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在解放后的表现，吴宓本人有过评语，在有分寸地陈述自己态度一贯真诚坦白、生活勤俭、努力工作、政治学习不缺席之后，特别强调自己“勇于作出我明知不免错误之发言”，并指出：“凡此皆由宓一贯之性格及习惯：从前如此，今仍如此，不敢说是‘进步’，但绝不是‘伪装进步’，因宓少年、壮年亦从无虚伪做作，勾心斗角，以及计较名利、忌妒又贪欲之习惯也。”（转引自江家骏《先师吴宓传略》，《回忆吴宓先生》第187页）这一自我评语中的吴宓，与吴宓的一贯性格有明显的连续性，而与《祭》书中的“吴宓”却水火不相容。如果《祭》书中的“吴宓”是真实的，则这个自我评语也是在施心计。如果这个自我评语是可信的，则《祭》书中的“吴宓”就纯属捏造。两者必居其一。孰真孰伪，该是不难作出判断的吧。
七
我对吴宓感兴趣，一是因为他及学衡派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种相当独特的声音，我尤其赞赏其融通中西文化之精粹的主张，二是因为他注重人生哲学的研究和实践，治学和做人紧密统一，颇具人格上的魅力。吴宓其学是值得研究的，其人是值得立传的。然而，围绕《祭》书的争论并不具有学术讨论或文学评论的性质，而完全是一个揭伪打假的问题。该书从头到尾全是胡编乱造，本来不值得花费许多篇幅论驳，而应该用对待别的伪劣产品一样的办法处理。但是，问题在于，无论是对吴宓的研究还是为其立传，都离不开基本的材料，而正是在这材料的问题上，《祭》书的作者和支持者们在有意制造混乱，迫使关心吴宓研究的人们不得不认真对付。
吴宓生前已出版的作品并不多，只有散见于从前报刊上的一些文章以及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出版的《吴宓诗集》，后者收人了他于1908年至1933年间写的诗词。直到他去世，他的大部分著述仅以手稿的形态存在着。这些手稿可分为两类。一是自传类，包括日记和1934年后的诗。二是学术类，主要是讲义，数量甚多。这些手稿的下落也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文革”中被抄走的日记和少量讲义等，在为吴宓平反后发还给了其亲属。二是在“文革”后期，吴宓60年代的学生周锡光从吴宓那里取走的大部分讲义和诗稿。我们已经看到，吴宓的亲属正在把他们所收藏的那一部分手稿陆续整理出版，包括已出版的《文学与人生》讲课提纲和即将出版的《雨僧日记》。相反，落入周锡光之手的那一部分手稿，包括吴宓在讲课提纲基础上精心编写的内容完备详尽的《文学与人生》讲义，迄今未见天日。在当前的这场争论中，周锡光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以“最有发言权”的权威之身份证明《祭》书的真实性及吴宓确实修改了日记（见《关于吴宓的日记》，《文汇读书周报》6月28日）；《一本畅销书的困惑》，《成都商报》7月9日）。此人一面垄断着吴宓的大量文稿不让读者看到，只在他认为需要时断章取义地抛出只言片语，一面又诋毁他无法垄断、即将公开出版的吴宓日记的可靠性，其用心当不难看破。倘若一切可靠的材料皆属他的秘藏，一切发表的材料皆不可靠，吴宓研究的路也就断了。
日记实为吴宓的心血之作。他的真诚也表现在对自己一切人生经历的珍惜和正视上，凡实际生活上、内心情感上的真实经历，必欲实录之，保存之。在编《吴宓诗集》时，他坚持“有作必录，毫无删汰，且均本当时所作，过后未更改一字，以存其真”，视作“留存生涯之历史”的“自传”（《吴宓诗集》卷首）。对于更具自传性质的日记，他必定更加认真了。他曾言一生拟写三部书：一部诗集，一部长篇小说，一部人生哲学。诗集已有早期的，后期的有待补编，《文学与人生》可视为人生哲学，长篇小说则完全付诸阙如。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他留下的数百万言日记看作“记其客观之阅历”的长篇小说的替代。无论从他本人重视的程度看，还是从数量看，日记都可说是他一生的主要著作。如果他地下有知，知道他一度信任过的那个人不但封锁着他的许多文稿，而且企图用谎言抹杀他的日记，不知会怎样地悲哀呢。
1997年7月
纪实、虚构和伪造
近些年来，传记作品的出版呈蓬勃之势，传主的范围由政治人物而扩展至已故中国学者或埠外商界大亨。这个趋势大致反映了时代风尚的转变，表明知识分子逐渐接受了边缘化的角色定位，而公众也选择了务实的价值取向。作为学界中人，我对学者传记比较感兴趣。我认为，通过个案描述和剖析来总结百年中国的学术历程，继承其精神遗产，无疑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然而，凡是立志做这项工作的人，应该具备起码的严肃态度，便是要力求真实。所谓真实，一是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二是符合传主的基本精神风貌，这是对传主的尊重。这两个要求对于任何传记类作品都是适用的。当然，对于不同类别的传记作品，真实性的要求有所不同。在撰写学术性传记时，作者必须一丝不苟，尽可能详尽地占有材料，包括传主本人的著述、他人的评论和回忆以及有关的历史档案资料，并在独立研究的基础上加以甄别。这类作品本身属于学术著作，理应具备学术的严格性，对每一事实的确认都要有充分的根据，决不允许虚构。
与学术性传记有别的是文学性传记，其中又有不同的类别。一类是回忆录，作者必是与传主有过实际接触的人，其核心内容当是此种接触的实录和回忆，由之而可旁及所闻所感。这类作品在真实性方面的第一要求是诚实，作者不必像撰写学术性传记那样详细搜集自己尚不知道的材料，我们也可原谅他在记忆上难以避免的出入，但是，他决不可故意篡改事实，凭空编造情节。也就是说，这类作品也是不允许虚构的。另一类是传记小说，作为小说，文学虚构对于它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不过，传记小说又不同于一般的非纪实性小说，必须对虚构有所限制，即不可编造违背基本历史事实的重大情节，细节的虚构也不可歪曲传主的精神风貌。此种限制业已包含在纪实作品的定义之中，倘若不予遵守，就不成其为纪实作品了。
在前些年的领袖传记中，在近些年以学者为对象的回忆录中，均出现过任意编造之作。令人诧异的是，颇有一些人以文学的理由为这类作品辩护，强调人物传记属于文学作品，不是文史档案资料，应当允许虚构。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界限，一是回忆录与小说的界限，二是纪实小说与非纪实小说的界限。我认为，如果自命纪实作品却在其中任意虚构，这样的虚构便理应被视同伪造，这是纪实作品创作中不可不辩的一个原则问题。
1997年10月
莫须有的“尼采版本之争”
《大学生》杂志1997年第12期的封面上赫然印着该期的重头话题：“尼采版本之争孰是孰非？”接着列出某女士和我的名字及相反论点，俨然是正方和反方的代表人物。看到这家杂志强行把我拉进它一手炒作的所谓“尼采版本之争”，我震惊了，不得不出来说几句话。
某女士是我的同事，她从德国留学归来以后，在各种场合谈论尼采版本问题，宣布在她归来之前中国出版的尼采译作不过是一堆废纸，国内的尼采研究步入了致命误区。在《大学生》杂志1997年第2期上，她又将这一看法诉诸媒体。对于这些情况，我是有所耳闻的，但不甚关心。常有人建议我著文加以澄清，我都一笑置之。原因有二：其一，尼采新版全集的出版和新旧版本的区别不是什么新闻，我早在《书林》杂志1986年第6期上发表《新版尼采全集的诞生》一文做了介绍，现在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其二，新旧版本的不同主要在遗著，尼采生前发表的著作除了《看哪这人》中的一节外并无区别，现有的中译本大多属于此类，由版本的不同而断定它们全部作废显然是不符合逻辑和常识的，不值得认真对待。
所以，当《中华读书报》记者辗转找到我，要求就此事对我进行采访时，我也是一再婉言拒绝，后来实在拒绝不了，我便请他去读《书林》上的那篇文章。事实上，在《中华读书报》1997年10月15日的报道中，对我的采访基本上只是那篇文章内容的转述。
上述报道见报以后，便有《大学生》的记者要求采访。我的态度很明确：不接待。但是，该记者十分执著，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电话来，承认《中华读书报》的报道已把事实说清，并转达该刊主编对于此项采访的殷切心情。给我的印象是，该刊希望通过此项采访挽回以前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本着与人为善之心，我非常勉强地接受了采访。在采访中，我坚持要求此项采访的内容仅限于转载《书林》上的那篇文章，不对某女士作任何争论。
可是，发表出来的情况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那位记者所写的报道倒是基本上符合我的要求的，但在这篇报道之前，同时刊登了另一记者对某女士的长篇采访，两人一唱一和，逐一抨击了包括我在内的曾被《中华读书报》采访过的每一位学者。如此安排的意图是一目了然的，便是制造出一种争论的假象，而某女士则是争论中正确的一方。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该刊又把这场莫须有的争论搬上了封面头条。于是，虽然我拒绝争论，却仍然被不由分说地硬拉入其中，并被派定了反方的角色。
面对这一情况，我理所当然地向采访我的记者提出了质问。他好像有难言的苦衷，只是告诉我，是主编执意要这么做的。我不想去揣摩这位主编的用意，只想提一下也许是出自他之手、至少是出自他的授意的编者按语，其中的点睛之笔是说：某女士在《大学生》第2期上发表的“废纸”论和“致命误区”论“在我国哲学研究界，特别是在尼采研究领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些学者私下认为她‘砸了人家的饭碗’（指我国学界其他尼采研究者）”。原来只是一个“饭碗”问题，真是再简单也没有了！我不禁哑然失笑了。
我想借此机会声明，作为“我国学界其他尼采研究者”之一，我无意与任何人争这个“饭碗”，因为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尼采专家”，而只认为自己是一个尼采作品的爱好者。况且在我看来，和国际学界相比，我国的尼采研究的确相当落后，该做和可做的事多得很，无论什么人立志在这个领域开垦都大有可为，决不存在谁砸谁的“饭碗”的问题。当然，真正需要的是踏实的工作，媒体的炒作也许可以在一夜之间制造出一个“知名人士”（编者按语如此称呼某女士），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制造出一个专家来。
最后，我想顺便提一下，在许多天以前，某女士就已到处散发这一期《大学生》杂志了，而作为被采访者之一的我却至今没有收到一份样刊，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吧。好在我对这样办出的杂志毫无兴趣，只是考虑到这份杂志面向全国的大学生，不免有些为谬种流传而担忧。我真诚地希望，媒体在严肃的学术问题上不要进行这类轻浮的炒作，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旨意所在。关于这场所谓“尼采版本之争”，我所说的话到此为止，今后不再说任何话。人生要做的事太多，我没有理由为这样无聊的事浪费宝贵的精力。
1998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