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纨的严厉打击，使从事海上贸易的闽商损失惨重，面临破产，福建的一些官宦世家，此前也大多在闽商的贸易活动中参股，或是充当他们的保护伞而获利，因而，他们的利益也蒙受巨大损失。于是，福建当地官员和福建在京官员，纷纷上疏弹劾朱纨，指斥他滥杀无辜。在钩心斗角之中，朱纨被撤职，于狱中自尽。自此，官员们对海上私商噤若寒蝉。
双屿、浯屿和梅岭被废弃，明政府的海禁也随之松弛，这样，四大走私港中硕果仅存的月港一枝独秀。此后，明政府为了管理月港，在月港设立了海澄县，这个县名寄托了明政府的幻想：海疆澄清。但设县次年，就不得不开放海禁，准许往贩东西二洋。不过，这些出洋的商船，必须从月港出发，并在从月港到厦门的九龙江水道上，接受层层关卡的盘验。
如前所述，月港并不是一个适合的海外贸易港口，或者说，福建有更多的地方，比月港更适合开发为通洋港，但方便朝廷管理才是一锤定音的终极标准，至于商人们是否方便，港口是否优良，不在政府考虑之中。
这种半开放政策，给偏僻落后，原本只是芦荻丛中一二聚落的月港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变。短时间里，月港就因“居民数万家，方物之珍，家贮户藏，而东连日本，西接暹球，南通佛郎、彭亨诸国，其民无不曳绣摄珠者”，从而被称为小苏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烟草就是通过月港传入中国的。据载，当年月港的商人们在遥远的吕宋学会了种植烟草，并带回来在月港附近的石码种植。但直到收获，也没人知道这种舶来作物的名字，就学着吕宋发音称它“淡巴菰”，后来，吸烟的人多了，称呼也随之多了起来，如吕宋熏、金丝熏、烟草等等。
和烟草一样，随着远航的商船来到中国，并从月港登陆的农作物还有甘薯。甘薯又名红薯、番薯、山芋、红苕，现今我国大多数地区都有种植。究其根源，甘薯的野生种起源于美洲，由印第安人培植成功，哥伦布航海时带回欧洲，后来，西班牙人把它带到了南洋。万历年间，一个叫陈振龙的福建人在吕宋经商时，把它带回福建。试种后，获得成功。由于甘薯易栽培，产量高，对解决吃饭问题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福建巡抚大力推广，农学家徐光启也专门撰文推介。很快，这种舶来物就由福建扩展到大江南北。
月港的繁荣持续了上百年，明末清初，郑成功、郑经父子与清军在闽南沿海对峙，拉锯战几近40年，月港惨遭池鱼之祸：清廷为了扼制郑氏，实行迁界政策，海澄沿海30里划为弃土，人民被迫迁往内地，繁华的月港从此一蹶不振。
豆巷是当年从海澄镇通往月港码头的一条百余米长的小街，当年进出月港的货物，统统由这条不起眼的小街上船下船。街上的石板路和两边的民居仍然保留着旧时模样——当地人说，明朝时就是这个样子了。穿过豆巷，便来到月港码头，春汛之际，划出一道圆弧的九龙江大有“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气象。只是，港口已看不到那些远去的商船了，只有几叶小舟泊在无边的风雨里。当我举起相机拍摄时，从旁边一间房子里蹿出一个穿保安服的男子，他神情严肃地告诉我，这是港口，是重要地方，不许随便拍摄。他的严肃中带着几许兴奋，很可能，这个无所事事的保安，庆幸终于找到了一件可以体现自己价值的事情。
福州：海上枢纽的千年往事
在福建四大港中，福州港至少要拿三个第一：其一，海岸线长度第一。北起罗源湾，南至兴化湾北岸，东到平潭岛，福州港海岸线总长1137公里，拥有福建全省海岸线的。按通常的划分，福州港可分为闽江口内、松下、江阴、罗源湾等港区。其二，自然条件第一。闽江是福建第一大河，它从武夷山一路东来，支流众多，水量充足——一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黄河的流域面积是闽江的12倍，流量却只有闽江的9成。闽江及其众多支流，形成了扇形交通网络，使福州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出闽江口，则是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的交汇处。其三，建港历史第一。正是基于以上两个第一，早在西汉年间，政府设立东冶县，县治就在福州。《后汉书》载，东汉初叶，东冶就与中南半岛开辟了定期航线。三国时，福州属于擅长造船和航海的东吴，此时，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卫温到达台湾。唐代，当泉州发展成全国最大港口时，福州也有了进一步发展，除了与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诸国的传统航线外，还开辟了包括新罗、日本、三佛齐、印度、大食等国在内的新航线。五代，王氏据闽，一个规模空前的港口横空出世，那就是著名的甘棠港。
甘棠港的具体地址在哪里，目前学界尚无定论，但不管哪一种说法，甘棠港都在福州境内。史载，这个空谷足音般的港口，它“人烟繁盛，舟船凑集”，为政府提供了大笔商税收入。它不仅是沿海贸易商业港，也是五代北宋时的一个重要对外贸易中转港。此时的福州城，因海上交通枢纽的显赫地位而“悉通海舟，朝夕盈缩之波，底泽鳞介，岸泊牒舶”。也就是说，当时海船乘着潮汐进入福州城，闽江两岸都停满了大小船只，至于当时的福州城里，则是“人烟绣错，舟楫云排，两岸酒市歌楼，箫管从柳阴榕叶中出”。
郑有国先生告诉我，同为海洋省份的广东和福建，它们都有悠久的海外贸易史，一大重要区别是，广东往往是坐商，坐等海外商船到来，福建往往是行商，在致富精神鼓舞下，闽商不惜与风浪作伴，扬帆海外。如元末的林氏家族，重金制成大型商船，远走南洋诸国，后来形成了几百人之众的大海商集团。明朝成化年间，市舶司由泉州移至福州，福州港再次成为福建港口的龙头老大。在福州市区，有一座万寿桥，这座不起眼的桥建于明代，原名尚公桥。尚公，就是朝廷派驻福建的市舶太监尚春，由他负责管理海外朝贡和贸易事务。尚公桥附近，有一座柔远驿，是当年接待海外商人的地方，相当于福州的迎宾馆。
我曾经看过19世纪40年代来华的英国画家笔下的福州港。画面上，一条长桥连接城市和闽江上的岛屿，城市和岛上，都耸立着充当航海标志的高塔。港湾里，帆樯云集，岸边，一些中国人在悠闲观望。事实上，近代欧洲人不远万里来到福州港时，从他们留下的文字看，说是惊艳，毫不夸张：“福州城中有建筑物覆盖的面积大约为宁波的2倍，上海的3倍，厦门的5倍。我所听到的最低估计是，福州的人口有50多万，本人倾向于把这个数字增加到60万。这个数字应该不会过大，因为只要想一下城墙有二三十里长，城内面积都为建筑物覆盖。”——如果我们知道，当时欧洲的著名城市如阿姆斯特丹，以及欧洲排名第二的大港巴塞罗那的人口，也远未达到60万时，就会清楚，19世纪中叶的福州如何因地当要道而兴盛如斯。
最早到福州通商的西方国家是葡萄牙，紧接着是西班牙、英国和美国。1847年前后，在一个传教士眼里，福州沿着江岸都是商人住宅和货栈，南台一侧建成了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公使馆、海关，以及外商的住宅和商馆。1855年，三家从事贸易的英国公司和两家美国公司共输出茶叶15739700磅，此后3年，平均每年有35476900磅输出。
进入19世纪60年代，福州茶叶贸易更加蒸蒸日上，“各国船只驶闽运茶者遽呈争先恐后之状，福州由是遂成驰名世界之茶叶集中地”。斯时，茶叶出口占了福州出口总值一半乃至以上，自1866年以后的20年间，从福州港出口的茶叶超过了广州和上海，福州港一举成为全国最大茶叶出口地，每年的出口量竟占全国以上。这些茶叶几乎都由闽江上游水运而来，在福州港转手后，送上远洋商船，福建茶叶的清香随之弥漫了大半个地球：从英国到美国，从新西兰到意大利，从南非到澳大利亚，从俄罗斯到新加坡，福建茶叶都是驰名一时的名优产品。由于对外贸易扩大，各国纷纷在福州设立商业机构。1867年，据闽海关统计，福州已有15家英国洋行，3家美国洋行，2家德国洋行，1家布津吉商行，3家银行，2家货栈和1家印刷局。可以说，在当时，福州乃是远东地区最为国际化的城市之一。与海外的诸多联系必然使这座城市处于西风东渐的潮头，这里的知识分子也就比内地同行更早睁开眼睛看世界，从林则徐到严复，从沈葆桢到林觉民，莫不如此。
闽江即将流入大海的马尾港，有一座江心洲，洲上有一座高耸的石塔，那些远到而来的外国商船把它亲切地称做中国塔，看见这座塔，就意味着“烟柳繁盛之地，温柔富贵之乡”的福州城快到了。这座中国塔的正式名称是罗星塔，直到今天，它仍然高高耸立于闽江之畔，只不过，几百年沧海桑田的巨变，原本的江心洲已与大陆联结在一起。在明初，罗星塔就被绘入了《郑和航海图》，以后又被收入《航海针经图》，是国际公认的海上重要航标。马尾与福州的关系，恰如吴淞口与上海一样。
就在福州港以茶叶为龙头走向全面繁盛的19世纪60年代，一个饱含了近代中国人希望与屈辱的机构在马尾港“应运而生”，那就是声名昭著的福建船政。
19世纪中叶，那是一个中国遭遇2000年未有之变局的大动荡时代，一些有识之士渐渐从对洋人的恐惧与诅咒中走出来，于是，守旧与启蒙俱在，封闭与开放同行，而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是当时的时代最强音。福建船政就是这种精神的产物。今天的马尾是一个远离市区的小镇，但在140年前，这里却是全中国最具国际性和全球意识的地方，在这里，诞生了若干个中国第一：第一家现代造船厂，第一座现代海军学堂，第一艘千吨级舰船，第一只铁甲船，第一架飞机，第一台实用蒸汽机，第一条海底电缆，第一架探照灯……当东邻日本来到马尾港时，对马尾造船厂的宏大规模艳羡不已。至于从这里出发的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扬威号史无前例地前往南洋各国访问时，当地华商面对来自祖国的军舰，激动得潸然泪下。
福州港的衰落和中法马尾之战以及新航线的开辟密不可分。前者是谁都能看得出的表象，后者则是需要深入分析才能洞悉的内因。
1884年8月23日下午，中法两支舰队在罗星塔下的闽江交战，仅仅7分钟，由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指挥的中国舰队就丧失了还手之力，半个小时后，这场近乎屠杀的战斗以福建水师的全军覆没告终。此后，法军在罗星塔下登陆，并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炮击马尾造船厂、水师学堂和福州市区，曾寄托了大清国中兴希望的福建船政变成一片耻辱的瓦砾。
对福州港来说，比这场失败的战争影响更大之处还在于，随着西方列强进一步渗透，长江航线和北洋航线相继开辟，汉口、九江、天津、营口等沿江沿海城市接连开放，外国商人可以通过长江直入中国腹地，也可从天津和营口进入华北，于是，福州作为中国重要贸易口岸的地位动摇了。1921年，福州人口仅为32万，也就是说，经过大半个世纪，这座城市的人口竟然减少了一半。至于贸易额，福州曾高居各个开放口岸之首，但这时已不到比它后开埠的天津的1/10。
在全面来临的大萧条中，福州商人及时地选择了向海外发展。海外发展的初衷是不得已的离开，没想到却开拓出了另一片新天地。这些信守“三分靠注定，七分靠打拼”的闽商下南洋，走欧美，如同生命力旺盛的种子，被命运抛洒到哪里，就在哪里发芽生根。据清末外交家薛福成统计，当时的吕宋、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南洋国家的工矿、商贸和种植园，6成以上为华人控制，而其中福建人占一半左右。如今，遍布全球的5000多万海外华人华侨中，闽籍占1/5，分布在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华商500强中，闽商占了1/10多。
厦门：通往未来的航程
从漳州到达厦门时，天色已晚，匆匆放下行李，我直奔当地人所说的轮渡码头而去。眼前，有一线蔚蓝色的水，风乍起，水波荡漾。在我正对面，是一座修长的岛屿，岛上起伏着热带植物和红色的屋顶，那就是著名的鼓浪屿了。海风越来越劲，刮得脸发痛。路灯下，巨大的厦门港霓虹闪烁。林立的高楼，操着各地语言的游人，漫长的海湾，来来往往的游艇，这一切都说明，厦门是一座美丽的港口城市。次日，当我坐上快艇，绕过鼓浪屿和海沧大桥，来到真正的大海之上时，以我这个外行的眼光也能看出，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注定了厦门是不可多得的天然良港。古人说过，有才华的人就像锥子放在布袋里，早晚要露出锋芒的。同理，优秀的港口也早晚会显露它的价值和意义。
四大港中，厦门港的历史最短。当月港这个偏远之地也因半开放的海禁政策成为小苏杭时，厦门还不叫厦门，还是一个叫中卫所的类似于边防检查站的地方。它的责任，就是对那些从月港出来准备进入大海的商船做最后一次盘查。此消彼长是永恒的定律，当月港的商船尽数驶离，繁华事散，历史把机遇的接力棒顺手递给了厦门。从此，厦门一步步迎来了它风姿绰约的锦瑟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