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古代如何防止“高考移民”
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七月的一天，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帝已经六十七岁了，但一点也不糊涂，精力也好。他在宫内接见浙江解饷官绍兴府通判张廷泰。通判，只是一个正六品官，能得见天颜，可谓皇恩浩荡了。
可麻烦就出在皇恩浩荡上，最高领导人照例会问地方官的籍贯、出身、履历等等以示亲切关怀。张回答说他是顺天府人氏（今北京），可精明的乾隆帝听出了绍兴口音。这在当时是大事。一则本地人在本地当官，违反回避制度；二是张某可能是冒顺天府籍在京师参加的科考。尽管张廷泰回奏：“幼曾随父至绍兴住居数年，遂习其土音。”乾隆还是大怒，下旨曰：“顺天应试，例有审音御史、验看月官，则特派九卿、科道，皆宜悉心询察。且朕于各官引见，奏对履历，为时无几，尚能辨其语音。诸臣审音验看时，如果留心听察，南北音声无难立辨。皆由诸臣视此等事不以为意，遂至混淆莫辨，殊失敬事之义。”意思是说，我就凭两句话听出了张某说的是南方口音，你们那些“审音御史”是吃干饭的吗？
何谓“审音御史”呢？这是专门为打击“科考移民”，即“冒籍”而设置的。
古代中国十分重视籍贯，即使是父祖做大官，其子弟依然要回原籍参加科考（有国子监生员的资格可以在顺天府参加乡试）。清朝对考试报名地点有严格规定，祖父在某地入籍在二十年以上，当地有祖坟、田产、住宅，才能在当地报名应试，后来改为考生本人入籍二十年以上方准应试。朝廷如此防范“冒籍”乃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平衡大一统帝国各地的利益，维护政治稳定。
宋代已出台措施防止“冒籍”，但由于当时版图没有明清两代大，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相对平衡，因此这一规定并不十分严厉。到了明、清两代就不一样了，帝国疆域广阔，士子众多，而各地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对某些地方进行政策性倾斜是必要的。邓云乡在《清代八股文》中介绍：“举人各省均有定案。一般只一百几十或零几名，因此文化发达的省份和文化较差的边远省份，在考试难易上大不相同，在程度上也不大一样。像江南江宁试场（即贡院）、浙江杭州等试场，都一万多号舍，应试者都过万人……边远省份，参试者少，中试名额亦少。如贵州中额三十六，甘肃中额三十，参试者人数与中试名额比例，大省如顺天、江南（包括江苏十之六、安徽十之四）、浙江、福建等，大约均是百分之一强的机会，即一百零几名中才能取中一人。”
边远省份虽然录取名额少，但参加考试的人也少，而且教育不发达，像江浙一带文风鼎盛地区的士子“冒籍”应考，显然比在本省把握大得多。而首都所在的直隶省，得到朝廷的照顾，其录取名额和江、浙同为最多的地区，其本地士子的考试水平不如江浙等省，这也是江南士子喜欢在冒顺天籍的原因。
不仅仅是考举人的乡试，即便是科考的最低阶梯——考生员（即秀才），也难易程度不一样。齐如山先生说他的家乡直隶高阳，文风盛时，三十余名童生才取一名生员，而同一省的涞源，常常考生还不够应录取的名额，基本上能把前两行八股文写顺溜就可以中秀才。由于生员录取是以县为单位，童生们彼此熟悉，要“冒籍”很容易被人告发。而且考秀才有“作保”制度，考生拿钱请“廪生”（生员的一种，可以在政府领粮食，相当于公费生）作保人，考试前考官点完考生名后，再叫“某人保”，作保之廪生必须应声“某人保”，一旦“冒籍”事发，作保的廪生也会被革去功名。
乡试以省为单位，而且考取举人的利益更大，那么防范“冒籍”则难度更大，只能用严刑峻法待之。据明末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明朝对冒籍处罚非常严厉。万历十三年（一五八五年）乙酉科顺天乡试后，冒籍之说纷起，给事中查明冯诗等八名浙江士子冒籍在顺天考试，奉旨查办，将冯诗等二人枷示于顺天府前，和其他六人都发配为民，禁锢终身，即终身剥夺考试资格。八人中有名史纪纯者，他父亲是翰林编修，也被革职。一干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不过王朝处罚冒籍有如松紧带，不同皇帝在位，其严厉程度不一样。嘉靖年间有个超级考试牛人、浙江绍兴籍的陶大顺，冒籍顺天考了个经魁（前五名），这也发挥太好了，太扎眼了，被人告发，剥夺举人资格。不过这次朝廷很仁慈，没取消他日后的考试资格，过了几年他在浙江乡试中考了第四名，紧接着登乙丑科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专司纪检监察的中纪委副书记。
明亡清兴后，冒籍的这种把戏仍然时有发生，清朝打击“冒籍”一如明代那样严厉，到了康熙年间，开始对考生“审音”，凭其口音查是否冒籍。到了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在顺天乡试时，朝廷特派满、汉御史各一人参与“审音”，被称为“审音御史”。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那些冒籍者的父祖，多半是有能量的官员，“审音御史”往往睁只眼闭只眼，送顺水人情。于是就出现了乾隆爷痛斥审音御史“殊失敬事之义”一幕。
