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世 我的童年
我于1927年7月2日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北乡东房桥祖屋，一生用过3个名字：学名陆培祥；参军后改名金增；新中国成立后又改名陆坚。
我的曾祖父辈乐善好施，曾在清王朝乾隆年间的一个荒年开仓放粮、救济灾民，并煮了大量米粥供灾民充饥。乾隆皇帝得知此善举后，亲书“惠济桑梓”4个大字以示表彰，并做成金字匾额赐予曾祖父。
我的祖先为何能在大灾之年行此善举，并获皇帝昭彰？得从当时的家境说起。当时，我的曾祖辈在家乡属于商贾士绅人家，殷实富裕。家有高大房屋三开间五进、4个天井：进门是高耸的墙门，墙顶有砖刻的“和气致祥”4个大字，四周是砖雕的文武百官，墙门下是半人高的门槛。“一进”为店面房，开设“济寿堂”药店。第一个天井东侧为书房，西侧是厨房。“二进”是大厅，中堂悬挂着“振绪堂”和乾隆皇帝赐予的“惠济桑梓”金字匾额。厅的东西两面墙上挂满了各式字画，大厅正中摆着偌大的供桌，上面安放名贵的古典摆设，桌子前方两边摆放着多把会客用的大圈盘椅和茶几。“三进”为两厅，中堂悬着“凝瑞堂”金字匾额。厅前天井内东、西两侧各有一个花坛。东侧花坛内种了一棵石榴树，西侧花坛内种了一棵桂花树。据说这两棵树当时都已有100多年树龄，是无锡县最古老的。“四进”为卧室与客厅。“五进”为柴屋、农具室和磨坊。综上所述，我曾祖父家的门第可见一斑。
祖父陆子卿排行第三，最幼小。人们叫他小子卿，自小做药业生意。由于他为人和善、乐于助人，在当地群众中享有较高威望。祖母是位心地善良的佛教信徒，整天念佛，家中木鱼声不断。
父亲陆寿泉又名永春，读过4年私塾，后继承祖业毕生经营“济寿堂”药店，另有薄田10余亩雇人耕种。父亲是个待人热情诚恳、喜做善事之人，谁有困难来店相求，他都能视情接济，甚至无偿相助。如有一天晚上，一个从远道（长径）来无锡求医的病人，在医生处看好病，由4个农民抬着到父亲的药店配药，但此时已身无分文。父亲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不仅免费配了药，还留饭、留宿，他们十分感激，第二天临别时连声道谢。因此，父亲在当地群众中口碑好、威信高。平时，父亲常教育我们“人活在世上要多做善事、好事”，我永远牢记心中。母亲季时新是位贤妻良母，主要操持家务。她读过8年私塾。因此，能协助父亲经营药业，使我家的生活过得尚属安稳，称得上是当时的小康之家。
抗日战争时期，我父母亲接待过无数中共地下工作者和新四军的民运工作人员，经常安排他们在我家吃饭、住宿。直至支持大哥和我兄弟俩参加共产党、新四军。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母亲爱党爱国、思想进步、热心公益、办事公正，建国后一直当选为县人民代表。
父亲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大弟炳泉、二弟法泉均为教师；大妹、小妹也均为贤妻良母。
我有同胞兄弟姐妹7人。大哥兴祥于抗日战争初期参加共产党，以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做党的地下工作，经常叫我为他隐藏秘密文件和进步书籍，如《大众哲学》、《联共布党史》等，以后参加了新四军，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到上海供电局任党委书记。弟弟焕祥是共青团员，曾任无锡市工会委员，以后报名支援后进地区，到苏北沭阳县人民银行工作。一个小弟10个月时因逃难而夭折。大妹荣娥当过教师和干部，60岁时去世。二妹默娥上学后学习用功，成绩优秀，10岁时患脑膜炎不治身亡。小妹爱芬1958年到杭州就读于浙江邮电学校，毕业后在杭州邮电局工作直至退休。
本人于1932年6岁时入学，学习成绩佳，尤其是语文课，次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曾多次参加全地区学校的语文统考和演讲比赛，并荣获奖项。但个性刚强、顽皮，喜打抱不平，绰号“硬石头”。因我的胆子特别大，体质特别好，在玩“打日本鬼子”的游戏中，我游泳最快、爬树最高，干什么都比别人强，所以在大小朋友中颇有威信，大家都愿意跟着我这个“司令员”玩，甚至连打架也言听计从。由于我经常在外惹是生非，少不了有人到家里告状而受到家长责骂，父母因此对我很头痛，不喜欢我。有一天，我将从田野拣到的一枚手榴弹带到学校，同学见到后向老师举报，我就责怪举报人，甚至对他动了手。老师知道后将我叫到办公室训话，批评我违反校纪，我却反驳说：“这个手榴弹是要炸日本鬼子的。”最后，老师没收了手榴弹，并扔进了河里。
我9岁初小毕业，原想上县城报考高小，因日寇入侵没去成，只得就读本镇东房桥小学开设的高小补习班，仅有5名学生。11岁结业后，报考无锡黄土塘怀仁中学。读了一年，因遭遇战乱，加上家道中落而辍学，就此赋闲在家。
1937年腊月无锡沦陷后，日寇经常下乡扫荡，各地陆续出现各种以抗日为名的游击队。1939年后，我家乡在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的发动下，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我大哥陆兴祥已与共产党组织接上关系，并由他发起在东房桥镇上成立了以他为团长、朱仰增同志为副团长、20余名儿童参加的儿童团。该团的活动内容有出过墙报，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以及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教师身份的共产党员鲁乃铭教唱了很多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大刀歌》、《游击队之歌》和《在太行山上》等，还演出宣传抗日的话剧，开展打乒乓、练书法等活动。我们还欢迎何克希司令带领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到我们家乡，慰问因打日本鬼子而负伤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将士。我在儿童团里积极发传单、贴墙报，成了团长大哥的得力助手和机要秘书。有一天，突然有许多人纷纷向东面逃跑，并慌张地告知说日本鬼子来了。而我保管的儿童救亡团团旗还挂在家中，我连忙将旗子收下折叠好用报纸包好，从后门逃走时顺手将旗子塞进稻草堆。我刚放好，日本鬼子就闯进我家搜查，幸亏我动作迅速，不然就要闯大祸了。
在此期间，我大哥还办了一个宣传抗日的刊物《农村文艺》，先后出了10余期，以后因遇险而被迫停刊。
1942年夏天，本镇共产党员陆炳泉同志找我谈话，宣讲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主张坚决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抗日就应当参加共产党、新四军。在他的宣传教育与动员下，我也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陆炳泉同志为我办理了入党手续，告诉我要等上级批准。不久，陆炳泉同志通知我入党申请组织已经批准，并要求我严守党的秘密，不怕牺牲，为抗日多作贡献。从此以后，我的心里就有了无穷的底气，决心做一名勇敢的共产党员。
就在此时，我遇到了一件不平之事，伸张了正义。事情是这样的：我乡有一所小学的5位教师，全靠乡政府向农民按田亩征缴粮食，然后再转发给教师充作工资。可是，这年该乡姓浦的乡长却将收缴来的粮食占为己有，用于吸鸦片烟了。我知道后立即会同一位教师找浦乡长评理，要他立即退出粮食发给教师，不然就武力解决，将他捆绑起来殴打。乡长听后害怕吃苦头，不得不将侵占的粮食悉数分发给了5位教师。
不久，家乡环境万分恶劣：日寇经常下乡扫荡，土匪横行，我家多次被敲诈勒索，经常遭遇不幸。父母不得已将我送往上海一家陶瓷店当学徒，从此让我独自在外过自食其力的生活。但是不到半年，因日本飞机轰炸，物价疯涨，老板小气不让吃饱饭，使我不堪承受。原先每天吃两餐干饭，一餐稀饭，后改为三餐稀饭，我的劳动强度大胃口又好，实在吃不消就向老板提意见，老板又不听，我一气之下就离店回了家。
我的童年是不幸的，战乱致使家道中落，不能继续求学。然而不幸的遭遇也磨炼了我的意志，为日后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础。
我的父母亲
敬爱的父母亲离开我们已三四十年了，母亲死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9年，那年她70岁，身患糖尿病。那时我国还没有治糖尿病的药物，医院无法施治，而“文化大革命”运动又给我家带来深重灾难，抗战时参加共产党的大儿子，被诬指为叛徒、假党员，被造反派日夜残酷批斗。三儿子被戴上老右派帽子，也遭批斗。我被诬指为反对解放军的现行反革命，更加罪大恶极。被批斗后，遣送农村监督劳动。母亲在这病祸交加的压力下，不幸离开了人世。父亲好不容易熬过了“文化大革命”，刚看到太平盛世，却于1980年去世了。
父母亲一生生育了7个子女：4个儿子，3个女儿。抗战开始那年，我那才10个月的小弟，因病加饿，在逃难途中不幸夭折；二妹10岁时于1943年因患脑膜炎不治身亡。
我家世代开设药店，另有薄田10余亩，家境一般，过着温饱生活。
母亲是位贤妻良母，是勤俭持家的当家人，家中一切均由母亲主持掌管。父亲只管药店经营，其他事务均不过问，他对家中发生的所有困难遭遇及祸端，都无心事，如若没有发生过一样，安分守己地生活着。
父母亲的一生，遭遇了无数苦难。“七七”卢沟桥事变，给我家带来了莫大灾难。1937年年底日寇入侵，家乡沦陷，日寇所到之处一路杀人放火，从常熟长江边白卯口登陆的数千日军，向南京方面进攻途经我家时，就在我镇上放火，我家药店内堆放的许多中药材也被鬼子用火枪打着付之一炬，我奔向街中高呼救火，但无人敢搭理，谁也不敢来救火，家中仅我母亲一人，端着脸盆，提着水桶泼水，但无济于事。此时此刻，我母亲急中生智，立即想起房间内的马桶，将一马桶粪便泼上大火，大火顷刻被抑制，然后再用水桶连续泼浇，大火终被熄灭，但房子已被烧掉一半。
就在这天，同时被日本鬼子放火焚烧的还有西街一户人家。在我家周围3个村庄的4家蚕茧行也都被鬼子放火烧成了废墟。
就在这天，我外公、姨母、姑母家的房子，均被鬼子焚烧为一片瓦砾，日寇还在我家附近一个村庄杀死了300多个老百姓。
日寇的恶行在我们心中埋下了仇恨。日寇的侵略，打破了我家原来的温饱安宁生活，就此家道中落。战乱带来了兵匪横行，百姓遭殃。而在此后的日子里，由于我与哥哥先后参加了共产党、新四军，接踵而来的就是父亲屡遭汉奸绑架、土匪勒索，逼得我们卖地借债，家境顿然窘迫，生活陷于困难，母亲不得不去向地主姑母及地主大伯求助借钱，但不仅没有借到分文，还被地主姑母奚落了一番：“你养了两个没出息的末代儿子，不干好事，去当共匪。”此时母亲只得含着眼泪伤心地回家。
有一次，日寇下乡“扫荡”、“清乡”。因汉奸举报我哥参加新四军，日寇将我父亲抓去，要我父亲交出儿子。我父亲否认儿子参加新四军，日寇就对我父亲严刑拷打，还放狼狗咬，致使父亲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最后由我母亲到处托人，通过汉奸花了50担米钱，才将父亲保释回家。母亲见父亲被日本鬼子打得头破血流、血肉模糊、不能动弹，万分痛心，日夜啼哭，同时又只得卖地还债。
几个月后，日寇又一次下乡“扫荡”。我父亲怕再被鬼子抓去，此时从前门已经来不及逃走，连忙向后面跑，想通过地主大伯房子的后门逃到田野去，谁知地主大伯不让我父亲通过。无奈，我父亲连忙再从另一家房子的后门逃出。刚逃出，鬼子就赶到我家中。幸亏逃得快，不然我父亲又将被抓去受一次刑罚，再吃一遍苦。
但是，就在这艰难的时刻，家乡来了共产党、新四军的工作人员。父母亲见他们来家，如见亲人，似待宾客，给他们烧饭沏茶，还留他们住宿在家中。为了接待这些工作人员，拮据的母亲还到亲朋好友处去借钱借粮，热情地招待。其时，每星期总有一两批人员到我家吃饭和住宿。我知道父母亲深怀一个信念：终有一天天会变，天会亮，地主会被打倒，穷人会翻身，人民会当家做主人，共产党会胜利坐天下，领导人民过好日子。
1949年4月21日，一声春雷，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军渡过长江，势如破竹，在向南方进军中，途经我家镇旁。连续两天两夜，日夜盼望两个儿子的母亲坐在镇边大路旁，不停地询问行进中的解放军，我的两个儿子有否过来。等待看望了两天两夜因一直未见踪影，感到大失所望，很悲伤地流泪哭泣。但是她深怀希望，深信两个儿子一定过来了。又过了一个多月，听人们传言上海已经解放，那里有很多原来是新四军的解放军。于是她就去上海寻找，凡驻有解放军的地方全部都找遍了，仍毫无音讯。解放军千千万，谁认识你两个儿子呢！再说我已改名换姓，怎能找得到。后来又听说杭州也解放了，于是我母亲又到杭州寻找了两天，终于找到了我哥哥。母亲万分高兴，问我哥哥弟弟在何处，我哥告诉她，弟弟可能在上海。因当时部队规定不准与家中通信，我尚未告知家中我在何处及详细情况。
上海解放，我因负伤住在浦东白沙镇解放军野战医院。到8月间，我身体基本恢复健康，即向院方请假回无锡老家看望父母。我刚走进老家的镇内，有人就发现了我，随即跑来很多乡亲。他们似见到死而复活的人一样，表示惊奇，然后围着我为我回家而高兴，并向我问长问短、问这问那，直到近晚。母亲见到我一味地高兴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流泪，连声说着：“这下好了，是老祖宗保佑你的。”到了晚上，父母亲就与我细谈我离家后家中所发生的一切。以上所述，均是父母亲告诉我的，我则告诉他俩我离家后到了何处、何地，打了哪些仗，遇到哪些困难和危险，吃过哪些苦。父母亲听后只是流泪不止，同时为我活着回来表示庆幸。
此时，我看到几年不见的父母亲已变了大样。由于两个儿子参加了新四军，要担忧儿子在外是否安全，日夜思念，同时又要受兵匪敲诈勒索的威胁。在此重重压力下，不到50岁的父母亲均已满头白发，显得十分苍老，身体也没有从前那样健康了。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母亲关心国家大事，热心公益，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政策等良好表现，历届县人大会上她都被推选为人民代表，受到群众的赞许。
今天，父母亲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但父母亲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父母亲的一生是艰难的，但没有虚度人生，在世时也为祖国的安危、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出过力、作过贡献，我为我有这样的父母亲感到欣慰，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