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写过一篇小说叫《说有这么一回事》，讲的是民初女校里，女学生云罗和影曼，在排演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过程中，假戏真做，发生了感情，便形影不离，谈起恋爱来。最后“朱丽叶”影曼嫁人，云罗陷入无限的惆怅之中。
这种恋爱关系，大多发生在当时女校的女生之间。1908年，清政府批准成立第一个官办女子师范学堂，兴办女校的火种，在全国点燃——女子学校是女子同性恋爱发展的温床。在这种小型的“女儿国”里，女性之间的情谊得到深入的发展。
但从“姊妹情”到同性恋爱，这中间还是有质的不同的。姐妹情什么时代都有，两个女孩子手挽手走过大街，更是街上常见的风景。那么，姐妹情和女子同性恋爱之间的界限为何？
五四时代女性的同性恋爱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往往更强调精神上的惺惺相惜，有点联合起来反对封建婚姻的意思。虽然在凌叔华的小说中，主人公已经有了某种肉体上的接触：云罗半夜醒来，躺在暖和和的被窝里，头枕着一只温软的胳膊，腰间有一只手搭住，忽觉到一种以前没有过且说不出来的舒服——这种接触带来了愉悦，使女学生们发现了自我身体的美妙。可这到底还是控制在女性之间相互欣赏的范畴内的，精神需求远远大过肉体需求。女性的同盟，它更像是反击苦闷的一种武器。
如果仅就精神接触层面看，姐妹情谊发展得深一点热烈一点，似乎就有同性恋爱的嫌疑。当初，张爱玲的母亲和姑姑联袂出国游学，张爱玲父亲就曾说她们是同性恋爱——真不真倒是其次。恋爱这东西，神龙见首不见尾，也根本无法去考证。可她们携手闯天涯的姿态，倒算是对男权社会的一种反击，放到现在看，依旧先锋。
感情世界原本就是模糊的，今天进明天退，谁也说不准，恋爱的感觉究竟在哪天开始，又在哪天结束，怎么才叫做恋爱？较深厚的女性友谊，如果就算是同性恋爱的话，那么从《海滨故人》到《长恨歌》，故事里那些依偎在一起，低声耳语的女学生们，算不算同性恋爱？这又似乎有点风声鹤唳了。
单纯地从友谊深入发展的角度，来切入当年女子之间的恋爱，显然忽略了问题的复杂性——当我们把目光调向五四以后的民国时代，看那个时代女性之间发展恋爱的奇特风景，我们不能不强调当时的大环境——这时节女性之间的恋爱，多少有点乌托邦的味道，这种乌托邦理想的建造，又有点像是被逼出来的。它是对于当时两性关系的一种反动：两性恋爱没希望了，好男人都结过婚了，没过结婚的实在都不像样子，独身又太孤苦，那么只能和小姐妹们依靠在一起，相互慰藉，共同行走人生路。就像《红楼梦》里小戏子藕官与菂官，在舞台上表演，演着演着就动了情，成了假凤虚凰，恐怕也有社交环境有限的原因。
庐隐在小说《丽石的日记》中，曾借“丽石的日记”写道：“我从不愿从异性那里求安慰，以为和他们——异性——的交接，总觉得不自由。沅清她极和我表同情，因此我们两人从泛泛的友谊上，而变成同性的爱恋了。”丽石和沅清的恋爱，是从对异性世界的抗拒开始的。她们的恋爱实践，有点共同排解人生寂寞、寻找人生出路的意思。丽石把沅清作为灵魂上的伴侣，可沅清到底在家庭的安排下，去同年轻有为的表兄结婚了。丽石终因心脏病死去。
庐隐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异性恋爱行不通，所以丽石和沅清才开始同性恋爱的。在小说中，庐隐特别叙写了“雯薇”和“归生”一女一男两个角色，他们一个走入了婚姻，一个在异性恋爱苦闷中挣扎，但都没能得到幸福。丽石和沅清的恋爱，则可以看成是站在异性恋爱失败废墟上的一种探求。只可惜，这样的恋爱，同样经不起现实的考验。
五四时代，恋爱作为个性解放的一部分，大肆兴起，封建礼教那一套为时代新人们所鄙弃，年轻人的情感之枷，猛然被打开。男人们在这场运动中，占尽先机，感情的岩浆，找到了出口，无限制外流。在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中，很多男人在家里找不到恋爱的感觉，感情没寄托，只能到书寓中去找，和妓女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恋爱关系。遮掩吃醋，打情骂俏，反倒给了男人们一种心理上的纾解。可在新时代，恋爱是被允许的了，男人们走出来读书，女校也纷纷建立，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学校也开始开女禁——男女同校的办学模式，第一次在中华大地上实行，这些都在客观上，给男女恋爱提供了条件。
都是青春年少，不恋爱，简直就是落伍。看那个时代男女之间的情书，其热烈程度，擦根火柴就能点着了。心啊爱啊肉啊，看多了头皮都麻，男女双方对心中的那份情爱，仿佛还没有学会足够的语言技巧去表达，纯靠强度和热度来达成目标。
可“浮荡少年”的出现，又不能不让新女性对男人们丧失信心。“浮荡少年”对爱情抱游戏主义态度：爱情就是玩玩而已。他们从爱情的游戏中寻找心理上的满足。但在这种游戏里，吃亏的大多是女性。当初大家呼吁社交公开，为的是男女两性心智的健康发展，可“浮荡少年”的行径，无疑破坏了社交公开的崇高性，女性们没安全感了。于是，有的人选择独自逃避——抱定独身主义，有的选择联合起来逃避——走到女子同性恋爱的天地里去。
有什么办法呢，情况空前复杂。对于大多数女学生来说，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要坚决反抗，浮荡少年的恶意玩弄要坚决抵抗，可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不少男学生出来读书的时候，都已经在老家有过一次包办婚姻，石评梅两次恋爱以及庐隐的婚姻，都曾遭遇过这种尴尬。
那个时代流行一句话，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可婚姻到底不似恋爱，它有法律效应，婚姻的世界，是讲究一个先来后到的。正房夫人在家中坐着，就算后来者确是动了真感情，是真正伟大的恋爱，但只要男人们没同原配妻子离婚，新女性们就没有名分，她们与爱侣间的结合，顶多也只能算是“事实夫妻”。
新旧交替的时代，中国的两性关系面临的问题，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窘迫，譬如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多么艰难，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巨大。离婚，于心不忍；不离婚，痛苦不堪，最后只能折中，不离，但是也不和原配在一起过。
如此折腾，坚强如许广平者还可以承受，意志稍微薄弱一点的，就受不了了。石评梅选择为了成全爱而独身，就是一种对尴尬的两性关系的望而却步。而她的好友庐隐在爱人郭梦良去世后，返归北京同石评梅的日日相伴，也算是一种相互慰藉——在新的恋爱婚姻中筋疲力尽后，只有女人能懂得女人（她们二人当然不是同性恋爱，只是相互安慰）。
所以说，民国时代女学生之间的同性恋爱有一个痛苦的底子，它包含了对于男性世界的失望，它是在女性认为是污浊的男性情爱的土壤里长出的一朵花。它有点柏拉图之恋的味道，它在发展的最初，不强调肉体关系，顶多算是携手走天涯，相互取暖，相互搀扶，和后来的同性恋爱大不一样。张爱玲晚年写《小团圆》辨识得清：九莉和比比睡在一处，九莉碰到比比结实冰凉的大腿，忽然感觉厌恶，九莉这才放心，原来她们之间不是同性恋爱。
民初的女校里，女学生之间的恋爱，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远离男权的小环境中萌发的。但这样的恋爱发展下去，究竟会如何——为逃避肉欲的男权社会，女性间搭起的情感之桥，到底能不能稳固地存在下去？丁玲在小说《暑假中》就写到几位为抗拒肉欲的社会而立志独身的女教师，在相依为命的日子里，相互产生了感情：承淑爱上了嘉瑛，春芝对德珍有感觉，玉子和娟娟甚至还有恣意接吻的动作……其中的猜疑与嫉妒，给她们带来了痛苦。女子恋爱的世界，同样有着精神上的苦闷，女子们的联盟，仿佛也并没有建立出一个真正无忧无虑的桃花源。
当然，在这种柏拉图式恋爱之外，也有对肉体有需要的女子同性恋爱。郁达夫在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中，就曾从男性的角度，对女子间的恋爱进行了想象性构造。杭州某女校，女学生郑秀岳与冯世芬的友谊，已经发展到上课吃饭自修睡眠散步都在一处。后来冯世芬因恋着小舅舅的缘故，离开了郑秀岳。独居且意志薄弱的郑秀岳，在学校的女金刚李文卿的诱惑和强迫下，与之实行了恋爱。如果说郑秀岳对于冯世芬，是精神上的依恋，那么李文卿对郑秀岳，则完全是肉体上的占有。李文卿这个人物形象，彻底颠覆了以往女子同性恋爱唯美的风格。郁达夫在这篇小说中，不乏露骨的性爱描写（他自己也说这篇小说将要变作他作品中最恶劣的一篇）。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两性关系走过了那一段新旧交替的动荡季节，逐步走向稳定，矛盾仍旧是有，家庭中男女两性的地位，依旧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平等，可两性的关系，到底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搓麻将买菜带孩子的太太，取代了轰轰烈烈去恋爱去革命的女学生，成为社会坚实的栋梁。女人之间的安慰，也还是有，但大多点到为止。那种相濡以沫的姐妹情谊，更像是现在“闺蜜”间的相互喜爱。于是，五四时代的女子同性恋爱风，便渐渐消歇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