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川军各部编为第二路预备军出川抗战，邓锡侯率第22集团军开赴山西战场。当时，山西战场战况紧急，部队到了以后甚至都来不及集结，就急匆匆地开赴前线，仅仅九天，整个集团军就牺牲了一万多人。
时任第22集团军124师文书的何宏钧随部队赶到山西时，已经是11月了，但大部分战士仍然穿着草鞋单衣，邓锡侯几次请求补给，都没有回应。原因很简单：在许多人眼里，川军是杂牌军中的杂牌军。[国民党所谓的正规军就是蒋介石当黄埔军校校长期间的学生，就是黄埔系，还有就是外国军校留学回来的。杂牌军将领一般是地方军阀和各讲武堂毕业的学员。]
何宏钧清楚地记得，太原失守后，邓锡侯率领部队撤退。行进途中，他们遇到一个无人看守的军械库，战士们都说：“其送给敌，还不如自己用。”于是，他们就把自己的旧枪换成了新枪。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知道这个消息后，十分恼火，认为川军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军，立即请统帅部调走他们。
蒋介石想把川军调给一战区，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却说什么也不肯接收这支部队，就这样，原本誓师出川抗战的川军，竟然找不到一片抗日的战场。
后来白崇禧给李宗仁打电话，想让他接收这支部队，李宗仁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第22集团军转战到第五战区。
1938年2月，第22集团军奉命增援滕县，3月14日，滕县保卫战打响。
对于当时的战斗情形，何宏钧仍清晰地记得，他说：“敌人在城外攻击，用飞机、大炮、坦克在前面开路，而我们就是老办法：先尽量筑工事，飞机来了我们就到工事里面去藏着，等坦克后面的步兵上来后，我们就冲上去拼命。远距离打靠枪，近距离就靠手榴弹，还有就是用刺刀杀。”由于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连续进攻三天都没能攻下藤县。
3月16日黎明，日军集中炮兵火力向滕县东关、城内和西关火车站射击。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驻守滕县的122师师长王铭章心中十分清楚，滕县已岌岌可危，但他对士兵们说：“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川军二十年内战之罪愆了。”
16日晚，王铭章决定留下部分士兵死守县城，然后把主力撤到城外。何宏钧回忆说：“其实这个方案应该是对的，第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不同意，要死守。”最终，王铭章决定死守滕县。于是，他们几个城门全都封闭，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准进出，并且他还告知全城将士，他决心和战士们一起抵抗到底，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这天晚上，除了西关以外，滕城已经完全被敌人包围。17日下午，鬼子炸开南门进入南城，东门随即也被攻破。当晚，日军攻入城中，王铭章亲率自己的警卫连向日军进攻。战斗中，王铭章不幸腹部中弹，他高喊：死守滕县！随后饮弹殉国。何宏钧说：“王铭章下去以后发现敌人就打，但是你是手枪，人家是机关枪、步枪，怎么打得过，最后全部被打死。”
王铭章的尸体被连夜拉到利国驿，到那以后，他的夫人来认尸。何宏钧说：“夫人一看他那个袖口上的梭子花边，就认出来了，老夫人就开始痛哭，我们都痛哭。”说到这里，何宏钧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流出了眼泪。
王铭章为国捐躯后，国民政府明令予以国葬，并追赠为陆军上将。
17日傍晚，还有三百多名伤官伤兵滞留在西门一带，因为没办法逃出城，所以每个伤员都准备了一个手榴弹。战斗结束后，日军挨家挨户地清查，发现这些伤兵后，让他们投降，伤兵却陆陆续续走到一起，不约而同地拉响了手榴弹。
三百多人就这样以身殉国。
3月18日，滕县宣告失守，至此，122师师长王铭章以及全师两千余人全部殉城。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父手谕。
——一位川军父亲写给儿子的白布旗。
滕县保卫战打了三昼夜，阻滞了南犯徐州的大量日军，为鲁南各部队赢得了部署时间，仅凭这一仗，装备落后的川军就打出了声威。滕县城破后，何宏钧和124师的部分战士成功突围，狂妄的日军矶谷师团约四万兵力自滕县大举南下，直扑徐州东北的门户——台儿庄。
台儿庄
1938年3月末，本该是部队发饷的日子，但第2集团军27师的鲍鸿海却没能领到军饷。他说：“那时候发几块钱，都高兴得很，不到月底就盼着，结果没有发饷就开上去了。”鲍鸿海所在部队接到的命令是：火速增援台儿庄。
部队还没有到达台儿庄，震天的喊杀声就已经传来。经过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台儿庄已经被破坏得不成样子，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从3月23日开始，台儿庄就被包裹在一片硝烟之中。争夺台儿庄的战斗首先就在北城门打响，日本对北门狂轰滥炸，北城墙被炸塌，小北门亦被毁，经过三个昼夜的猛攻，日军终于攻破城防，守卫小北门的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战后的惨象至今仍印刻在鲍鸿海老人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那死尸谁也不知道是谁，到处都是血，到处都是死人，天拂晓的时候看不很清楚，等到天亮了以后，哎呀，看得人害怕得很。”
4月3日，台儿庄三分之二的部分已被日军占据，守军在台儿庄南关死拼不退，总司令孙连仲直接给李宗仁电话说：“第2集团军伤亡十分之七，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2集团军留点种子？”李宗仁的回答是：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鲍鸿海清楚地记得，孙连仲当时给各师下达的命令是：死守台儿庄，台儿庄在你在，台儿庄不在你不在！“那时候用人，后勤部队都用上了，连送饭的、炊事班的、通讯班的这些人都用上了。”
该日黄昏，猛攻数日的日军也已经筋疲力尽，暂时停止进攻，休整部队。被炮火声淹没了数日的台儿庄终于安静下来了。午夜时分，日军阵地突然传来一阵阵喊杀声。五百个敢死队队员背着大刀，每人配备了两个手榴弹，连枪都没带就冲进敌营，经过激烈的拼杀，他们最终将东门桥夺了回来。“逐街逐屋的拉锯战，胶着状态了，他的大炮不能打，飞机不能炸，坦克车也用不上，这时候他优越的威力用不上了，可是我们大刀片可派上用场了，一声喊杀，劲儿可大了，都砍头啊。”回忆到这，鲍鸿海老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些驰骋疆场的峥嵘岁月。
仓皇应战的日军乱作一团，原本被日军占领大半的台儿庄，又被中国军队夺回。与此同时，汤恩伯率领的第20军团已向台儿庄以北逼近。凌晨时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带了几个随员亲赴台儿庄指挥作战。
当时，27师79旅和30师把日军桥外边的后援切断了，后续部队攻不进来，在台儿庄的日军就乱了阵脚，经过激烈的战斗，到4月7日早晨4时左右，台儿庄内的日军基本被消灭干净。
从3月24日开始，到4月7日结束，台儿庄战役共历时十四天，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全歼矶谷师团主力约一万多人。然而，胜利代价是如此之大，中国军队损失将近两万人。李宗仁望着重叠仆倒在地的中国守军尸体，跪倒在地满面泪涌，随同的将士也一起跪了下去放声号哭。
“台儿庄是红血洗过的战场，
一万条健儿在这里做了国殇，
他们的尸身是金石般的雕浮。
台儿庄是中华民族的领土，
在这里，我们发挥了震天的威力！
在这里，用血铸就了伟大的史诗！
在这里，我们击退了寇兵，在残破的北关城墙插上了国旗。”
这是著名诗人臧克家为了纪念台儿庄战役所写的一首诗，回忆起往事，鲍鸿海老人显得有些激动：“仇报了，给中国人出口气了！都知道把咱的士气鼓励起来了，谁也不愿当亡国奴。”
台儿庄捷报传出后，南京、上海沦陷后笼罩在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台儿庄血战，几乎成了民族复兴的新象征。
1938年4月，在台儿庄遭受惨败的日军又反扑临沂，此时的李宗岱正在临沂大许家寨附近驻守，在攻打日军阵地时，他的一只眼睛被打穿。“打鬼子丢了一只眼睛，不要紧，我还有一只眼睛可以看，所以无所谓。那阵儿我的腿还没受伤，只是眼睛看不到没关系，手脚都还可以动。”
受伤之后，李宗岱被送到徐州兵站医院，七天的抢救把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但他的右眼却永久性失明。国民政府奖励给他两万四千块大洋，按当时价格计算，相当八百多两黄金。他把奖金连同自己的金戒指、金镯子一起捐给了抗日救亡中国会。伤好后他又回到了部队，他和所有战士们想的一样：只要鬼子还在，就要继续打鬼子，直到把他们赶出中国。
对于台儿庄战役，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提到“我军以区区十余万疲惫之师，在津浦路上两面受敌。来犯的敌人，南北两路都是敌军的精锐，乘南北两战场扫荡我军主力百余万人的余威，以猛虎扑羊之势，向徐州夹攻。孰知竟一阻于明光，再挫于临沂，三阻于滕县，最后至台儿庄决战，竟一败涂地，宁非怪事？？”。然后从敌我双方4个方面充分分析，认为台儿庄一战并非侥幸。”
台儿庄一役，不特是我国抗战以来一个空前的胜利，可能也是日本新式陆军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惨败。足使日本侵略者对我军另眼相看。——李宗仁
台儿庄的战斗则更像是一群军人为这个民族的赎罪之战！
臧克家在一首诗里这样感叹：台儿庄，红血洗过的战场，一万条健儿，在这里做了国殇。
抛开所有这些不谈，这实在是一场血战，我几度沉浸在战场上的热血豪情之中，不管是哪一仗，我都相信，士兵们无不杀气腾腾，拼死一战。
据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所著《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载：抗战八年，仅四川就提供3，000，000兵源充实到前线部队。出川将士阵亡364，000人，负伤356，000人，失踪26，000人，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20%。
这里讲的川军，原指民国时期军阀派系之一。不过，与其它的地方派系不一样的是，川军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早期的有刘存厚、熊克武，晚期的有刘湘。刘湘在抗战中战死后，川军形成邓锡侯、杨森、潘文华、刘文辉、王陵基五个上将争雄的局面，外人称之为川军“金木水火土五行”。表面上，川军内部派系繁杂，防区制盛行，完全没有国家的概念，各自为战。
长期以来，让人们对川军存有比较坏的印象是1963年拍摄的电影《抓壮丁》。这部电影主要剧情是：抗战中，1942年前后，四川军阀天天在抓壮丁。地主李老栓一家人和王保长、县上管兵役的卢队长之间，相互“狗咬狗”——卢队长勒索王保长，王保长诈骗李老栓、调戏三嫂子……该剧一些经典台词是：“出征军人是打中国人的，”“出征军人看哪个不顺眼就打哪个”。让人啼笑皆非之余，又对所谓的“川耗子”充满了鄙夷。总之，这部电影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抗战中四川军阀及川军毫无国家民族观念，大发国难财，利用国难壮大自己。严肃地说，《抓壮丁》是极左年代的产物，虽然以抗日战争为时代大背景，里面却丝毫看不到四川人民与川军参与抗战的任何爱国行动，这是非常偏颇的艺术宣传。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死守临沂的庞炳勋带领部队死战不退；内战中的仇敌张自忠不计前嫌，星夜驰援；藤县拒敌的王铭章对此更深有体会，“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川军二十年内战之罪愆了！”藤县一战，王铭章高喊“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杀身成仁。从严格的军事意义上说，这一仗应该是惨败，因为三千人的牺牲换来的是日军仅百余人的伤亡。可川军赢得了尊重，正是川军的巨大牺牲才换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李宗仁将军曾挥泪而言：“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
这里有兄弟情深、有报答知遇、有同仇敌忾、有血战至死……所有的情愫交织起来，第五战区完成的已经不仅仅是一场打鬼子的战斗，而是在民族危亡之际的一场精神洗礼，它如此完美的诠释了这场民族战争的内涵——只要鬼子还在，他们就要继续打鬼子，直到把他们赶出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