少量的资金，凭借其眼力，搜集古物。每入藏一件古物，他都认真作记录，写跋语，将这些跋集成《簠室题跋》。如其1921—1938年所写的108条跋语装订成的《簠室题跋》第二卷中的序言中写道：“早岁读书馀闲，爱好艺术物品，举古今之制作，远如贞卜甲骨，近则纹素书画，范金之鼎钟、玺货，凝土之陶器、砖瓦，丰碑，石画之墨拓、名瓷，古玉之影本，凡邱垄所出，阛阓所陈，有字可识、图像可摹者，力所能致皆一志搜求。久乃富蓄积，盈几塞架，逼仄居室。更以子息长大，室不加多，人之食息尚病难容，遑论处物？致以箱箧为汇归，凌杂固藏。向之恃为怡悦者，今觉为累矣。意有所会，反不得摩挲观览，与无是物同。是以君子于身外之物取其足用，不为过分之求。至于爱好亦如斯而已。然是物也，为古今艺术所托，得之者固当珍护，为将来学人劝，又未宜忽视耳。年长迫于生事，南朔就食，所蓄不能携往，仅择其轻小者，或断缣片纸，充适情之供，偶加题记，以慰旅寂。间有朋旧之物，嘱写志语，亦汇存之。起辛酉，迄戊寅，阅岁十周（应为十七年），书成是册，为前记之续。见余年虽垂老，兴犹不浅焉。戊寅五月十七日，天津王襄。”“后游京师，过厂肆所见古器物益伙，所好益精，唯限于力，不能得，仅购拓本以慰藉，肆估知予大好此也，拓本每归于予，久之，拓本日少，价值日昂，所好遂受大困。予不欲以嗜好自累，乃绝口不谈古物，厂肆遂亦屏迹。”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他的收藏经历，劬劳和苦衷。他毕生致力于我国古代文字和文物的研究，积四十余年将所见所藏写出研究结论，鉴定真伪编辑成册，不仅给他撰写著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可从题跋中看出他学优于瞻，渊识博见，及谨慎的治学精神。
王襄收藏的类别涉猎广泛，这是他和前人不同并超越前人的地方，即从金石学到科学考古学的诞生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中国考古学史开始定在1898—1899年安阳发现甲骨并且被金石家所认识，在此之前则是金石学，1900年中国的一些学者著书就谈到考古发掘的重要，其研究的范围越来越扩大，不仅是金石，而且包括简牍、碑刻、砖瓦、铜镜、封泥、玺印等各个方面，王襄的收藏品及他所见到未入藏而记录的题跋，涉及面广，能接触的材料他都接触到了。再者，他极为关注考古新资料的出现，随时补充他的研究，不断更新观念。尤其是在新中国建立后，考古事业蓬勃发展，流传于世的资料亦不断出现，更扩展了他的视野，例如1950年殷墟出土四盘磨的甲骨，1955年长安张家坡出土西周甲骨时，王襄年事已高，路途遥远，不能亲自到发掘现场，但他收集了拓本或摹本，补充了他的甲骨资料。对于路途较近的津郊，他则尽量前往。1957年6月听友人介绍津郊张贵庄发现晚周古墓，并有金属、陶器、带钩等物出土，于是趋之访古。在天津市东南宁河县城顶子地方，见有残瓦二具，面微突出，质亦厚，与平面瓦不同，由瓦上二字结构验之，疑属汉，故言：“天津左近出汉瓦，亦为创获。”所有这些均说明他紧跟时代步伐及学术上的发展。
他收藏的文物计有甲骨、秦汉封泥，战国、秦、汉残陶、砖瓦、古碑刻拓本，六朝唐人写经，唐三彩碗、瓷玩具、陶俑，宋明清代古砚、钱币，埃及石刻，天津书法家墨迹、金石、甲骨拓本等。
王襄收藏的文物中首推甲骨，其中有些甲骨上的文字是极好的研究资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25年他编辑出版了《簠室殷契征文》收录自藏甲骨1125版（实数为690版）拓本。书中介绍了一批重要的甲骨学资料，释文考释也有精辟见解。如：
天象一、天象二是两条关于日食和月食的卜辞，是距今三千余年前的天象记录。前者是唯一有具体日期的日月交食（一说为日食）的卜辞，后者是一条完整的月食词刻辞，亦属罕见。迄今已发现的卜辞中有关日、月食记事，不过十余条，故尤为珍贵，为中外科学家推断和解释古代天文历法提供了科学依据。
天象九、天象十是两条“立中”卜辞，反映了商代军事垦殖情况。当时，新辟田地，均先行插旗（族徽标帜），再围周边，所立之中，即为此意。
帝系一五一，是记载祭祀戋甲（即（史记·殷本纪》的河亶甲）、沃甲、阳甲的卜辞，对于解决殷商先王世次和称谓，具有重大作用。
人名三一，是一条关于征伐的卜辞。它记载着当时商、周两族关系及商代宗室贵族为商王服役等情况。
游田五一，是商王借田猎以练兵的卜辞。振旅，是整顿部队之意。《尚书》、《左传》、《周礼》均载有振旅之事。这条卜辞对考察商代田猎与军事活动极有价值。
游田六九，辞中“水寝”一词，卜辞罕见，是考察商代宫寝制度的重要材料。
杂事六八，是一条残辞，经与其他断片缀合补足，知其为奴隶暴动，焚毁仓廪的珍贵史料。
游田一二二，是记载商王狩猎时，遇车祸的卜辞。卜辞中两车字，均作 ，可证商代车舆上有盖。
以上仅举几例，旨在说明王襄收藏的甲骨的重要资料性。全部甲骨包括天文、气象、战争、等级、称谓、社会状况等等，洋洋大观，形同资料库。天津历史博物馆选择部分甲骨定为一级品，成为该馆镇馆之宝。
在他收藏甲骨过程中还有些不寻常的经历。据说他的甲骨曾四次险遭厄运。第一次，王襄在外埠工作期间，常将甲骨随身携带，以备随时研究玩赏，一次由湖北回天津，在运回物品时，发现装有甲骨的箱子不见了。于是各处寻找，几经周折，最终在张家口站找回，但箱盖已被撬开，可能箱内并非财物，朽骨未被注意，甲骨幸而未失。从此王襄外出再也不敢携带了。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期间，华北沦陷，他赋闲在家，全家只靠典卖什物吃“混合面”度日。这时天津一些古玩商劝他将甲骨高价出售日本易米，他以甲骨不在身边搪塞过去，从而使甲骨未入异邦。第三次，是抗战胜利后北京的古玩商和学者来津欲购甲骨，并说是作大学研究之用，但他知道这些学校乃外国教会建立，故严词拒绝，并言：“把祖国珍贵文物卖与外国，是愧对子孙后代！”第四次，是解放后的1952年，文友、甲骨文专家董作宾从美国来信，劝他出让甲骨，并有优惠价格，王襄婉言谢绝，并劝他回到祖国，继续共同研究，弘扬历史文明。
另外，还有一件事让王襄遗憾。王襄把自藏甲骨按照陈簠斋拓铜器的方法，精拓了一整份，后被罗振玉久借不还，并发表在他自己编辑的《殷墟书契续编》中。
王襄与他的甲骨休戚相关，视如生命，但当他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编辑《甲骨文合集》的编委后，他将所藏全部甲骨拓本，无偿提供编辑使用，公而无私，物有所用，他去世之前立遗嘱将甲骨捐献给国家，物有所归，王襄的精神及义举是何等崇高！
除了甲骨之外，他收藏的文物还有：
钱币摇王襄亦是民国年间研究古泉学者之一。30年代他与王君石（当时市立图书馆馆长）共同组织古泉研究会，自藏古泉两千余种，自真贝至民国初年之福建通宝，各代粗备，尤注意收集兄弟民族文字残币，有许多具有重要资料价值的钱币如“射城商会二十文”铅钱，为四川射洪县商会所发行之代用币，为历来谱录所未见。另，所藏古泉拓本颇多，除咸、同名家泉拓之外，还留意乡里著述，泉拓则有：《绿庄严馆古泉拓本》（为画家孟先生藏泉）、《王效曾藏泉拓本》（教育家王效曾先生藏泉）、《百二元泉馆藏泉拓本》（为缪继珊先生藏泉），皆元代钱币，十分可贵，也极难得，原钱已佚。他自藏泉币《簠室藏泉》等等。
封泥摇古代公私简牍通行时封函封箧捆绳时用黏土作结上加盖印章，带有印痕的土块称为封泥。此物不好保存，王襄收藏的封泥中比较有价值的如秦即墨太守印封泥、西汉南乡印封泥、博昌丞印封泥、晋率善羌仟长封泥等。
写经摇1911年入藏，先得六朝、唐人写经残页，续得唐人写经，装成《集六朝、唐人写经残页》及《六朝、唐人写经》册，王襄精研写经笔法，给他的书法以很大影响。他在序中云：“唐人写经结构，神韵自成一家”，“装订成册，以为楷模。”
各种石刻、碑帖、金石拓本摇如汉三老讳字忌日记拓本、子游残石拓本、汉沈君阙拓本、明拓唐郭家庙碑、毛公鼎拓本、克钟拓本、太师鼎拓本、埃及石刻拓本等。其中比较好的明拓唐颜真卿郭家庙拓本，册中“肇见虢土”之“虢”字，“芝馥兰芳”四字不损，为明代或更早期拓本，比较罕见。埃及石刻拓本四条，1933年日军侵略东北后又占领当时的热河省，王襄面对外敌压境、山河破碎，感情忧患，在拓本上一题再题，抒发积愤。如1944年写道：“甲申九月，题埃及画像。感时虑患，百忧交乖。逾时读之，词伤激楚。念顽钝无能，空嗟何补？因制短篇自嘲。”“尼罗河畔五千载，更历中邦四十秋，独立无言微自惜，共君冷眼看神州。”
古砚摇砚台中有的是王襄的收藏品，有的是他的自用砚。自用砚的铭文记载了他外出谋生的行踪、撰写著作的年代，是他生平事迹的很好记录，有一方砚是客居四川时所购，砚已经磨薄，1963年秋，一次作书时，砚池穿漏，墨汁流到书案，此砚当是他四十余年寒暑勤恳好学、笔耕不辍的极好佐证。他收藏的古砚中有河北省巨鹿出土的宋澄泥砚，清程光国、程瑶田铭歙砚等，其中清程光国、程瑶田铭歙砚，材质优异，砚材上银星、银晕，间有缕缕眉纹，十分珍贵。从砚面、砚背上的铭文可知此砚先后为安徽歙县著名学者程瑶田（1725—1814年）及翁祖浙江富贾程光国所藏，1940年为王襄以重资所得。1956年某日王襄与好友、著名古文字学家陈邦怀先生（1897—1986年）共赏此砚，亲手将此砚传拓墨本并书长跋相赠，其后不久，陈邦怀得程光国制墨一方，赠给王襄。此砚先由程氏祖孙相赠为念，后由王襄、陈邦怀二人切磋鉴赏，几遇良知，诚为古今文林之佳话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