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地说，我的散文未尝不可以归入哲学的范畴。人们常常用哲学与文学的融合来界说我的散文，我觉得是贴切的。以我之见，哲学是人类精神生活最核心的领域，而在精神生活的最深处，原本就无所谓哲学与文学之分。我不过是在用文学的方式谈哲学，在我的散文中，我所表达的感悟仍是围绕着那些古老的哲学问题，例如生命的意义、死亡、性与爱、自我、灵魂和超越等等。在现代商业化社会里，这些问题由于被遗忘而变得愈发尖锐，成为现代人精神生活中的普遍困惑。我想，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我的散文才会获得比较广泛的共鸣。
1996年9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的《周国平文集》，其中收入了我在1995年底以前发表的全部作品，使我得以比较完整地回顾了我的写作道路。回过头去看，我童年和少年时的敏感，读大学时的热爱文学和对生命感受的看重，毕业后山居生活中的淡泊心境，生命各阶段上内心深处时隐时显的哲学性追问，仿佛都在为我现在所走的路做着准备。物皆有时，一种生命态度和写作风格的成熟也有自己的季节。我相信今后我还会尝试不同体裁的写作，甚至包括小说，但体裁之别不是根本的，只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我的人生体悟。当然，我也仍有从事学术著述的计划，不过我将以我的方式把它纳入我的人生思考的整体轨道。生命有限，离开自己的生命轨道而去作纯学术研究，在我看来是太把自己当作工具了。
八幸福在于爱和写作
在我的价值表上，排在第一的是我切身的生命经历和体验，其次是我对它们的理性思考，再其次才是离它们比较远的学术上或艺术形式上的探索。我尝想，如果我现在死去，我会为我没有写出某些作品而含恨，那是属于我的生命本质的作品，而我竟未能及时写成。我为我的夭折的女儿写的书《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便属此列，至于它在艺术上是否成功，对于我是相对次要的事情。妞妞出生后不久就被诊断患有绝症，带着这绝症极可爱也极可怜地度过了短促的一生。在这本书中，我写下了妞妞的可爱和可怜，我和妻子在死亡阴影笼罩下抚育女儿的爱哀交加的心境，我在摇篮旁兼墓畔的思考。我写下这一切，因为我必须卸下压在心头的太重的思念，继续生活下去。这本书无疑具有相当私人的性质，不过它所叙述的亲情和苦难的主题又是一切人共同面临的，我相信这是它在出版后引起读者强烈关注的原因。
自90年代初以来，我在个人生活中可谓多灾多难，接连遭遇丧女和离异的变故。我有充分理由对我的婚爱经历暂时保持沉默。我只想说，我不怨恨，而对我曾经得到的永怀感激。命运并未亏待我，常令我在崎岖中看到新的风景和光明。我与我的命运已经达成和解，我对它不奢求也不挑剔，它对我也往往有意外的考验和赠礼。我相信爱是一种精神素质，而挫折则是这种素质的试金石。人活世上，第一重要的还是做人，懂得自爱自尊，使自己有一颗坦荡又充实的灵魂，足以承受得住命运的打击，也配得上命运的赐予。倘能这样，也就算得上做命运的主人了。
有人问我：在经历了这么多坎坷之后，你认为人生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爱情和写作。我的确觉得，无论曾经遭遇过和可能还会遭遇怎样的不幸，只要爱的能力还在，写作的能力还在，活在世上仍然是非常幸福的。
1998年8月
哲学与时代
—在中央电视台答大学生问
1. 当今时代重实用，哲学也往实用主义靠，流行处世哲学、营销哲学之类。你的哲理散文是否也属于这种倾向？
答：好像不是一回事吧？我自己觉得，我是更接近理想主义的。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都看重价值，但前者看重的是实用价值，后者看重的是精神价值，前者只问对生存有没有用，后者却要追问生存的意义。实用主义对精神价值是很蔑视的，把一切都归结为实用价值，譬如詹姆斯说，如果相信上帝有实际好处，他也愿意相信，哪怕这个上帝住在粪土堆里。在我看来，实用主义哲学够不上哲学的水平，至于现在流行的处世哲学、营销哲学之类，则连实用主义哲学的水平也够不上。
2. 你认为通俗化会不会降低哲学的水准？
答：衡量任何精神作品，第一标准是看它的精神内涵，包括深度、广度、创新等等，而不是看它是否容易被读懂。精神内涵差，不管容易不容易懂都不好。精神内涵好，在不损害这内涵的前提下，我认为容易懂比不容易懂要好。形式往往给人以错觉，譬如说，有的作品的确非常难懂，可是你一旦读懂了，会发现它其实什么也没有说，有的作品看似好懂，可是你读进去了，会发现其实离读懂它还远得很。
3. 作为当今中国哲学界的著名学者，你为何不着力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
答：因为我自知没有这样的能力。建构新体系，应该真正是提出了新的思路，这种新思路在哲学史上或者不曾有过，或者仅仅只是萌芽。一个新体系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一个事件，它改变了以往各个体系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作为整体的哲学史也发生了某种改变。如果没有真正重要的创新，只是重复前人，做些新的排列组合，我认为毫无价值，不想为这种事耗费精力。
4. 当代中国有哲学家吗？
答：这要看怎样定义哲学家了。我想，哲学家这个称号可以用在三种人身上。第一种是上面提到的那种创建了新体系、改变了哲学史的哲学天才，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发现我们有这样的哲学家。第二种是以哲学为职业的人，在哲学这门学科内从事学术研究，做一些知识性的整理和解释工作。这样的哲学家当然是有的，我也在其列。第三种是所谓爱智慧者，也就是把哲学当作一种精神生活方式，执著地思考一些世界和人生的大问题。这样的哲学家始终是有的，分散在各行各业之中，与职业无关。
5. 当今社会道德下滑，你是否在有意识地为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做一些事情？
答：至少一开始不是。我只是自己对一些问题感到困惑，努力要去想通，并且把想的结果写了下来。发表后才发现，也许对社会有些积极作用。我相信苏格拉底的一句话：“美德即智慧。”一个人如果经常想一些世界和人生的大问题，对于俗世的利益就一定会比较超脱，不太可能去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说到底，道德败坏是一种蒙昧。当然，这与文化水平不是一回事，有些识字多的人也很蒙昧。
6. 在现实生活中，理想不但实现不了，常常还被击得粉碎。应该如何对待这个令人痛苦的事实？
答：你所说的理想，可能是指对于社会的一种不切实际的美好想象，一旦看到社会真相，这种想象当然就会破灭。我觉得这不是理想这个概念的本义。理想应该是指那些值得追求的精神价值，例如作为社会理想的正义，作为人生理想的真、善、美，等等。这个意义上的理想是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否则就不成其为理想了。这里还有一个怎样理解理想的实现的问题，对之不能做机械的理解，好像非要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似的。我认为，现实不限于物质现实和社会现实，心灵现实也是一种现实。尤其是人生理想，它的实现方式只能是变成心灵现实，即一个美好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由之所决定的一种正确的人生态度。除此之外，你还能想象出人生理想的别的实现方式吗？
7. 学术研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如何？你怎样看文化炒作现象？
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包括学术著作具有二重性，即既是文化，又是商品。一个作品的文化价值和商品价值是两码事，它们往往是不一致的，有时候差距还非常大。因此，作为国家，就不能把文化完全交给市场去支配，对于高级文化要扶植。作为个人，当然就看你自己想要什么了。有些人专为市场生产，那是他们的选择，无须责备，不过他们的作为基本上与文化无关。好的学者和作家必定是看重文化价值的，他们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在写作时绝对不去考虑能否卖个好价钱。只是在作品完成以后，一旦进入市场，他们也不得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现实，要学会捍卫自己的利益，不说卖个好价钱，至少卖个公道的价钱。至于文化炒作，又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商业行为。所谓文化炒作，就是媒体的某些从业人员与产品的制造者、销售者相勾结，以谋取和瓜分暴利为目的，在所控制的媒体上做与产品的实际价值远不相符的虚假广告。这至少是一种不公平竞争，往往还是欺骗消费者和侵犯其权益的行为。
8. 如果把媒体对你的报道同你的实际成就比较，你认为有没有炒作之嫌？
答：基本上没有吧。我从来没有主动请人写评论、报道之类，对我的评论和报道基本上是自发的，我常常还只是听说，自己没有读到。当然，所谓出名，与媒体的宣传是分不开的。“盛名”之下，是否相符？肯定未必。所以，我自己对所谓“名人效应”一直保持着清醒，譬如说，现在我发表作品比较容易，但我决不允许自己因此而粗制滥造。说到底，作品本身才是目的，写出好作品的快乐高于一切。毫无疑问，在我自己认为是好作品的前提下，我还是希望媒体给以适当报道的，总得让读者知道呀。现在市场上图书这么多，悄没声儿地搁进去一本，真可能被淹没。不过，我相信，最后还是要靠作品本身说话，长远地看，真正的好作品是不会被淹没的。
9. 90年代的大学生好像比较浮躁，你怎么看？
答：我和现在的大学生接触并不多，不算了解，只能凭想象说一说。与80年代比，90年代的特点一是社会更开放，禁忌更少，价值多元的格局进一步形成。这意味着在人生的目标上，现在的大学生面临着更多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就有了更重的独立思考和自主选择的责任。二是商业化的程度更高，连大学生的分配也完全交给了市场，要自己去对付激烈的竞争，因而生存的压力更大了。选择的责任和生存的压力都会使人焦虑，所谓浮躁很可能是焦虑的外在表现。
10. 我们很担心，在学校时都比较有理想，可是，一旦走入社会，要坚持精神追求谈何容易，多数人被同化了。你说应该怎么办？
答：恐怕没有什么好办法。如果我是你们，也只能面对现实，好好对付生存的压力。这肯定将占据大部分精力。在这个过程中，被同化是一个每天在发生的事实。我最多只能说，你们应该争取做那未被同化的少数人。为了这个目的，一个笨办法就是珍惜有限的闲暇时间，在生存斗争之余坚持读书，并且一定要读真正的好书。读什么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这方面千万不要跟着媒体跑，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流行读物上。媒体的着眼点基本上是文化消费，而如果你的生活的全部内容只是劳作和消费，怎么还能有真正的精神生活呢？相反，如果你经常与古今中外的圣哲会面，就能从他们那里获得一种强大的力量，足以支撑你抵御社会的同化。
11. 你能说一说大学生活对于你一生的主要影响吗？
答：回想起来，大学里的那些课程对我没有什么影响，事实上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但是，正是在大学里，我学会了自己选择精神食物，这使我一生受益。
12. 大学毕业后，你曾在广西的深山老林中生活了很久。我们想知道，这一段生活对于你后来的成就是否很重要，是否使你达到了一种灵魂上的大彻大悟？
答：哪里啊，当时我还很年轻，对生活充满着欲望，被分配到深山老林里是不得已之事。偶然住一阵也许挺新鲜，长年在那里生活就是另一回事了，你会觉得单调、沉闷、闭塞，决非那样浪漫。不过，那一段生活对我也有好处，主要的好处是使我知道了自己只是一个平常人。我始终记着这一点，所谓成就、名声之类是很外表的东西，我和当时那个在深山老林里默默无闻的我并无本质的区别。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彻悟。
13. 尼采是一个很偏激的人，最后还疯了。他对你的实际生活有影响吗？
答：你们从我的书中可以看到，我这个人一点也不偏激，好像也还没有疯的征兆。与尼采比，我可能要健康一些，当然更可能要平庸一些。
14. 最后想问一下，你觉得你幸福吗？
答：当然有觉得幸福的时候，也有觉得不幸的时候。我不知道怎样算总帐。古希腊的梭伦说：无人生前能称幸福。算总帐好像是追悼会上的事情，不过那和我完全无关了。既然如此，幸福就不可能是最重要的东西。许多伟大的人都不幸福，例如尼采和凡·高。我比他们幸福，因为我肯定比他们平庸。
1998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