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一天天发展壮大，让敌人感到了恐慌。从1941年开始，日军集中大量兵力，对根据地实行疯狂扫荡[日本老兵桑岛节郎在其所著《华北战纪》一书中曾以对招远姜家张家伏击战为例表达对战争对手的敬意——分析战例我们可以看出，八路军对（日军）汽车的袭击，常常是缘于对日军杀害当地住民等残虐行为的报复。日本人，总是把中国人当成“没法子”的国民，认为是低一等的民族而加以轻蔑。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强烈的以牙还牙的观念。作为儒教国家，在没有遭到对手攻击的时候，便不主动攻击他人，他们实际是一个有着这样高贵理念的民族。]。而反扫荡的斗争也在不懈地坚持，为了战斗的需要，延安的部分中学被改建成医院，学生们就变成了护士，在她们眼里，前线负伤的战士们很勇敢。
任远志当时也变成了一名护士。有一次，一个战士的整个左手掌都被炸没了，任远志要帮他消毒、给他敷药。当时没有麻醉药，那个战士疼得手一缩一缩的，但是他很勇敢，没哭也没叫。战士治好了伤又上前线打仗去了。
他们中的很多人，再也没能回到延安。
近距离的接触给孩子们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这些勇敢的战士让孩子们难以忘怀，在战争的洗礼中，孩子们正努力地学习，迅速地成长。
孩子们眼中的领袖
1938年5月，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写下《论持久战》[先用空间换取时间，再用时间换回空间——毛泽东比击败拿破仑的沙俄的库图佐夫元帅更进一步地阐发了这个伟大战略。不过，当时中国共产党名义上的理论权威王明对该文却冷嘲热讽，同时，对《论持久战》赞誉有加的却是“小诸葛”白崇禧。]，确定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这些文章大家都得学习，不过他们更愿意面对面听领袖讲演。因为中央领导在那里经常讲课、作报告，直接听到他们讲话，那种感觉和读课本是不一样的。人们爱听领袖讲演，更盼着近距离接触领袖本人。那时，在延安见到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这些大人物并不是什么难事儿，特别是孩子们。
陈祖涛就曾经到过毛主席窑洞，见过毛主席，他笑着说：“当时，我还看到李敏，她很小，还在地上爬。”任远志老人称呼毛主席为“毛伯伯”，在他的记忆中，毛主席喜欢躺在他的躺椅上，看文件、看报纸，有时候也出来走一走。时为八路军留守兵团烽火剧团[烽火剧团，即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队，成立于抗战初期。主演话剧，兼演京剧。新中国的很多影剧演员、主编等人都在这个团待过。]的演员李长华刚到延安时还是个孩子，但他至今还记得那次和毛主席见面时的对话。那一次，毛主席问他：“你是哪里人啊？”李长华说：“我是陕西商州人。”毛主席问：“你知道李自成吗？”李长华回答说：“不知道。”毛主席又问：“李闯王呢？”李长华立即回答说：“哎！李闯王我可知道。”毛主席笑了，说：“哎，小鬼啊，闯王和李自成是一个人，你们家乡曾经是他的根据地。”李长华惊奇地感到毛主席学识真广，当时的他对毛主席佩服得五体投地，并牢牢地记住了毛主席的话：“多读一点书，知道的事情就多一点。”
朱总司令威震四方，他指挥八路军打了好多胜仗，建立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可是在孩子眼里他是另外一个样。任远志说：“朱总司令就是像个老爸爸似的，他很爱孩子，见到每个孩子都喜欢抚摸抚摸头，问一问情况。比如我刚到延安的时候，他见了我就问，你是谁的小孩啊？你是从哪里来的啊？他平常见了我们也是特高兴，还教我跳舞呢，我不会跳交际舞，都是他教我的。”
有段时间，领袖们在同一个大窑洞里办公，他们时常对着地图，彻夜讨论前方的战役，任远志帮他们抓蚊子和臭虫。她回忆说：“像周（恩来）伯伯也爱开玩笑，我摔倒了以后，他就说，哎呀，这下糟糕了，这下我们损失大大的，没人给我们消灭‘飞机’和‘坦克’了（飞机指的就是蚊子，坦克指的就是臭虫）。”
在陈祖涛眼里，刘（少奇）伯伯对小孩很温和，从来不提高嗓门。陈祖涛跟刘少奇的孩子是同学，他总问刘伯伯，刘允斌哪里去了？刘爱琴哪里去了？什么时候能和他们见面，跟他们一起玩啊？
当时还小的他们并不知道，躺椅上气定神闲的毛伯伯、和蔼可亲询问小孩子的朱总司令、经常开玩笑的周伯伯、温和的同学父亲刘伯伯，正指引着千军万马的战斗，为中国的未来殚精竭虑。
文娱生活支撑着艰苦的延安
在延安，还能看到不少高鼻子的外国人，孩子们知道，像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这些人，都是不远万里来帮助中国抗战的。
陈祖涛还记得，他小时候牙齿不好，当时给他补牙的就是马海德，就在宝塔山底下马海德的医疗所里。在延安马海德医生爱上了中国姑娘苏菲，每个礼拜六他都骑着大马，去接心上人。他一只手把苏菲抱在怀里，坐在他前头，一只手骑马，就像西方的牛仔电影、西部片似的，也不管在当时那个年代的延安，这样的举动有多么的招摇显眼。
在延安的外国人让孩子们渐渐感到熟悉，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乘坐飞机来到延安，这回孩子们见到了更多“高鼻子”。但是飞机没有合适的停靠地点，于是，中央动员延安的军民抢修飞机场，连小孩都参加。一块修机场的还有日本人，这些日本人，主要待在日本工农学校，学校就建在宝塔山下面的窑洞里。这个学校的学员是日本战俘，还有一部分赶到延安的日本共产党人士，来帮助救育、改造这些日本战俘。延安对这些战俘实行优待政策，每天都能吃到大米白面，而延安的中国人当时的饮食之艰苦在前面已经提到了。这样的待遇让这些战俘很受感动。日本人喜欢打棒球，孩子们觉得很新奇，总是跑到河滩上看他们打球。日本人也喜欢中国小孩，经常和这些孩子交流。中国小孩教他们说中文，他们教中国小孩唱日本歌谣。
延安模式：“爱我就结婚”
孩子们可不会像日本人那样打棒球，他们有自己的游戏。比如弹球，那时候没有玻璃弹珠，孩子们就在延河边上捡石头，把石头磨成圆球用来玩。夏天，孩子们最爱去的地方是延河，在河里可以游泳，也可以洗澡。洗澡时，先把衣服脱下来洗干净晒在河边，然后下水洗澡，洗完了，衣服也干了，穿上就走了。所有人都是这样，所以男女不能在一块儿洗澡，是分段的，女同志在这段，男同志就在那段。
孩子们白天游完了泳，晚上还能看到精彩的文艺演出，比如《白毛女》《黄河大合唱》还有话剧和京剧，这些节目不但在延安演，也在抗日前线演，鼓舞着战士的斗志。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坐谈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全兵服务，演出场所先得贴近群众。一般是找个空地，比如打麦子、晒麦子的麦场，或者河滩地、荒地，大家在那儿一坐，开个场子就开演。《兄妹开荒》[《兄妹开荒》：这出诙谐、轻松而不乏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秧歌短剧宣扬了延安精神的内核——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兄妹开荒式的生活和婚姻，在当下的社会，也未必不是一种寻求价值依托、充实生活内涵的精神资源。]《夫妻识字》都是在那种情况下演出来的，很多人觉得，如果真把它放到舞台上，还没什么看头，但是大家围成圈那么一打，还挺好玩。
从1943年春节开始，秧歌也在延安时兴起来，因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小战士李长华很喜欢节日里的延安，一到春节，或者其他节日，延安就非常热闹，大家搭好场子，人围坐好了，就开始表演。那时候农村的秧歌队，各个剧团组织的秧歌队，都来跳大秧歌。
通俗易懂的秧歌剧，让老百姓对胜利充满了信心。除了扭秧歌，跳交谊舞也是延安重要的文娱活动。跳舞是大人的事儿，孩子们喜欢在一旁观看，领袖在场的时候，大家的情绪更高涨。何良理曾经和毛主席跳过舞，她回忆说：“毛主席腿很长，当时我的个子很小，他跳舞都是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就像我们的山东战役，七战七捷，结果我要踮起脚尖来才能跟得上。”
舞场上，漂亮的女同志引人注目。当时还是小孩的阮崇武，在一旁看着大人们跳舞，他也记住了那些漂亮女兵的模样。她们穿的也是军装，但就是瞅着比较特殊。人家系个皮带，领子开个衩，头发梳得比较整齐，或者弄个大马尾辫。
根据地的工作学习很繁忙，谈恋爱也要争分夺秒。当时，延安有个女子大学，每个礼拜六都有很多男同志在门口站岗。任湘老人说：“出来一个女同志就直截了当地问，你有对象吗？那时没什么可隐讳的，直接问，爱我吗？咱俩结婚吧！”那时在延安结婚有一个特点，速度都很快，不能夜长梦多，因为女同志少，男同志多。
延安的婚礼十分简朴，何理良跟黄华结婚时也是这样。何理良是军委俄文学校[1938年起，抗大相继建立十二个分校。1941年3月，第三分校俄文队正式成立。7月，俄文一、二、三队组成俄文大队。在抗大三分校改名为延安军事学院之后，俄文大队又成为俄文科。1942年5月，延安军事学院俄文科单独建校，改名军委俄文学校。1944年6月，俄文学校增设英文系，学校改名为延安外国语学校。1994年正式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员，她结婚的时候，俄文学校俱乐部主任在桃园组织了一个舞会，平地里点上一些马灯，大家跳舞，一面吃花生、枣子，就算是庆祝何理良和黄华的婚礼了。结了婚也没时间享受家庭生活，前方的战斗正等待着他们。
如果没有乐观主义的文化娱乐生活，就很难在那个艰苦的条件中维持下去，靠什么力量维持？就是靠这种革命的精神，革命的乐观主义。
重逢的喜悦和永别的悲伤
1945年8月，八路军对日军展开大反攻，黎明前的战斗打响了，大人们更加忙碌，有时候忙得顾不上自己的孩子。与久别的父母团聚，成了孩子们最盼望的事儿。
朱育理在战火中与母亲失散，他们最终在延安的窑洞里重逢。朱育理老人回忆说：“我一开门，就看见了她的侧影，在那儿纺线。妈！我就这么一叫，她回头一看是我，就愣了。她没想到是我，过来拽住我就哭。”
任远志从小没见过父亲，母亲生下她就被关进敌人的监狱，十五岁时她来到延安，第一次见到了父亲任弼时。父亲拄着拐杖，戴着黑边眼镜，任远志立即跑过去搂着父亲的腿，却怎么也喊不出“爸爸”来。任远志老人说：“因为从小没有喊过爸爸妈妈，就搂着他很久说不出话来，就是太高兴了吧，流着幸福的眼泪。”这位慈祥的老人每每想到此处，片刻心酸涌上来，都忍不住又要掉下眼泪。
延安见证了久别重逢的喜悦，也目睹过与亲人永别时孩子眼中的悲伤。1942年，十五岁的任湘转眼间失去了父亲任作民，大人们说他是累病的。虽然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但是父亲逝世的一幕，依然不能减低任湘老人的痛苦，他说：“我托着父亲的时候，我就……，真是非常……，太难受了，那才他才四十多岁呀。”
任湘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只有五个年头，在延安，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那些孩子，父母在前线的非常多，有好多孩子经常得到消息，父母牺牲了，或者是下落不明。
艰难的日子总有尽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天延安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八月是延安最暖和的时候，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人们敲锣的、打鼓的，有些人把自己生产劳动时用的纺车都烧了，把棉衣、棉被都拆了，掏空了里面的棉花，用来扎火把。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孩子们陆陆续续离开延安，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用被子打个背包，在背包上插两只鞋。还有个小挎包，小挎包里放着自己的笔、小盐袋、茶缸等东西，别的也没什么。
他们的行李跟来的时候一样简单，又似乎多了些什么。
《延安颂》的歌声再度响起，新的生命在延安出生，幼稚的孩子慢慢长大，大人们经过洗礼变得更加成熟。很多年过去了，顽皮的孩子已变成慈祥的老人，有些记忆慢慢不再清晰，可是延安的一切都历历在目，高高的宝塔山，清清的延河水，温暖的窑洞，长眠在那里的亲人，它们躲在年少青葱的回忆里，永远不会变老。
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我歌唱早晨，
我歌唱希望，
我歌唱那些属于未来的事物，
我歌唱正在生长的力量。
——何其芳1942年于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