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身心俱疲，陷入绝望，看不到一丝光明。我失去了生存的斗志，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朋友，连家人都弃我而去。有一天晚上，医生开了镇静剂给我，但药效不久就过去了。我醒来后，强烈地感受到我已走到生命的尽头。我下床给我妻子、儿子写了遗书，告诉他们，我已不可能再看到黎明。
当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惊奇地发现自己仍然活着。我走下楼去，听到小教堂传来早晨做弥撒的圣歌之声。步入教堂，我心怀忧戚地听着圣歌，念着祈祷。静思使我慢慢体会到，要战胜这些烦恼，战胜自己是惟一的出路。没有人能够拯救我，只有自己救自己。从那一天起，我就不再烦恼。现在我已71岁，我一生中最戏剧化、最光辉的20分钟，就是在那座小教堂里。
（注：在1902年4月14日，一位年轻人以500美元在怀俄明州的一个千人小镇上开了一家店铺。这对年轻夫妇就住在店铺的阁楼上，用一个大木箱当桌子，小的木箱当椅子。年轻的妻子用毛毯包住婴儿放在柜台下层，她就站在旁边，帮助她丈夫招呼顾客。今天，世界上最大的连锁商店就是以这个人命名的——J·C·潘尼百货店，他的1600家店铺遍布全美各州。）
把自己交给主
史坦利·琼斯
我在印度从事传教工作已经有40年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很难忍受当地的酷热；再加上工作责任的重大，使我精神十分紧张。前8年时间，我因心力交瘁，昏倒了不止一次。后来，我听从指示前往美国休养一年。回美国的船上，在主持一次船上的主日礼拜中，我又因精神疲惫而昏倒，于是后来的整个旅程，我都只有遵照医生的指示，卧床静养。
在美国休养了整整一年之后，我又重返印度，在途经马尼拉时，稍事停留，为大学生主持几次布道大会。在一连串布道会的压力下，我又昏倒了好几次。医生警告我，如果我坚持去印度，只有死路一条。可是我不听他们的劝告，还是坚持回印度，当然是怀着隐忧回去的。
当我抵达孟买时，已经精疲力竭，只好直接上山休养了几个月，才又回到我的工作岗位，可是身体依然没恢复，我又病倒了，只好再回到山上静养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我再回去时，我才彻底发觉自己没办法工作。不论身心两方面，我都完全枯竭，再没有能源可资利用，我担心后半辈子将会成为废物。
我知道，如果我不能从别的地方获得帮助，我就只能放弃传教事业，回美国，在农庄里工作、恢复健康。那段时间实在是我生命中最悲惨的时期。但有一天晚上祈祷时，却发生一件改变我一生的事。当时祈祷时我并非特别想到我自己——我似乎听到一个声音说：“你自己准备好接受我派给你的工作了吗？”
我回答说：“不！主啊！我完全没有力量。”
那个声音又说：“如果你把它交给我，不必再去为它操心，我会安排的。”
我立即回答：“主啊，我接受你的安排。”
我心中立刻显得无比祥和。我知道事情已经成功了，多姿多彩的生命又回到了我身上。那晚我轻飘飘地回了家，心中充满了圣灵。往后几天，我几乎忘了我还有肉身，一直夜以继日地工作，甚至到晚上上床时还在奇怪自己何必还要睡觉，因为我丝毫没有倦意。因为基督在我内心，给我带来生命与平安。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把这件事情讲出来，我有些迟疑，但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而且我真的说了。从那件事以后，我辛苦工作了许多年，而老毛病却从没复发过。事实上，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健康。但这绝不是生理上的治疗。我的身、心与灵似乎都被注入了一个新的生命。那次的体验以后，生命对我而言，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那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只是我接受了它。
从当时到现在的许多年中，我旅行世界各地，经常一天有3场演讲，还能有时间及精力写一本《耶稣在印度》的书，以及其他11本书。在那样的忙碌中，我从来没有误过一件事，也没有迟到过。当年击垮我的忧虑已经全部消失，今年我已经63岁，不但仍充满充沛的生命力，而且以服务他人为乐。
改变我一生的那个经历，绝对经不起理性或心理学上的解释。但是那一点关系都没有，生命本来就比所有的过程要伟大得多。
我确知一件事：20年前，在我最脆弱的时候，当我听到：“把它交给我，不要再担心，我会处理的！”而我回答“主啊，就这么办吧”时，我的人生就完全改变了。
当你碰到忧虑之事时，想象你听到了一个声音：“把它交给我吧，不要再担心，我会处理的！”
永远给自己留条退路
吉尼·奥特里
我认为大多数人的烦恼离不开家庭与钱财。我幸运地娶了俄克拉荷马州一个小镇的女孩为妻，我们的家庭背景很相似，而且兴趣和爱好也大致相同。我们一直用心经营我们的婚姻，所以很少有家庭烦恼。
我消除财务烦恼的方法是：
第一，我遵循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对任何事情都要百分之百地诚实。如果我向别人借钱，一定全数奉还。不诚实所引起的烦恼比什么都大。
第二，每当我开拓一项新事业时，我总是会给自己预留后路。军事专家建议，作战时一定要保持补给线通畅。我认为在个人事业的战场上，这一点也一样适用。举例来说，在德克萨斯州及俄克拉荷马州长大的人，常见到干旱所带来的灾害。我们曾有过艰苦的岁月，穷困的父亲有时必须穿越田野，用马匹去交换必需品。
我要的是更多的安全感。于是我在铁路站找到一份工作，并利用工作余暇学会发电报。后来我在铁路公司担任电报代班员。我被送往任何车站，代替请病假或休假的人，待遇是月薪150美元。
后来，不论我从事什么工作，我总觉得铁路公司的工作是非常安定的。我也总是保留一条后路，以便有机会再回铁路公司。它是我的补给线，除非我已在更好的新职务上稳定下来，否则我决不切断这条退路。
举例来说，在1928年，我当时在佛里斯科铁路公司工作，被派往齐尔市工作。有一天晚上，一个陌生人走进办公室，要求发一封电报。当时我一面弹吉他一面唱歌，他说我唱得很好，建议我到纽约去发展，找机会登台或上广播节目。我当然是受宠若惊，而当我看到他在电报上的签名，更是惊喜得几乎停止呼吸，他正是西部歌曲明星威尔·罗杰斯。
我并没有立即整装前往纽约，反倒是前后谨慎地考虑了9个月。我终于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我到纽约发展，实在没有任何损失，只会更有收获。铁路公司发了证件给我，我可以免费乘坐火车旅行。我在车上睡觉，随身带着三明治、水果作为餐点。
于是，我去了纽约。在纽约，我找了一间每周房租5美元的小房间住下，吃点速食，在街上闲逛了10个星期，完全一事无成。如果不是想到回去还有工作的话，我一定会忧虑死了。我已为铁路公司工作了5年，我可以享受一些资深员工的福利，但为了保障这些权益，我不能离职超过90天。而我当时已在纽约市混了70天。我只有用铁路证件尽快赶回俄克拉荷马，重操旧业，以保持我那条补给线。我后来又干了几个月，存了一点钱，再回纽约市放手一搏。
这一次有突破了。一天，我正在录音公司等候面谈，对着接待小姐，我取出吉他，唱了一首《珍妮，我梦中的紫丁香》。正当我唱得起劲时，这首歌的作曲者刚好走进来。听到有人唱他的歌，自然令他十分愉快，于是他写了张便条，介绍我去维克多录音公司。我录了音，但不理想——我太僵硬了，而且不自然。于是我接受了维克多公司录音师的建议，又回到铁路公司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到电台演唱西部乡村歌曲。这个安排很适合我，因为我没有后顾之忧，因此，我也没有烦恼。
我在杜沙电台演唱了9个月。在那段日子里，我与吉米龙·朗合写了一首歌曲《我的银发老爹》，这首歌抓住了听众。美国录音公司总裁亚瑟·赛德利请我录唱片。风评不错，于是我又录了好多首歌，终于得到在芝加哥一家电台唱乡村歌曲的工作机会。周薪40美元。唱了4年之后，我的周薪调升到90美元，又因为有机会在戏院登台，而有300美元的额外收入。
到了1934年，我的机会来了。好莱坞制片商决定开拍西部牛仔的影片，不过他们不要一般的牛仔演员，而要一个会唱歌的牛仔。美国录音公司老板也是共和制片厂的股东，他跟其他的股东建议说：“如果要找会唱歌的牛仔，我正好有一位为我们录音的歌手。”
就这样，我进入了电影界，周薪100美元，我开始扮演歌唱牛仔。我实在非常怀疑我拍电影能成得了大器，不过我并不为此担心，反正我随时可以回铁路公司工作。
我在电影上的成就，远远超出了我的意料。我现在的年薪是10万美元，另加影片票房的一半红利。不过我很清楚，这绝非长久之计。我还是不必发愁。不管发生什么事——即使我完全破产，一文不名，我还可以随时回到铁路公司工作，我一直没有切断这条后路。
不能再下坠时只有上升
霍墨·克罗伊
我一生中最悲惨的一天发生在1933年。那天，警长来到我家的前门，而我却从后门溜走了。我失去了长岛的家园，那是我儿女出生、我们一起生活了18年的家。我从来没有想到这种事情竟然会降临到我头上。12年前，我还是信心百倍，志得意满。当时我把我的小说《水塔西侧》的电影版权卖给电影公司，价钱堪称好莱坞之冠。我们一家住在国外已经两年了。夏天我们到瑞士避暑，冬天在法国逍遥，快活得像个富翁一样。
在巴黎，我花费6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本小说。由威尔·罗杰斯主演，那是他的第一部有声电影。电影公司邀请我留在好莱坞为罗杰斯再写几部电影剧本，可是我拒绝了。回到了纽约，我的麻烦也就开始了。
我渐渐觉得自己拥有一些尚未开发的潜在能力，开始幻想自己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有人告诉我，约翰·雅各布·亚士特投资纽约空地赚了几百万。亚士特何许人？他不过是一个移民美国的小商贩。他都能做到，我为什么不能？我要发财！我开始阅读游艇杂志。
然而，我空有无知的勇气。我对房地产买卖的了解不比一个爱斯基摩人多。我到哪里去筹措钱来开始这个事业呢？答案很简单：用我家房子作为抵押，买下一批地，等到价钱好时售出，我就可以过奢侈的日子了。对那些在办公室任劳任怨于领薪水的人，我充满了同情。显然上天只赐给我这种理财的天分。
突然间，大萧条就像飓风一样席卷了美国。
每个月我得为那片土地支付220美元。而每个月过得可真够快的，当然我还得支付抵押贷款，并维持全家温饱。我开始担心，我想为杂志写些幽默小品，但作品颇似《旧约》中的哀歌，一点都不好笑。我什么也卖不出去。我的小说也卖得很差。钱用完了，除了打字机及牙齿的镶金以外，再没有可以变现的东西。牛奶公司不再送牛奶，煤气公司也给断了气，我们只有改用露营用的小瓦斯罐，它喷出火焰时带着嘶嘶的声音，好象一只发怒的青蛇。
我们没有煤可以用，惟一取暖的工具就是壁炉。晚上我会到有钱人盖房子的工地去捡一些木板木条，而我本来是想跻身于这些有钱人行列之中的。
我十分苦恼，睡不着觉，经常半夜起来踱方步，把自己搞得很累再回去睡。
我不但损失了我买的土地，还赔上了我所有的心血。银行扣押了我的房子，我和家人只能流落街头。
最后我们总算弄到了一点钱租了一间小公寓。1933年除夕我们搬了进去。我坐在行李箱上，抬头四处张望。我母亲常说的一句老话在耳边响起：“别为打泼翻的牛奶哭泣。”
可是，这不只是牛奶，这是我一生的心血啊！
呆坐了一会儿，我告诉自己：“我已经衰弱到底了，情况不可能再坏，只有逐渐转好。”
我开始想还有什么我还没失去的东西。我还拥有健康与朋友。我可以东山再起，我不再为过去而难过，我要每天提醒自己我母亲常说的那句话。
我把精力和时间用在工作上，不再去自寻烦恼。渐渐地，我们的状况一点点地改善了。我现在要感谢我有机会经历那样的劣境，因为我从中得到力量与自信。我现在知道什么是跌到谷底，我也知道那并不能打垮人。我更清楚我们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坚强得多。现在，再有什么小困难、小麻烦，我总会提醒自己坐在行李箱上对自己说过的话：“我已跌至谷底，情况不能再坏，只有转好。”这些小事再也不会令我烦恼。
请保佑我不进孤儿院
凯瑟琳·霍尔特
我的童年一直笼罩在恐惧当中。我母亲心脏不好，我经常看到她昏倒在地板上。我们都很担心，害怕她会因此死去。而且，我一直以为没有母亲的小女孩都会被送到镇上的孤儿院。只要一想到可能会被送去孤儿院，就把我吓坏了。6岁的我最常祈祷的就是：“亲爱的天主！请保佑我妈妈活到我大得不用进孤儿院的时候。”
20年后，我弟弟梅纳受了重伤，遭受了极大的痛苦，直到两年后死去。他自己无法进食，也不能翻身。为了减轻痛楚，不分日夜，每隔3小时，我都得为他注射一针吗啡。我为他注射了两年。我在一所学院教音乐。邻居们一听到我弟弟痛苦的叫声，他们就会打电话到学校来，我就冲出教室，回家为他再做一次注射。每晚上床前，我把闹钟定在3个钟头以后，以便起床为他注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