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文丛》编者的话
近十数年间，散文在中国呈蓬勃之势。若按写作者的身份划分，大致可分为作家散文和学者散文。一般来说，前者长于叙事、咏物、抒情，后者长于说理、讲学、论道，均反映了各自的职业特征。然而，我们发现，不论在作家中，还是在学者中，都有为数不甚多的若干作者，他们的散文显现出了某种共同的品格，使我们难以根据职业将之归入作家散文或学者散文之列。他们往往是一些学者型的作家，或作家型的学者。但是，如果要对他们的共性作一更确切的概括，也许可以说，无论身为作家还是学者，他们首先是思想者。
所谓思想者是指：第一，拥有既具根本性又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由于个人禀赋和经历的不同，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也会不同，或社会，或文化，或人生，但必是一些具有重要精神意义的问题。同时，因为这些问题生长于他们生命历程的某个关键时刻，对他们具有命运或使命一般的重要性，所以又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问题。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不懈思考，赋予了他们的作品以一种内在的连贯性。第二，拥有既具哲学性又真正属于自己的眼光。由于个人性情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接近各自问题的途径也迥异，或描述，或思辨，或感悟，但无不具有哲学的底蕴。同时，这种哲学性的眼光又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体现了各人看世界的独特角度和方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决定了各人的语言风格。
《思想者文丛》旨在汇集具有上述品格并且在读者中业已产生相当影响的作者的散文作品，按作者单独成书，陆续出版。我们愿藉此为读者提供一套尽可能完整的当代思想性散文精品，也为我们的时代保留一份有价值的精神资料。
1996年9月
心理史的写法
傅治平先生寄来所著《心灵大嬗变—人类心理的历史构成》一书的提纲及开头部分的内容，嘱我为此书写序。我从来怕替人作序，因为这往往意味着要承担两种尴尬的义务，一是在非己所长的领域冒充内行，二是说非己所愿的恭维话。但傅先生意甚殷切，令我推辞不得，只好从命。当然，前提是免去我的上述两种义务，使我可以堂堂正正地对此书涉及的话题坦陈一个外行的愚见。
按照作者的论述，此书的主旨是对人类心理发展的历史和未来作一全方位的观照，以冀有益于人类的自我认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构想。一般来说，凡历史研究，无不都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一种手段或方式。离开对历史的发掘和整理，我们便不能对人性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历史学家之所以对某些历史时期或事件特别感兴趣，正是因为它们异乎寻常地暴露了人性的某种秘密。通过对物质文明史、社会制度史、文化史、思想史、风俗史、语言史的研究，我们已经越来越深入地、但终归是间接地追踪了人类心理发展的历程。那么，能不能利用所有这些史料，对人类的心路历程作直接的描述，提供一幅人类精神演化的全景图画呢？从理论上说，当然是可能的，而这正是傅先生尝试要做的事情。我认为这个尝试是很有价值的。
毫无疑问，这又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困难在于心理本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内在现象，对于个人心理或一时一地的社会心理的研究已属难事，而要从总体上把握人类心理的发展更是谈何容易。我们只能利用人类学、社会学、文明史等所提供的外部证据去研究这种内在现象，当我们这样做时，结果我们会不会只是给出了文明史的某种改写版本呢？也许心理史研究最易见出成效的方式是断代式的，即截取某一自己不论什么原因最感兴趣的时代，充分搜集当时的文献资料，包括表达了当时人心态的文学作品和各种个人文献，加以研究，活生生地再现出一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不过，傅先生不愿走此捷径，而志在另辟蹊径，通过多学科理论的综合而为人类心理史建立一个新的框架。我祝愿他能踏平坎坷，做出成绩来。
我与傅先生并不熟识，但从我读到的文字看，感觉他是一个很有历史责任心的人。他之所以含辛茹苦许多年，写出这样一部煌煌巨著，并不仅仅是出于学术兴趣。如同许多有识之士一样，他对当今物质主义所导致的普遍心理疾患深感忧虑。正是怀着这样的忧虑，他才决定要认真地考察人类精神走过的路程，并为之寻求一种美好的出路。我希望他的这一努力能够引起人们的重视，从而有更多的人来关心人类精神生活的现状和未来。
1996年11月
纯真的心性
不久前收到两本书，是江苏作家周国忠寄来的他的散文集《笨拙境界》和《闲思杂集》。令我吃惊的是，作者首先是一位镇长。我知道作为农村基层长官的镇长该有多么忙碌，居然还有写作的雅兴，这是一件稀罕事。于是，我怀着好奇心翻开了它们。一篇篇读下来，我的好奇心消退了，代之而起的是由衷的钦佩之情。因为我发现，这位一镇之长之所以笔耕不辍，绝无附庸风雅之嫌，而是出于一种内在的生命激情，并由这种激情导引对人生种种问题进行着严肃的思考。这样一颗真实的灵魂，其探索和吟唱必定与世俗的职务无关，不管当不当镇长，他都不可遏止地要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
可是我又想，当不当镇长仍是不一样的。读完这两本书，我确信作者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他懂得“人哭嚎着来，流着泪去，出于尘土，归于尘土，乃一出悲剧耳”，因此他“在书写这出悲剧的过程中最崇尚纯真”，“就算是一种软弱的纯真也无妨”。他追求不惑的境界而终于认识到人生原是“一个惑了清清了惑的轮回”，于是在涉入不惑之年时坚定地喊出了“告别不惑”。他珍惜人生中那些“忙以外、形而上的东西”，向往“不刻意也不失意”的淡泊宁静境界，酷爱独处书房“与古今中外的书家和哲人全身心地对话”。他相信兴趣比权力和利益重要，快乐取决于一个人“对自己所从事的事情有无兴趣”。他赞颂“耐得寂寞的人必有质量和力度”，看透那些“耐不得寂寞的人”、那些“在公众场合喜欢自己成为中心的人和乐于围绕中心人物转的人”是肤浅之辈。凡此种种感悟，若是出现在一个远离尘嚣的书生身上，满可以自己玩味，不会引起大的麻烦。然而，一个镇长，每天要应付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处理无数琐碎的事务，却有这样一种高洁脱俗的心性，其间的反差就大得惊人了。我能想象到这种巨大反差所必然会导致的外部冲突和内心痛苦，并且为此感到一种同情的担忧。
换一个角度想，我却又感到欣慰和振奋。一个领导者而有哲学的智慧和胸怀，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从来相信，智慧是美德之源，胸怀磊落者人品必佳，因为智慧是灵魂中的光，而美德只是它向外的照射。那班贪赃枉法之徒，多半是一些浑浑噩噩之辈。相反，不管社会风气如何堕落，官场如何腐败，一个人只要看重和彻悟生命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就决不会随波逐流。所以，像周国忠这样勤于思考人生、看重精神生活的品位的人，尽管处在一个很容易以权谋私的地方父母官的位子上，却把正直奉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根本”，“平生最厌憎的是势利”，清醒地看到坚持正义必须有“孤军奋战的气概”，这一切实出于他的性情之必然。
我实在孤陋寡闻，后来我才知道，周国忠所供职的前洲镇是闻名全国的富镇。这里乡镇企业发达，公路畅通，许多农民拥有豪华的别墅和现代交通工具。可是，我在他的书中读到，他在带领农民繁荣致富的同时，却对现代化的种种弊病满怀忧虑。当他漫步在日益缩小的田野上的时候，他悲愤地预感到养育人类的田野有朝一日被人类无情吞噬的危险。在四通八达的公路取代了从前的水路交通之后，他深情地怀念家乡的老河。现在村民们都在各自的单门独户深院里相当奢侈地过年，但是想起过去虽穷却热闹的过年，他总觉得现在的过年缺少些什么。在他的笔下，童年记忆中的一棵大柏树，一口古钟，都有无穷的意味，远比眼下这些别墅和汽车更有价值。这位镇长是否有些多愁善感？也许吧，然而我相信，倘若让这样一个人来规划市政，在创建新都市的同时，他是决不会把历史悠久的旧城墙拆毁的。
周国忠只上过小学，后来便务农、当兵、复员回乡、做基层干部，他的体悟完全来自心性的纯真和实践中的思考。不能说他的散文在艺术上十分圆熟，如果假以更多的闲暇，他当有更出色的创作。可是，我不希望他改行做专业作家。当今中国更需要智慧而正直的从政者，这样的人多了，中国的前途会光明得多。我的确为中国有一个这样的镇长而感到自豪。
1997年2月
自由的灵魂
在中国文坛上，一个声音突然响起，令人耳目一新，仅仅三年，又猝然中止了。不管人们是否喜欢这个声音，都不难听出它的独特，以至于会觉得它好像并不属于中国文坛。事实上，王小波之于中国文坛，也恰似一位游侠，独往独来，无派无门，尽管身手不凡，却难寻其师承渊源。
我与王小波并不相识，甚至读他的作品也不多。直到他去世后，我才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很勤奋很多产的作家。然而，即使我读过的他的不多的作品，也足以使我对这位风格与我迥异的作家怀有一种特别的敬意了。他的文章写得恣肆随意，非常自由，常常还满口谐谑，通篇调侃，一副顽皮相。如今调侃文字并不罕见，难得的是调侃中有一种内在的严肃，鄙俗中有一种纯正的教养，这正是我读他的作品的印象。
在读者中，王小波有“怪才”、“歪才”之称。我倒觉得，他的“怪”正是因为他太健康，他的“歪”正是因为他太诚实。因为健康，他对生活有一种正常的感觉，因为诚实，他又要把自己的感觉说出来。他很像《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小孩，别人也看见皇帝光着身子，但宁愿相信皇帝的伟大，不愿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却不但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且把自己所看到的如实说了出来。在皇帝巡游的庄严场合，这种举止是有些“怪”而且“歪”的。譬如他的一部小说写性，我认为至少在中国当代小说中是写得最好的，对性有一种非常健康和诚实的态度，并且使读者也感到性是一件健康的、可以诚实地对待的事情。他没有像某些作者那样把性展示为一种抒情造型，或一种色情表演，这两者都会让我们感到肉麻。不过我想，如果他肉麻一些，就不会有人说他“怪”而且“歪”了。
乍看起来，王小波好像有些玩世不恭，他喜欢挖苦各种事、各种现象。但是，他肯定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骨子里也许是很老派的，在捍卫一些相当传统的价值。他不遗余力抨击的是愚昧和专制，可见他是站在启蒙的立场上，怀抱的仍是“五四”先辈的科学和民主的信念。不过，这仍然是表面现象。他也不是一个科学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之捍卫科学和民主，并不是因为科学和民主有自足的价值。在他心目中，世上只有一样东西具有自足的价值，那就是智慧。他所说的智慧，实际上是指一种从事自由思考并且享受其乐趣的能力。这就透露了他的理性立场背后蕴涵着的人文关切，他真正捍卫的是个人的精神自由。所以，倘若科学成为功利，民主成为教条，他同样会感到智慧受辱，并起而反对。我相信这种对智慧的热爱源于一种健康的精神本能，由此本能导引而能强烈地感受灵魂自由的快乐和此种自由被剥夺的痛苦。文化革命中后一种经验烙印至深，使他至今对一切可能侵害个人精神自由的倾向极为警惕。正因为此，他相当无情地嘲笑了“人文精神”和“新儒学”鼓吹者们的救世奢望。
王小波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常常是旗帜鲜明的，有时似乎是相当极端的。我不能说他没有偏见，他自己大约也不这样认为，他的基本主张不是反对一切偏见，而是反对任何一种哪怕是真理的意见自命唯一的真理，企图一统天下。他真正不肯宽容的是那种定天下于一尊的不宽容立场。他也很厌恶诸如虚伪、做作、奴气之类的现象，我想这在一个崇尚精神自由的人是很自然的，因为在这样的人看来，凡此种种都是和自己过不去，自己剥夺自己的精神自由。一个精神上真正自由的人当然是没有必要用这些手段掩饰自己或讨好别人的。我在王小波的文章中未尝发现过狂妄自大，而这正是一般好走极端的人最易犯的毛病，这证实了我的一个直觉：他实际上不是一个走极端的人，相反是一个对己对人都懂得把握住分寸的人。他不乏激情，但一种平常心的智慧和一种罗素式的文明教养在有效地调节着他的激情。
正值创作鼎盛时期的王小波突然撒手人寰，人们为他的早逝悲哀，更为文坛的损失惋惜。最令我难过的却是世上智慧的人本来不多，现在又少了一个，这是比文坛可能遭受的损失更使我感到可惜的。是的，王小波是智慧的，他拥有他最看重的这种品质。在悼念他的时候，我能献上的赞美不过如此，但愿顽皮的他肯笑纳，而不把这归入他一向反感的浪漫夸张。
1997年5月
纯粹的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