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高高在上，却并非都铁板一块、顽固不化。在他们身边，固然有一些伴君如伴虎的提心吊胆，但也有一般人所不能体会的乐趣。从顺治到光绪，每个皇帝都有自己独到的统治手段，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了解他们那些隐秘或公开的往事，实在是一件极其有趣的事情。
整个清朝，顺治帝比较开明、仁慈，又是入关后的第一任皇帝。说皇帝的事，那就先从他开始吧！
顺治的悲悯情怀
顺治（1638—1661）名福临，是皇太极的第九子。说起他，人们的脑海里很容易浮现出一个多情种子的形象。传说他因了董鄂妃的逝去，伤心得想跑到五台山去当和尚。后来出家未遂，不久便抑郁而终。这个故事有许多版本，是否真实，难以考证。其本质上不过是历史上“不爱江山爱美人”故事的重演。其实，对爱情绝望了，宣泄的方式有多种，顺治偏偏选择遁入佛门。这说明他对“佛”是看重的。
从史实看，顺治也确实具有一颗“佛心”。——佛有悲天悯人的情怀，顺治亦对尘世万物充满了悯恤之心。这一点他们是相通的。
顺治时代的生产力尚不十分发达，粮食问题仍然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且由于当时的自然灾害预警机制很不完善，抗灾救灾的水平非常低下，一旦遇到洪灾旱灾，守着田地度日的苍生就只能背井离乡，以乞讨为生。由此便也常常出现饿殍遍野的惨象。
顺治对民情是相当体恤的。他即位时才六岁，至二十四岁崩殂，在位约十八年。在他不太长的皇帝生涯里，他下诏免去受灾民众的税赋达二百多次。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月里，《清史稿》还记载免去灾赋六次，涉及郡县达六十三个。如果说早年下的免税赋诏书，可能是摄政王多尔衮等人的意见，那此时的顺治已经成人，免灾赋的行为应该包含了他的主观判断。
这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顺治确实是一个具有悲悯心的人。
顺治的悲悯，还体现在珍惜民力上。
顺治亲政时约十四岁，亲政的前一天，户部尚书觉罗巴哈纳有事上奏，待奏完，顺治问道：“外间钱粮，有无益之费否？”巴哈纳等奏道：“有这个事情。现在北京的建设，用的是临清地方的砖，还专门派了官员在那里监烧，烧完后再经过漕船水运到通州，再经五闸才抵京城，花了不少运费。”巴哈纳说的这些地方，都还在现在的北京城里，但当时的城市建设落后，交通不发达，运砖之费十分巨大。顺治听到这个情况，即刻降旨要求“临清烧造城砖，著永行停止，原差官撤回”。关于这件事，《清史稿·世祖本纪》里有“己未，罢临清岁造城砖”的记载。
对于民间一些费钱又费力的“拍马屁”动作，顺治也是比较清醒的。罢烧临清砖后第三天，江西又造了一个龙碗送上来，想得到皇上的恩宠。可顺治根本不吃这一套，他说，我正想节用民力，与民休息，“烧造龙碗，自江西解京，动用人夫，苦累驿递，造此何益？以后永行停止”。其珍惜民力，由此可见一斑。
顺治一朝，为人所诟病的，莫过于圈地。
圈地一事，从顺治的出发点来说，主要是为了免除民族之间的纷扰。即通过圈地，使满人的田地与汉人的田地各有疆界，互不干扰。但在操作过程中，由于地方官良莠不齐，有的地方官只圈不补，或是多圈少补，致使汉人失地甚多，民怨四起。在行使皇权之时，顺治亦多次有免除“圈地”的举动，可见其既慈悲而又无可如何的心态。站在顺治的立场上想一想，作为满族人，他当然要维护满清贵族的利益；而作为一国的皇帝，要想获得永久的治理权，又必须得到百姓的拥戴。
不实行圈地运动行不行呢？从他的政权来说，当然不行。不圈地，入关后的满族诸王、勋臣无法安置，八旗官兵的生计无法解决。圈地，势必骚扰百姓，招来民怨。但当时情势所迫，圈地一事，顺治不得不为。
值得一提的是，到顺治四年，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基本停止。换句话说，顺治这一朝的圈地，所发生的时间，正好是顺治的童年时期。圈地的真正掌舵人，是摄政王多尔衮。只是，顺治作为皇帝，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老百姓和后来的人，自然会不期然地把账算到他头上，让他背这个黑锅。
历史学家孟森在《清史讲义》里有一个评价，他认为圈地是清朝开国时不得已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在历史上讲是可以原谅的，况且顺治有明确表示“不得已”的意思，比明朝那些只知道溺爱子弟、贪婪地索要老百姓田地的人，是要好一些的。（孟森的原文为：“当开国时不得已而暂行，则在历史上固为可恕，且世祖（顺治）明有不得已之表示，较之明代溺爱子弟，向国民婪索庄田者，尚较有羞恶是非之心。”）孟森这个评价，大抵是中肯的。
对于那些降臣降将，顺治也是宽容的。李自成的重臣牛金星入清后，父子二人都得到重用。当时有个叫常若柱的人向顺治弹劾牛氏父子，“请将金星父子立正国法，以申公义，快人心”。顺治下旨，认为“流贼伪官投诚者多能效力。若柱此奏，殊不合理，应议处”。结果常若柱被罢归。
顺治并非是个十全十美的人。在他一朝，亦有许多事情叫人齿寒。比如，“逃人”一事，就为后世所谴责。开国战争时，满人常捕汉人为奴，汉人受不了虐待，常常逃跑。顺治时代，对此追捕甚急，亦很苛酷。顺治在自己所下的诏书中，对此也有忏悔。
总的看，顺治是一个具有慈悲心的人。他这一朝，确实也基本“顺治”。
《清史稿》赞他：“勤政爱民，孜孜求治。清赋役以革横征，定律令以涤冤滥。蠲租贷赋，史不绝书。”——这基本是符合事实的。
康熙十八年的科考
1679年，是康熙当皇帝的第十八个年头了。这一年，吴三桂正在闹着叛乱。人心未定，四海惊恐。虽然明朝已经亡去了几十年，但一些读书人似乎并没有忘记那个已经逝去了的年代。年轻的康熙帝为此伤透了脑筋。对于素抱天下之志的他来说，怎样把这样一个乱世抹平，把那些有着强大影响力的读书人笼络到自己的麾下，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古语云：“学而优则仕。”读书人大多是慕求功名的。对于功名的诱惑，很多读书人缺乏免疫力。有了这个心理基础，康熙要达成“笼络人心”的宏愿就要容易得多。你既然要功名，就给你功名嘛。堂堂一个大清帝国，给几个优秀的读书人一顶官帽，那不是容易的事吗？
于是，在正常的科举考试之外，这一年增设了“博学鸿词”科。这次开科，与往常的考试不同。平日的科举考试，是经过层层选拔，从普通读书人中选出佼佼者。这次考试，来的却不是普通的读书人。史料记载，参加这次考试者，都要由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在外总督、巡抚等大吏先行荐举，然后汇集京城，统一上殿参加考试。可以看出，有资格参加这次考试的人，肯定是名动一方的名士，有着过人的才能。——这样的人自然不会太多。参加这次考试者，最终符合条件的只有154个，朝廷从中录取了50个。据传，当时除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拒不接受荐举外，其他如朱彝尊、汪琬、毛奇龄、施闰章等都应选录取，入翰林院纂修《明史》。也就是说，凡有文名者，基本上都被康熙笼入门下。
康熙帝是聪明的。稳定天下，首要的是稳住读书人之心。因为，在政治上最喜欢持异见者，大多是喜欢思考的文人，把文人的嘴封住了，实际上也就封住了大片的舆论。可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你皇帝有你皇帝的想法，我读书人有我读书人的“小九九”。刚刚从明朝转换到清朝，如何认同清朝这个问题，时时是横亘在读书人心中的一道硬坎，有些人迈过去了，有些人左右徘徊，有些人却始终采取了抵触的态度。在气节与功名前面，读书人的心态又是何等复杂啊！这次考试，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决绝型。如顾炎武，顾氏以明朝遗民自况，多次参与抗清斗争，誓不与清朝合作，要他参加科考，自然是严辞拒绝。又如傅山（即傅青主），他誓死不愿应召，被地方官强迫抬至京师，也是装病强辞不就，康熙迫不得已，下诏免试，给了他一个“内阁中书”的官，可他也不谢恩，表现出一种抵抗到底的态度。
第二种是徘徊型。最典型的是朱彝尊。作为一个读书人，他怀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梦想；作为明朝遗民，民族精神的薰染又时时教育他不要与清朝合作。可这一年，他都五十二岁了，再不应试，就意味着可能失去人生最后辉煌的机会。他是矛盾的。在入京赴试的时候，他携带了一本《乐府补题》。这本书反映了宋末遗民怀念故国之心境。在清朝初定天下之际，把这样一本书放在身边，多少表现了一种怀念旧朝的心态。但他还是参加了考试。对这样的人是应该重视的。康熙把朱彝尊放在一等录取，给了他隆重的礼遇。这种知遇之恩，如何不叫他感动，他又怎能再徘徊？
第三种是主动迎合型。不能说这样的人没有民族气节，清朝已得天下是当时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不识时务地与之抗拒，还是利用自己的才能在其中谋得一席之地？许多人主动选择了后者。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主动参与客观上改变了官场的结构，提升了整个官场的文化素质。
我们常喜欢用“文治武功”来评价一个朝代。康熙一朝的武功自不必说，“文治”倒是在这一年才放出点光彩。这次考试，一方面，重拾了天下读书人的信心，使他们主动融入到当局的政治建设中，夯实了统治的基础。另一方面，这次考试选拔了一批优秀的读书人，让他们参与《明史》撰修，确保了这部史书的质量，——这实在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义正辞严的背后
雍正的驭人之术是有一套的。他作皇子时，建立了智囊团，养了一群谋士。一般来说，对自己的智囊，应该是沟通无间、坦诚相待，这样才能让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雍正对这些“奴才”，保持了很深的城府，对他们的忠诚建议和“金玉良言”，不仅不轻易赞成，甚至还时时敲打他们、加以训斥，以显示自己的高明和贤良。他常常是那样底气充沛、义正辞严，简直就是圣人的化身。
这当然是一种假象，但我们可别小看这种虚伪。在权谋社会中，这有时也是一种力量，可以给人换来好名声，带来更多的支持者。
雍正对戴铎“十启”的处理，可视为他矫情地呵斥下属的经典案例。
戴铎是雍正豢养的一个谋士。这个人在历史上名声不显，现在知道他的人不多了。但这个人做了一件让历史不会忘记的事，就是他在自己的主子还是皇子时，给主子上了“十启”（即十份建议），劝主子去夺取皇位，并献上了自己的一些对策办法。
对这些建议，雍正是怎样表现的呢？
这位高明的主子，表现出一付高深莫测的样子。
戴铎上第一启的时候，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正是各皇子争夺皇位的关键时期，在这份折子里，戴铎说了许多表忠心、拍马屁的话，同时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要搞好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无不相得”。二是要和臣僚、下属搞好关系，广积人脉。三是不要掺和是非，不要计较小利。四是要多奖掖提拔优秀人才，为自己的未来打造一支队伍。
雍正内心里非常想当皇帝，对于这几条忠恳建议，却表现出一付很淡漠的样子。他的批复大意是：这些话虽然是金石之言，但对我却一点用也没有。我若有当皇帝的心，断不会这样行事的，况且这（当皇帝）是一件苦差事，避之都惟恐不及，哪里还会主动去追求？至于君臣利害、终身荣辱的关键，根本不在于这个事情（当皇帝）。我只想无祸无福，至终保任，所以你就放心好了。像你这样的居心和言语，以后不可再有，慎之慎之。这段话说得很艺术，既把自己想当皇帝的心思掩埋起来了，又教训了下属。如果传到外面，还可以让人们看到他淡泊功名利禄的圣人形象。这对于他自身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一股“正能量”，有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
戴铎的第七启写得颇有意思。
这一启写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大意是，雍正要成就当皇帝的大业，必须找一处练兵屯粮之所。戴铎自陈愿意去台湾，“替主子屯聚训练，亦可为将来之退计”。对于这个建议，雍正更是大义凛然，将其驳斥了一通。雍正说：“你这样人，我以国士待你，比骂我的还利害。你若如此存心，不是非灾，必遭天谴。我劝你好好做你的道罢。”显然，雍正对戴铎这个折子里的建议很不以为然。但他难道真的不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吗？其实，他早就在西北边陲放置了自己的心腹大将年羹尧，哪里还用得着你戴铎？这借势一骂，又给自己的公众形象加了分。
再来说说戴铎的第九启。
这一启写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这一年，康熙的宠臣李光地被从福建召回，传闻是为了商量立太子的事，戴铎怕别人当上太子，仗着与李光地相熟的面子，秘密地向李光地探听消息，并向其建言，夸耀自己的主子“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同时还对李光地许诺，“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
戴铎此启主要就是向雍正汇报这件事，借机还分析了几个王爷的优劣和当皇帝的可能性，他的本意当然是无比忠诚地希望自己主子当上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