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弢收藏的玺印，上自战国秦汉下至元明，共910方，包括官印、私印、吉语印、肖形印及花押等。古代玺印是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地理、历史的实物资料，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重视。周叔弢先生收藏的“勿正串”钵、“张重君佢室”钵等分别成为著名古文字学家陈邦怀、于豪亮的研究课题。周叔弢收藏的“亭市”圆形朱文小钵，则是研究战国时期亭市和官府手工业的珍贵实物资料。周叔弢收藏的玺印中有不少私印，在汉私印中以“燕枝女”、“赵诩”、“朱偃”等印最精，尤以“赵诩”一印最为难得。此印大如汉官印，白文5行，每行6字，共30字，是古玺印中印文最多的一方印。其文曰：“赵诩子产印信，福禄进，日以前，乘浮云，上华山，饲玉英，饮礼泉，服名药，就神仙。”这段文字和汉镜《上华山镜铭》的内容相近，可见当时社会求仙得道风气之盛，而《燕枝女》印则被学者考证为王昭君的遗物，亦弥足珍贵。
周叔弢收藏的书画数量不多，但不乏精绝之品，其中宋治平四年款《摩阿般若波罗蜜经》、明宋克草书《急就章》卷、明项圣漠《且听寒响图》卷、明钱贡《城南雅逸图》卷等皆系清宫里流散出来的无上珍品。石涛的《巢湖图》是周叔弢先生极为喜爱的书画藏品，世传这种细笔石涛极为难得。敌伪时期，一个善投机钻营的家伙，欲买此图献给日本人，周叔弢闻讯后，急出重金买下了这幅佳作，才使这件珍宝没有流失到异国他乡。周叔弢先生还收藏有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书法轴，是研究《红学》的难得资料。苏濬《张乐训诗意图》卷描写的是堂会场面，是研究戏曲史的罕见文物。这些藏品无不说明周叔弢先生的收藏具有极为高雅的文化品位。
多次捐献文物图书
周叔弢辛苦一生所收的书共有三万七千余册，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从年代说，自宋、金、元、明、清到民初；从版本说，有刻本、抄本、稿本、影刻本、影抄本、影印本及活字版本；从分类说，有经（易、书、礼、诗、春秋、孝经、四书、乐、群经总议及小学），史（经传、编年、杂史、奏议、传记、地理、政书、金石、目录、时令、史评及史抄），子（总类、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术数、艺术、谱录、杂家、小说家、类书、释家、道教及宗教），集（楚辞、汉魏六朝别集、唐五代别集、宋别集、金别家、元别集、明别集、清别家、总集、诗文评类、小说类、诗余类及曲类）；还有日本、高丽的刻本书籍及英美文学、辞典等类书籍。
他在1952年向国家捐献的第一批赠书均是他所藏善本书中的上乘精品，计715种，2672册。包括宋、金、元、明、日本、高丽的刻本，明、清、日本的活字版本，宋、明、清、朝鲜的抄本，明、清的稿本，以及著名藏书家黄荛圃跋本和他自己的校跋本等等。由中央文化部直接接收，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当时中央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也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他看了周叔弢的赠书目录，连说“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北京图书馆把这批赠书视为“镇馆之宝”。
周叔弢既然“爱书如命”，曾竭尽半生精力搜求，为什么又全部捐献？对这个问题解答要上溯到献书的十年前——1942年。
自1936年天津华新纱厂售与日商、唐山华新纱厂与日商合营后，周叔弢赋闲在家洁身自好，以卖积蓄度日。到1942年，他估计当时趋势，认为再收善本书不易，曾在手订书目上记下几句留给子孙的话：
生计日艰，书价益贵，著录善本或止于斯矣！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书家相抗衡，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倘困于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则取平值也可。勿售之私家，致作云烟之散，庶不负此书耳。
一个“天下公物”，一个“不负此书”，这就是他藏书的最终目的。在写以上嘱咐话时，他当然还不知道何时才能“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全国解放之后，他看到了当年憧憬的全国统一安定之日已来，为实现捐献藏书的心8，他从1950年底，公余之暇（当时已任天津市副市长），暗暗做准备工作。他自己也曾这样说过：“捐书之时，何尝没有不舍之意，又曾打算留一两部自己玩赏，但想既然捐书，贵在彻底，留下一两部又如何挑选，所以全数捐出，一本不留。”于是他从藏书中选出上乘精品，一册一册、一本一本地翻阅、摩挲、校对、编目、装箱。直到1952年，献书准备就绪，他才把献书心愿告诉给天津市市长黄敬。据周叔弢本人多年后回忆，当时他和黄敬谈献书情况大致是这样的：他提出献书，正值“三反”、“五反”运动后期，可能有点不合时宜。他当时想到的只是要让好书早早得个好的归宿，并没有考虑到其他。可是思想缜密的黄敬市长当即坦率地说：“书籍是生活资料，个人藏书是你的合法财产，提出捐献，是不是政治运动给了你什么政治上的压力，产生了副作用？”他感到有些意外，诚挚地解释：“捐藏书之心，并不是起于‘三反’、‘五反’运动之中，而是起于新中国诞生之时。如果有什么政治压力的话，我也就不一定肯献了！”他还把自己长时间对藏书放心不下，为此还预先写下嘱咐子女的话也告诉给黄敬，并说：“我将心爱的藏书，贡献给我心爱的国家、人民，使这批古籍珍品永不遭受流失损毁之厄运，使之能发挥作用，由国家收藏，岂不比我个人收藏更好吗？”他献书的诚心得到黄敬的赞许。
当周叔弢参加他的第一批赠书仪式时，郑振铎对他说：“您把最心爱的‘两陶’集都献了出来，真是毫无保留，难得，难得！”他说：“对共产党、国家、人民，我毫无保留，献书的决心，对我来说，不是轻易做出的。既然做了决定，就要坚决实现，不能藕断丝连，献书工作还要继续下去！”
他果然这样说也这样做了。
1952年他在天津市伟大祖国艺术展开幕式上捐献明宋克《急救章》等书画7件。
1954年他捐赠给南开大学中外图书、小册子共3521册（西文及小册子1470册、中日文书461册、西文杂志1225册、中文杂志365册），由南开大学图书馆收藏。
1955年他捐赠给天津市图书馆三千一百余种，共两万二千余册书籍，包括清代善本书及丛书，由天津市图书馆收藏。
1956年捐献曹寅字1件。
1961年捐献宋人《盥手观花图》1件。
1981年他将“自庄严堪”仅存的1827种，共8572册藏书，包括清代铜、泥、木三种活字版本七百余部，各种印谱一百三十多部等，再度捐赠给天津市图书馆收藏。同年，他把收藏的敦煌卷子256卷，战国、秦、汉古印玺九百一十余方和元、明、清名人书画以及旧墨等共1262件捐赠给国家，由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他与捐献旧玉、古画的张叔诚同时受到政府表扬，开会发奖。报纸、电台广为宣传，并在北京故宫专题展览。天津市文化局编印《周叔弢、张叔诚先生捐献文物图书展览目录》。
1983年天津艺术博物馆从周叔弢所捐献的玺印中，遴选出有代表性的400方印，辑为《周叔弢先生捐献玺印选》。在付印之前，该馆曾用早年宣纸折叠成页，每页两面，每面钤原选印玺各两方，页内有素纸衬托，用丝线装订，分三册，题签各为《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战国玺选》、《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汉魏官印选》、《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汉魏私印选》，外有书函。赠给捐献印玺者周叔弢存念。他看到后极为赏识欣喜，深盼能早日看到铜版印刷的《周叔弢先生捐献玺印选》问世。该书于1984年夏出版，精装，首页压卷印是“长于君（室）”，封面护封是“壬戌兵器”印，纸墨印刷均佳，陈邦怀作序。惜周叔弢于同年春去世，未能看到该书，终成遗憾。
私人藏书始于宋、元，盛于明、清。周叔弢藏书之丰富可媲美前人，而捐书之彻底则前无古人。周叔弢把“自庄严堪”藏书全部捐献，不愧是最伟大的藏书家。
多彩的一生
1936年日军吞并了天津和唐山的华新纱厂，周叔弢大义凛然，坚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愤然离职。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又以发行金圆券搜刮人民财富，周叔弢主持的启新洋灰公司面临绝境，他气愤地说：“没有和平就没有工业。”
1948年周叔弢接触了共产党地下组织负责人，他和李烛尘团结了天津工商业爱国人士，畅谈了当时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城市工商业政策，收到了稳定情绪、抑制南迁、迎接天津解放的效果。
1949年周叔弢为刘少奇同志来天津视察，安排了与天津工业界知名人士座谈会，少奇同志传达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阐述我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对周叔弢等发展民族工业所作努力给予肯定评价，并鼓励他们继续多办工厂，为繁荣经济作出更大贡献。
同年9月周叔弢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第一次看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第一次参与讨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参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参与了确定国都、国旗、国歌等大事。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50年周叔弢当选为天津市第一任党外副市长。他由于花甲之年从政，深恐辜负党和人民信任，以革命干部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学习、认真工作、按政策办事、起表率作用，十六年如一日。
同年，周叔弢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国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毛主席在住所单独接见了他，拿着他在大会上的发言稿，亲切地询问天津工商业情况，并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希望教育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走社会主义道路。离开时，因座车未到，毛主席嘱用自己的车送他回寓所。
1954年党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他衷心拥护，启新洋灰公司率先申请公私合营。合营后的董事会，由周叔弢任董事长。他自动放弃全部定息分文不取。
同年，他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从而经常听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指示、讲话。
1959年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与徐森玉联名提案建议设立古籍装修技术班，培训接班人。获得通过实施，由北京图书馆和中国书店各办一班，每期两年。办了两届，到该办第三届时因“文革”而中止。
1966年“文革”初，红卫兵来抄周叔弢家，他迎上前去，婉言告知，他有古书、旧画、印玺等等，都是国宝，应属于人民，愿全部上交国家，请打电话给天津图书馆、天津艺术博物馆，让他们派人派车来清点运走。身处逆境，仍使这些文物古籍得以幸存，没被当做“封、资、修”烧毁砸烂。事后，他还坚持对家人说：“这肯定不是共产党的政策。”
同年10月1日周叔弢仍被邀请到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大典。周总理看到他时说：“来啦，回去好好学习！”说完匆匆走过。周总理那清癯面孔、灼灼目光、和蔼声调，使他更增强了信心去经受严峻考验。不久，他被通知到“五七干校”参加学习劳动。
1981年他撰写《热爱祖国，热爱党》一文以迎接中国共产党60周年的到来。全文热情洋溢，体会深刻，他真正认识到一个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新中国。
同年，他听到党中央宣布我国阶级状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并对原工商业者的进步和贡献作较高评价之后，更加注意改造自己，并提醒原工商业者一定要加强改造，要从自食其力劳动者的水平，提高到社会生义劳动者的境界，正确认识当前大好形势，为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党中央开辟的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历史道路上大步前进。
1983年他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84年2月14日凌晨，周叔弢病逝于天津总医院，终年93岁。
在他住院的前两天，即1983年12月10日他从北京开会回来，因腿脚肿胀不消，决定住院检查治疗。他想起，有人找他为纪念毛主席九十诞辰举办老同志书法展览，要他写个条幅，有十几个字就行。他因就要住院，握笔虽困难，脚肿难久立，还是坚持下来，执笔写下“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新中国”。两天后，他住进医院，这凝聚了他全部感情的18个金光闪闪大字竟成了最后绝笔。
1984年2月25日下午2时30分，在天津友谊俱乐部剧场前厅举行向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周叔弢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专程由京来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及天津市党政负责同志以及他生前亲友参加了向遗体告别仪式。同年2月29日上午10时45分，遵照他生前“投之沧海以饱鱼虾，勿为子孙累”的遗嘱，由市政府派专轮，由专人护送，在渤海湾灯塔附近，由他的子女把他的骨灰投入大海。此时，汽笛长鸣，轮船在投放骨灰的海域绕行三周，以示悼念。
周叔弢同志辞世之后，《人民日报》、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及《天津日报》、天津电台、天津电视台均刊登、播报悼念周叔弢逝世的照片和文章，赞颂了他严于律己、一心为公和热爱祖国、热爱党的精神。党和人民给了他莫大荣誉——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