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葛兰西思想的研究群体看来，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等事件说明了葛兰西思想在历史发展中得到了验证。葛兰西思想中包含了对社会历史的反思和政治文化观念，而且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政治文化的发展进程。当我们探讨葛兰西思想时，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和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现实的沉思。
如果按时间顺序来看葛兰西的政治思想，应该把1917年至1927年与1927年至1937年分成为葛兰西思想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而产生这两个不同阶段的原因当追溯到1913年葛兰西加入意大利社会党的时候，意大利社会党的政治文化观念深受实证主义思想影响，普遍存在着把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是社会和整个世界的科学的倾向，把社会存在的规律看成如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规律一样的必然规律。其目的是让持进化论主张的改良主义带上科学的面具。在他们的理论中，都认为历史发展进程中并没有飞跃，同时，革命的改良主义还认为在进化过程中，由于经济、社会和历史不断发展所带来的不可推延的普遍要求，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革命。改良主义不仅认为恩格斯在关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采取的议会斗争的方式存在着必然的社会进化论思想，而且认为普列汉诺夫等革命家也属于改良主义者。从意大利社会党内革命派的政治倾向来看，考茨基的思想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虽然在1914年，考茨基还没有发表关于通过暴动起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的主张，但他一向强调社会党人应当独立于其他任何政党，预言在经济、社会关系进化的必然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客观经济矛盾发展到破裂的时候必将会如同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灭亡。考茨基的这种实证主义的推理方式，在意大利社会党人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并且意大利社会党中革命的社会主义派与工人主义派之间还有着广泛的联系。
如果说葛兰西以前的意大利社会党人中存在着的改良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理论主张的斗争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那么，葛兰西接受马克思主义观念源出于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是葛兰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生长点。拉布里奥拉是19世纪末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主要阐述者，是克罗齐在知识上和政治上的导师，也是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的导师，列宁早在创建布尔什维克的时候就发现，拉布里奥拉的理论研究中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新鲜内容，而且明确地把拉布里奥拉的马克思主义观当作一种独立和完整的社会主义学说。在拉布里奥拉之后，葛兰西之前，意大利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蒙多尔佛重新阐述并发扬光大了拉布里奥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他也成为葛兰西转向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引导者。显然，蒙多尔佛深受拉布里奥拉的影响，但同时也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核心思想，领悟了其中包含着的人的思想与行为、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内在联系。此外，在与实证主义观点的斗争中，意大利思想家乔治·索雷尔对葛兰西的思想也产生过重要影响，他研究了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并从意大利社会党中分离出革命工团主义，但索雷尔也因此成为社会党的最大异端。在第一个阶段，葛兰西继承了拉布里奥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的基本观点。
克罗齐、拉布里奥拉、蒙多尔佛，这些对葛兰西思想产生影响的思想家们，都是以反对实证主义著称的，虽然在对葛兰西的研究中，有人指称葛兰西思想一直依赖于克罗齐的黑格尔主义传统，但我们从对葛兰西思想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他的思想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而且在每一个阶段都表现出连续性的特点。
第一个阶段当从1917年始至1927年。这一阶段，葛兰西作为“革命的”社会党人，已经从新黑格尔主义的唯心主义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在初期，葛兰西还持新黑格尔主义的观点，但其思想倾向已经出现了对克罗齐的偏离。虽然他仍然把自我意识作为历史理论的核心，但开始向无产阶级的立场转变。此后，葛兰西摆脱了意大利社会党的影响，力图从左翼的角度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特点进行校正。也即是说，他试图拒绝按照资本主义的客观现实采取措施，而主张通过积极主动的姿态在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20世纪20年代以后，葛兰西在意大利的工人运动中发现了苏维埃的萌芽，他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变动及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存在着充满活力的集体意识和充满变革的主观愿望，而广大群众和革命者们则已经具有了一种振奋的革命精神，这就使葛兰西开始把唯心主义的观点置于马克思和列宁之后，并把自己的立场转向列宁主义。1924年，葛兰西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力图用列宁主义的现实主义方法联合各种政治力量，在法西斯主义开始出现的时候，葛兰西的政治实践已经上升到了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策略，并把它运用到反法西斯主义的团结政策中。
第二个阶段是1928年至1937年，这是葛兰西在狱中从一个具有敏锐理论直觉的博学的政治家变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家的过程。葛兰西的转变，不仅是理论上走向成熟的必然，而且与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实践需要有着内在的联系。当时意大利共产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左翼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法西斯主义为何能比社会主义的革命更为迅猛强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的解释方式、意大利共产党的策略的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共产主义的总策略是否需要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做出修正、调整？这些问题成为葛兰西深刻思考的内容，并在他那里得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答案。可以说，葛兰西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一个理论反思过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开创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成为影响20世纪文化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也是葛兰西《狱中札记》一书中所包含着的思想。
第一节 《狱中札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狱中札记》里，葛兰西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并不多，但我们从葛兰西的历史分析方法中可以看到，葛兰西无疑是沿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并从历史发展的变化中有效整理了知识分子在不同民族、不同历史阶段中的作用。在比较了法意两国资产阶级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后，葛兰西明确地指出：“如果在意大利没有形成雅各宾党，原因就要到经济领域去寻找，也就是说到意大利资产阶级的相对软弱以及1815年之后欧洲不同的历史氛围中去寻找。”（1）这种历史分析的立足点无疑反映了葛兰西自觉地站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立场上探索现代社会的思维方式。
葛兰西在札记中正确区分了貌似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经济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严格界限，并揭示了意大利社会学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借着批判历史经济主义之名而试图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改良主义的理论实质。
我们把葛兰西的复杂思想整理成为文化政治学和政治哲学，那么其出发点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他根据马基雅弗利《君主论》的思想，探索现代政治科学与历史科学的革新所形成的内在联系。从马基雅弗利的研究中得到的启发就是：“政治科学是自主的活动，它具有与道德和宗教不同的自身原则和规律。”（2）因此，他把政治科学看成是具有世界观意义的理论，而这个理论的基本立场，就是“没有抽象、固定和一成不变的‘人性’……；人性是由历史决定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性是一种历史事实。”（3）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阐述的思想成为葛兰西阐述文化政治学的基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
葛兰西从实践哲学的基础出发，把政治科学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这是建立在他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梳理的理论基础上。葛兰西发现在他早期所接受的克罗齐的实践哲学的框架中，实践被囿于绝对精神的领域里，因此，他认为实践哲学的问题首先是应当确定政治活动的辩证立场在上层建筑中的特定层次。如果把上层建筑的不同层次仍然置于不加区分的状态，只能带来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但问题在于怎样才能把政治与历史等同、把全部社会生活与政治等同起来，从而把上层建筑的整个体系理解为政治活动的内部区别？葛兰西的分析既是对克罗齐以来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也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新的理解。
首先，从世界观的意义来说，一个世界观能否具有独立的意义，能否承担集体生活的全部责任，这是衡量世界观的标准。世界观既具有常识的意义，也具有政治意义。从常识的意义来看，相信存在即自然，但这只有在自然的、常识的范围内才具有意义；但政治实践的标准却表明在历史过程中的重要转折关头，在每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原来以不同的“政党”面目出现的各种社会集团都会走到一起并形成统一的集团，从而在世界观的层面上论证了政党存在的现实意义。葛兰西认为，世界观的整体性应当通过政党坚如磐石的整体性体现出来，从而实现领袖与群众的一致性和协调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世界观就不是建立在天然自然的基础上，而是要看到任何存在都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于某些条件的存在而存在，条件一旦消失就会引起相应的后果。承认历史条件的变化对社会政治实践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出发点，也是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基本出发点。
其次，对历史经济主义的批判，是葛兰西区分修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工团主义的理论是否导源于实践？经济主义与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从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以及马克思对蒲鲁东思想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从批判亚当·斯密的理论进而发展到对大卫·李嘉图理论的批判，从而进入到经济学的理论深处，最后全面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规律、揭示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趋势。葛兰西则试图通过对现代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区分而廓清经济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异质性，从而摆脱历史经济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源性之误读。
在葛兰西看来，意大利思想界把历史经济主义产生的原因归源于实践哲学对经济历史文献的肤浅污染，并且把自由贸易的思想体系和理论工团主义联系在一起。然而，这种在理论上的混同实际上是由于没有正确区分社会不同阶级的构成而造成的。葛兰西指出，自由贸易的思想体系与理论工团主义的意义并不相同，自由贸易的思想体系属于占主导地位和领导地位的社会集团，而理论工团主义却属于从属地位的社会集团，是处于自发状态、尚未认识到自身力量、种种可能性以及发展方式的社会集团的意识，按照葛兰西的区分，它们实际上是属于不同社会集团的思想意识。而自由贸易的思想体系是建立在错误理论、建立在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区别的基础上，实际上，在自由贸易思想体系产生的社会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是被表现为同一个有机整体的社会。因为在其中：“由于市民社会和国家为同一物，必须搞清laisse-faire（自由主义、放任）也是国家‘干预’的一种形式”，而且“这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政策，明确自身的目的，不是经济事实的自发和自主的体现。因此，放任的自由主义是一个政治纲领，旨在改变——在成功的范围内——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选，以及改变国家本身的经济纲领——即国民收入的分配。”（5）而理论工团主义则由于自身的历史条件限制，无法跨越经济社团的阶段而上升到市民社会的伦理政治统治地位和支配国家的地位。葛兰西区分了自由贸易思想体系与理论工团主义所处上层建筑的不同层次，他指出，在“放任的自由主义阶段，人们探讨的是统治阶级的一个派别，他们希望修改政府的政策，而不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受到威胁的是在政府机关轮替的各个统治阶级政党，而不是新兴政治社会的基础和组织，更不是新型的市民社会。”但“在理论工团主义运动的情况下……实际上牺牲了从属集团要求体现的独立和自主，取而代之的是统治阶级的精神霸权，这恰恰是因为工团主义只是放任的自由主义的一个方面，而后者经过几个被肢解的实践哲学定理证明为正确的”。（6）显然，在意大利社会党中存在着的理论工团主义及其运动并不是真正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而是在被肢解了的、片面化的理论上形成的修正主义。葛兰西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作为统治阶级，“考虑被领导集团的利益和倾向是获得领导权的前提，必须达成一定的折衷平衡——换言之，领导集团应当做出某种经济社团性质的牺牲，但同样无疑的是，这些牺牲和折衷的做法都不能触动根本，因为尽管领导权属于伦理政治的范畴，它同时也必须属于经济的范畴，必须以领导集团在经济活动中的根本中心所执行的决定性职能为基础。”（7）葛兰西把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思想时所创作的《哲学的贫困》一文当作批判理论工团主义的有力武器：“供研究经济主义、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一点参考是《哲学的贫困》中的一段话：社会阶级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就是工会的个别成员不必再单纯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奋斗，而是为捍卫和发展组织本身。”葛兰西借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归根结底，经济只是历史的主要成因”，从历史认识论的理论层面上来说，它是“人们在意识形态的水平上意识到经济世界的冲突”。（8）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葛兰西并没有直接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层面上，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对意大利现实工人运动中的错误思想及其形成的理论根源进行了深入剖析。不仅如此，葛兰西还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理解中提升了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他在专门的注解中，戏谑性地把理论工团主义与蒲鲁东的思想对照着进行分析：“回忆《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批判和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释等研究同样也适用于乔别蒂和意大利普通自由主义者温和派的黑格尔学说，把蒲鲁东与乔别蒂相比，尽管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却可能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趣味和成效非常突出。”（9）
葛兰西把经济主义看成是“实践哲学的最远的传播形式”，以至于“实践哲学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丧失了相当的文化影响力”。但是人们却把经济主义当作历史唯物主义，其主要原因在于忘记了两方面事实：一方面，由于“经济主义”是假定了客观的阐释准则，或者说就是客观的科学性的阐释标准，把直接的私利适用于历史的各个方面——既适用于历史上的“正题”，也适用于历史上的“反题”；另一方面，是对实践哲学所假设的“人民的信仰”以及类似的思想所代表的物质力量造成阐释上的错误，从而对原来思想体系的名声形成了不良影响。从葛兰西在这里对“经济主义”批判来说，葛兰西有效地运用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思想批判的理论方法，特别是对哲学辩证法的误读和误用。不仅如此，葛兰西还指出了经济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已经脱离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而转向寻求与自然科学研究一样的某种确定性的标准。
第三，通过对历史过程的分析提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这是葛兰西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欧洲现代历史过程而形成的理论。按葛兰西所指出的：“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些阶段相互——横向或纵向——隐含，也就是说，根据社会经济活动（横）或国家（纵）相互交织，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合或脱离。每一次结合都可以由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来体现，也有必要考虑国家之间的关系与这些国家内部关系相互交织，创造出独特和具有具体历史意义的新的结合。例如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产生的特定意识形态如果在一个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传播，就会侵犯国家内部相互作用的不同的关系。”（10）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与经济基础密切联系的社会力量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可以用各种精确科学或物理科学的体系来计算，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各种不同的社会阶级的出现提供了基础。这里的各种关系都是实在的事实，可以通过它们检验一个社会是否存在着变革的充分必要条件，即可以检验不同意识形态的实际性和可能性，因为这些意识形态产生于一定的社会中，产生于自身发展过程所包含的各种矛盾中。然而当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关系达到同质性的程度，在社会更大的集团所形成的同质性关系中，却不能自我意识到这种同质性的合理性。只有行业集团的成员会意识到自身的同质性，意识到组织的必要性。在历史发展的另外阶段中，也就是政治通过军事方式来实现的时候，纯粹的军事力量不可能取得支配地位，它只是作为一种行为的技术规范。从历史发展的这三个不同阶段，即作为中间阶段的意识形态与前面一种经济基础研究的科学的、客观的阶段以及后面一种纯粹军事的阶段相比较，意识形态发展的阶段是一种必然，它具有中介性的意义，能够通过同质性的存在事实而过渡到军事力量的阶段。
从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历史的中介性特点来看，历史上并不存在纯粹自主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在研究历史过程中提出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原因就在于有意识的领导权的各种因素无法得到实现，没有留下可靠的历史文献，从而在研究中就把它们归入自主的有意识的领导权中。如果真是作为自主的有意识的领导权，那么就可能陷入机械论中。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必然要区分纯粹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的不同范畴，并区分主张自发性是历史过程中某种内在的客观“手段”的学者和主张自发性是某种“政治”手段的政治冒险家。他指出：“对于前者而言，这是错误的问题，而对于后者来说，其中的根本是直接而粗俗的矛盾，暴露出其明显的实际根源，即用不同的领导权代替现有领导权的直接愿望，甚至学者的错误也有实际根源，只是不如后者有表现更为直接。”（11）
从对意识形态的形成机制的分析中确定意识形态的实践意义，这是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试图要解决的问题。在葛兰西看来：“由于一定的物质生产状况与生产内部各种迥异和‘偶然’集结的社会要素‘自发’结合，人们按照具体的历史关系组织起来，具有明确的感情、见解以及零碎的世界观等等，人们既没有忽视这种‘自发性’，更没有鄙视它。相反，人们对它进行教化、引导，并消除不良的外来影响；旨在通过生动而具有历史效果的手段使它向现代理论看齐。”（12）这种自发性是历史必然的运动的结果，是用以帮助群众树立创造历史和公共机构价值观、创立国家的理论觉悟，群众参与的行为过程，不应当被理解为是政治冒险，而是被统治阶级的真正的政治行动。所以，葛兰西指出，现代理论和群众的启发之间存在着量的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质的差异，它们肯定可以相互转换。意识形态不等同于经院哲学，也不同于自身存在着理论的合理性，如果说现代理论离开了实践而本身被当作具有某种价值的意义来探讨时，就会倒退到经院哲学。意识形态的基础应当是建立在科学的、真理性的基础上，所以，整个意识形态的性质问题就归结为它是否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普遍真理。
按照葛兰西对普遍真理的分析来看，真理的规定性无疑包含这样几点：第一，普遍真理具有推动人们更好地了解不同于发现真理局势的具体现实；第二，在推动和帮助更好地了解具体现实的同时，能够通过同一个现实得以实现。发现真理是一个历史过程，而普遍真理则更关注当下的现实——具体性。普遍真理具有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性，这种同一性扎根于现实性中。葛兰西说：理论真理的真正普遍性“不在于它具有逻辑和形式的连贯性，或是善于混淆敌人的有效论战手段……它们是真实历史发展不断更新的体现”（13）。作为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真理，其历史的统一性不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是不断发展的过程。具体的现实决定了思想的统一，而不是思想的统一决定具体现实的统一。理论真理的普遍性与意识形态的现实性，在具体的现实中实现其统一性。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表述真理的语言环境是保持真理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普遍真理以及用抽象的数学公式表达的真理也概不例外。否则，意识形态就会丧失其现实性的特点。在葛兰西关于真理与意识形态的思考中，真理和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基础并不在于理论上的逻辑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其与现实性的联系。
第二节 重建实践哲学的理论探索
按照葛兰西对实践哲学的定义，实践哲学是一种文化哲学，但它同时又是以历史主义方式思考、把自身看成是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暂时阶段的哲学世界观。甚至于“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改革和发展”（14），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已经从（或者企图从）任何片面的和盲信的意识形态要素中解放出来的哲学”。显然，葛兰西并没有把黑格尔的哲学观念拒之于实践哲学之门外，这也造成了他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不能避免地出现理解上的混乱。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的特征就是认为“在历史发展的某一点上，其特征将是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渡”哲学理论。葛兰西认为以往哲学都根源于社会分裂的社会内部矛盾的表现，但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是不认为自己的哲学体系自觉表现了这些矛盾，都自认为表现了统一的人类精神，表现了历史和自然的统一。葛兰西指出，当实践哲学只是与必然相联系，而没有与现在并不存在着的、以往历史上也未曾存在的自由相联系，这也就在实践哲学中隐含了如果证明矛盾的消失，那么，实践哲学也即将消失或者将被取代，而随着自由王国的到来，思想和观念就不再从矛盾中、从矛盾的必然性中产生。所以，实践哲学在无法回避矛盾存在的今天，对自由王国的理解不可能走得更远，因为它不能断言一个没有矛盾的乌托邦的存在。
葛兰西指出了乌托邦式的实践哲学在理论价值上的有限意义，同时，他也从政治价值的分析中挖掘出乌托邦所具有的哲学功能。例如宗教，宗教具有乌托邦式的性质，它既是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乌托邦，也是最大的“形而上学”，它是以神话的形式调和历史生活中现实矛盾的最宏大的努力。如果深入到宗教的内容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宗教通过断言人类的共同本性、普遍人性而断言存在着一般的人。但乌托邦式的最大特点却表现为现实与乌托邦的分离，这种现象世界与宗教以神话般的方式解说的上帝世界的矛盾，成为激励群众运动的根本原因：“在群众的每一次激进的骚动中，这些要求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以特殊的形式和特殊的意识形态被提出来。”（15）
然而，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哲学却与此不同。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创立的世界观是“使一个时代的文化丰富而又有价值的新世界观”，并且可以按照世界观从哲学上指导这种世界观的生产。葛兰西反对当时流行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是使原来的乌托邦成为科学，并且从科学转化为行动的过程。因为从这种划分来看，极容易造成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对立。葛兰西看到列宁哲学中对于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的理解与马克思在哲学中的重视程度有着不同，但他并不赞成把马克思的思想与列宁的理论割裂开来当作从理论向行动转变的两种不同的性质。在哲学上，虽然列宁对领导权问题的理解并没有达到像马克思强调的那种重要地位，但如果割裂了两者间的关系，就会导致马克思的思想与列宁的理论之间的等级差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理论和行动，既是同质的，又是异质的。就其同质性而言，葛兰西显然把它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就是一种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从精神上开创了一个历史时代，这个时代大概要延续几个世纪，”（16）直到政治社会消失、调整了的社会到来之际。而其异质性，则是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历史的要素，特别是就行动来说，本身“就不是一个理论的要素”（17）。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要从这些隐含着这种世界观的多种多样的智力劳动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去寻找。而且要做好文献学的工作，以极其严谨的精确性、科学上的诚实和智力上的忠诚、没有任何成见地做这项工作。
我认为，葛兰西在这里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如何看待马克思思想发展不同阶段的问题。即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思想家“在一定时期内怀着‘英雄的愤怒’研究过的任何一种新理论，它本身就吸引着学者并整个儿地占有着他的思想个性”。“对于这种理论的研究只是被对于下一种理论的研究所限制，只有在此形成均衡，以及学会进行深刻的研究，而不是屈从于所研究的体系和作者的魅力的时候，这种情况才中止。”（18）理论的发展，必然产生异质性的新理论，而不会被旧的思想所束缚。我们在后来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中读出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思想发展不同阶段的分期，只是从外部环境（也即是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所接受的影响）来进行的划分，而没有深入到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所表现出的异质性差异。
分析一下葛兰西所提出的研究马克思的方法，可以发现葛兰西已经走在异质性问题的前沿。他认为，研究思想原则与研究新颖的思想时，人们对文献记载所作的贡献的重视程度不够。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文献中，原则上构成了我们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双手联弹”工作所实现的同质性关系的理解。“应当提出实践哲学两个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同质性关系问题。当根据他们的相互一致提出一个论断时，这个论断只有在那个问题上才有效。”（19）这种同质性，在葛兰西看来是具体的同质性，而非绝对的无差异的同质性。因此，葛兰西地这里特别指出是“相互一致”地提出论断，而且论断本身具有与问题的相关性。葛兰西并不否认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差异，并不能因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同质性而混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这种对马克思与恩格斯间同质性和异质性关系的分析，与卢卡奇初期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起来的做法相比较，显然更加具体、更加具有客观性的特点。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这是葛兰西在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源与流的关系时所提出的问题。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普列汉诺夫的阶段时，已经滑到庸俗唯物主义的方向上，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正确地考虑马克思思想的根源，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此外，在一些批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中，也存在着联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对立的思想，特别是诸如新康德主义及其他非实证主义和非唯物主义哲学的趋向。然而，马克思主义与它们之间并不是同一种趋向，它们从根本上是异质的。因此，在葛兰西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种思潮从本质上来说缺乏结合的可能性。这需要对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及其文化表现之间所形成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
事实上，在葛兰西所处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遭遇到了双重的修正，一方面的修正是实践哲学的一些要素，被唯心主义所吸收，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试图寻找一种新的理解方式，然而这种理解方式却或者回到传统唯物主义的方法，或者走向了与新康德主义的结合。前一种修正的方式是在知识分子所组成的队伍中，后者则是比较明显地献身于实践，从而形成新的理论重构历史现实主义，以矫正过于思辨的理论，给新的社会集团提供新理论武器。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则处于与在人民群众中流传最为广泛的意识形态以及先验主义的斗争中，并且以为只有用最粗俗、平庸的唯物主义才能克服它们。然而，这种传统唯物主义的理论，从本质上来说本身是由宗教孕育而成的。拉布利奥拉在面对这两种不同方向的修正主义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就表现为他把实践哲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原创的哲学，本身包含着进一步发展的要素，是由对历史的一种解释变成一种一般的哲学。然而，拉布里奥拉的努力却在后来并没有得到坚持和延续，原因何在？是否唯心主义真正能够实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素的结合？葛兰西的分析却深入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文化要素进入现代社会，必须要借助于明显或者隐含着的方式才能改变旧的思维方式。按照葛兰西面对两种不同修正的方式进行分析而形成的结论看来，他对这两个不同方向的进行修正的原因就在于，“要在实践哲学不得不同外来的倾向结成同盟，以便反对仍然存在于人民大众中间，尤其在宗教领域中的前资本主义世界的残余这一事实中去寻找。”（20）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在现今需要面对的两项重要任务：战胜形式精致的现代意识形态，以便组成自己的知识分子集团；教育在文化上仍然处于中世纪的人民大众。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所面临的重要任务，特别是面对人民大众的教育任务，是基本的工作，也是新哲学的性质。
按照葛兰西所指出的，实践哲学在今天的发展方向就是要使哲学结合成一种略高于人民大众的平均水平的文化形式，但它并不适合于同有教养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从现代文化来看，它是一种以唯心主义为标志的现代文化，然而它并没有进入到大众文化的层面上，也没有形成以道德的和科学的内容为主体的教育大纲，这种现代文化，仍然是在有限的社会集团中产生影响的知识贵族的文化。但是贵族文化力量构成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意义，这需要从历史的发展中得到验证，因为贵族文化的影响范围往往局限于极其有限的圈子里，它不可能深入到人民群众中，没有成为集团的信念和信仰，而且自身的发展过程往往因为历史条件的变化而被中止。只有真正进入到人民大众中的文化，才能使实践哲学成为现代人民大众改革的理念。
对文化史的研究，使葛兰西能够从源流上追溯实践哲学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产生作用的内在根据。他指出：实践哲学以“所有过去的文化为前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卡尔文主义和英国古典经济学，世俗的自由主义和存在于整个现代生活观的根子中的这种历史主义。实践哲学是这个整个精神和道德改革运动的顶峰，它使大众文化和高级文化之间的对照成为辩证的对照，它符合于新教改革加法国革命的联结：它既是一种政治的哲学，又是一种也是哲学的政治。”（21）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优秀思想成果的结晶，但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出一直追溯到从文艺复兴和欧洲宗教改革的历史阶段，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征还是有相当的距离。马克思所建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质上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的方法，这种实践性的观念有着其特殊的历史性，而不是从封建时代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一直延续着的精神和观念。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的这一历史分析的内容，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意。但葛兰西是试图从这个历史分析中说明实践哲学并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专有的观念，而是历史上曾经不断发展起来的思想的集成。实践哲学是“一个从属的社会集团的概念”，实践哲学缘起的社会基础“低于掌握国家和对整个行使领导权的水平”，因此也就不可能在知识分子的发展中保持观念和文化形态的平衡性。所以，相对于社会中占领导权地位的文化观念来说，实践哲学就会变成“偏见”或者“迷信”。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鲜见，然而葛兰西的分析却揭开了掩盖在现代社会观念中的面纱。实践哲学这种天然与从属的社会集团的亲和力根据就在于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是现代历史主义的大众方面，但它本身又包含着能够据以取代这种历史主义的原则，在远比哲学更广阔得多的文化史上，每当大众文化因为经历了一个革命阶段和因为人民的矿石中锻造出新的阶段而繁荣起来的时候，就会出现‘唯物主义’的繁荣；相反，与此同时，传统的阶级就会抓住精神哲学不放。处在法国革命和复辟两个历史阶段的黑格尔，赋予思想生活的两个要素唯物主义和唯灵论以辩证的形式，但是他的结合是‘一个以头立地的人’。黑格尔的后继者摧毁了这种统一，有的回到唯物主义体系，有的则返回到唯灵论体系。实践哲学通过其创始人复活了黑格尔主义、费尔巴哈主义和法国唯物主义的一切经验，以便重新建立辩证统一的综合，重建‘以脚立地的人’。黑格尔主义所遇到的被割裂的苦恼，在实践哲学这里也在重复着。”“现代唯心主义的高级文化则力图把实践哲学中适合其需要的部分结合过来，以便找到一剂灵丹。”（22）
现代历史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摧毁黑格尔哲学体系以后所形成的唯物主义方法的实验领域，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一条现实途径。但是，在黑格尔主义甚至是在前黑格尔主义的思想传统中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特别是社会历史自身发展的规律性，赋予了历史主义以现实性的特点。唯物史观从经验出发，从现实的人的存在及其发展出发，一方面构建了历史发展的属人的性质，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历史主义变化发展的目标。在这一点上，葛兰西的思想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续。葛兰西揭示出历史主义形式真正意义上的根源是德国古典哲学提出的，借助于法国政治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实现的。这种理论上的同质性实际上是黑格尔和李嘉图的结合而生产的。葛兰西在这里发现了马克思理论中的深层语意，即马克思的哲学“把李嘉图的发现普遍化了，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把这些发现推广到整个历史之中去了，并从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从中引出新的世界观。”（23）葛兰西从中把黑格尔和李嘉图的理论联结在一起。众所周知，马克思是把亚当·斯密的理论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经指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斯密经济学的颠倒了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是在批判蒲鲁东的时候开始真正认识到李嘉图理论的历史意义，而葛兰西在新黑格尔主义的理论影响下，试图联结李嘉图的理论与黑格尔哲学的相关性，这是一个大胆的假设。因为在葛兰西看来，能够把李嘉图的理论与黑格尔哲学相联系，主要的还在于李嘉图所提出的历史方法。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曾经高度赞扬李嘉图从历史科学的意义上真正实现了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无疑，葛兰西试图在马克思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寻找李嘉图理论上升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意义。因此，他提出，有必要概述李嘉图的尚处于经验规则形式中的形式科学原则，并从中探寻李嘉图原则的历史渊源。在葛兰西看来，李嘉图理论的出现，是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具体的世界阶级”的发展以及随后形成的世界市场相联系的，它们在历史主义的意义上才具有有效性。对李嘉图理论的历史性特点的分析是葛兰西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诚然，葛兰西没有像马克思一样把李嘉图的理论上升到科学性的意义，但通过李嘉图，可以进一步探寻他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内在性”联系，探寻他与罗伯斯庇尔的联系，从中提炼出内在性的意义。这是葛兰西通过对李嘉图、黑格尔和罗伯斯兹尔的研究而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三者统一的内在逻辑基础之尝试。哲学中的物质性统一与经济学的价值统一的劳动以及政治学中由国家统一的市民社会，三者间无不以辩证的方式联结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而对于文化史的研究来说，这三者统一的原则尤为重要。因为文化史和思想史家的研究就是从这些命题中推导出“意义重大的研究标准和批判规则”的。（24）通过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葛兰西回答了恩格斯提出的继承黑格尔哲学遗产的态度，就是把它理解为一个业已完成的历史过程来对待。因此，要在实践哲学发展的更高水平上进行理论综合。
实践哲学是葛兰西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的表现方式，葛兰西是通过实践哲学而进入到了马克思的历史性观念。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必然与自由联系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永远不会给自己提出解决它们的条件还没有成熟的任务”。因为在存在着这些条件的地方，“任务的解决变成‘责任’，而‘意志’则变成‘自由’。”（25）葛兰西把必然性概念的缘起定位于大卫·李嘉图的形式和方法。他说：与其把必然性概念看成是“从自然科学中派生出来的，倒不如说，它是对产生于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特别是对产生于经济科学中，并从大卫·李嘉图那里获得形式和方法论的那些概念的研究和斟酌”。“被决定的市场的概念的事实：就是，科学地发现具有特殊决定性的永恒力量历史地产生了，这些力量的作用以某种‘自动性’——这种自动性容许对于那些在辨认和科学地证实了这些力量的本质以后接受这些力量的个人创举的未来，有一定量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表现出来。”（26）葛兰西用李嘉图的话表述了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基础，就是“被决定的市场”，它是“在生产机构的特定结构中社会力量的特定关系”。这种关系是“由一定的政治、道德和法律的上层建筑所保证的（也就是说，使之永存的——原作者加）。”（27）在葛兰西的思想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得到了强化。对照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批判李嘉图的资产阶级经济科学性质在葛兰西思想中的表现，但是葛兰西对马克思分析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又有着认真的重新阐释：古典经济学得以产生的条件是“为了能够谈论一门新科学或经济科学的一种新概念（这是一回事情——原作者加），必须证明新的力量关系、新的条件、新的前提已经确立，换句话说，必须证明一个具有新的‘自动性’及其现象的新的市场已经‘被决定’，这种‘自动性’作为某种可以和自然现象的自动性相比的某种‘客观’东西表现出来。”（28）接下来葛兰西的分析就表现出与马克思的差异：“古典经济学产生了‘政治经济批判’，但是在我看来，这还不是可能产生的一门新的科学，或科学问题的一种新概念。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被决定的市场’的历史特性及其‘自动性’概念出发，而纯粹的经济学家则把这些要素看成是‘永恒的’和‘自然的’；批判则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方式分析决定市场的力量关系，深入分析它的矛盾，估计与新的要素的出现和加强相联结的变化的可能性，并提出被批判的这门科学的‘暂时性’和‘可取代性’；它把这门科学当作生命也当作死亡来研究，在其心脏中找到必定要瓦解它、取代它的要素，而且提出‘继承人’，必须明显地表现出生命力（等）的继承者。”（29）
葛兰西与马克思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看到：“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武断的’要素”，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并且深刻地扰乱了传统的自动性；但是，“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足以证明新的科学问题的概念，因为这些干预是武断的，程度变化不定，而且不可预见。它所能够证明的就是那种认为经济生活变化了，因而存在一种‘危机’的论断，但这一点不言自明。”“另外，它并不声称旧的‘自动性’已经消失了；它只是断言自动性以比以前更大的程度在主要的经济现象层次上表现出来，而失去控制的只是个别事实。”（30）葛兰西以这种建立在经济生活基础上的改造过了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来探索历史过程中的规律性意义，试图解决历史哲学中的基础和出发点，他必然要回到马克思的立场上来分析。因此，他对经济科学的理论定位也说明了“这不是‘发现’形而上学‘决定论’的法则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确定‘一般’因果性法则的问题，而是一个揭示以某种规律性和自动性发生作用的相对永恒的力量在历史的发展中如何形成的问题。”李嘉图的理论又一次成为葛兰西研究的对象。在葛兰西看来，“在实践哲学的形成中，李嘉图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经济学中的‘价值’概念，而且也因为他在‘哲学上’是重要的，他提出了一种思考和感受历史和生活的方式。”（31）葛兰西所揭示出的就是李嘉图的“假定……”的方法，导致一定结论的前提，确定为实践哲学的创始人的哲学经验的出发点之一。而葛兰西所发现的李嘉图的这一假设性前提，实际上是作为实现向意识形态过渡的一种意识，它“构成一套以‘普遍信念’的形式发挥强有力作用的信念和信条的复合体的时候，必然性就存在了。”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葛兰西偏离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基本观点。葛兰西把它当作一种“包含有已经发展起来或正在发展过程中的，为实现集体意志的冲动所必须的、充分的物质条件”，“同我们认为是智识行为复合体的一定的文化水平不能分割开来，同作为这些行为的产物和结果的、压倒性的——之所以说是压倒性的，是因为它们具有那种引导人们‘不惜任何代价’采取行动的力量——热情和感情的某种复合体也不能分割开来。”（32）
葛兰西的思想形成于新黑格尔主义兴盛的年代，他师从克罗齐，深受新黑格尔主义观念的影响，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新黑格尔主义的思维特征。他对实践哲学的缘起及其形成中理论范式的转变的理解，并没有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相吻合，甚至并没有真正进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中。
注释：
（1）[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2）[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3）[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5）[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
（6）[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124页。
（7）[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
（8）[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9）[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注释②。
（10）[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页。
（11）[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页。
（12）[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页。
（13）[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页。
（14）[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8页。
（15）[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9页。
（16）[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页。
（17）[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页。
（18）[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295页。
（19）[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页。
（20）[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5页。
（21）[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9页。
（22）[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9页。
（23）[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4页。
（24）[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页。
（25）[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页。
（26）[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页。
（27）[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页。
（28）[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页。
（29）[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326页。
（30）[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页。
（31）[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页。
（32）[意]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